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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霆迟疑了一下，从昨天到今天他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蔡锷是军事家，有能力统帅一个师团的兵力，而韦汝聰之前负责的三十七师虽然也有两万多人，可毕竟只是一个师部级作战单位，比起师团的战略层面要小的多。把韦汝聰调到第七师团担任总司令，这已经有点“蜀中无大将”的感觉，而韦汝聰离任之后三十七师的师长人选更纠结。
他一直很欣赏黄埔系的军官，因为这些热血青年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在政治层面上也有绝对的忠臣，只可惜黄埔系实在太年轻了。
“调龙济光到师部代理师长，四十九旅由陈铭枢代理旅长。”沉默片刻之后他最终说道，这件事不能犹豫，该提拔的人必须提拔起来，该培养的人也必须培养起来。
“明白了。”邓铿点了点头说道。
“国防大学的筹备到什么阶段了？”吴绍霆刚刚坐下来，看到办公桌上放着蔡锷临走前整理的国防军组建计划书，不由的又联想到国防大学的事。这两件未必没有联系，国防军是新型的作战部队，必然要发展成精锐中的精锐，在将领这一层面就不能像南方联军那么随便，一定要做到镀金之后再精挑细选。
“校舍第一期已经完工，不过筹备委员会目前只安排了几个陆军科目的师资，如果要开课的话暂时只能招募不到一百名的学员。委员会前几天刚刚做了汇报，所有师资的到位预计还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邓铿汇报道。
“教官、教授就这么难找？”吴绍霆有些生气的问道，他不知道筹备委员会到底有没有在办实事，自己可是对国防大学抱有有很大的期望。
“霆帅，筹备委员会知道国防大学旨在培养高级将官，所以对师资的情况不敢怠慢。按照筹备委员会之前的惯例，所有受聘的教官、教授都必须经过已经获聘的教职人员推荐，并且还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这个过程是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在这方面的进展不是很快。”邓铿解释道。
“既然如此，那就着手计划开几个试验班，总不能一直无所事事。试验班的学员从各地驻防部队，以及云南讲武堂、广州黄埔军校同年毕业的学员中安排推荐和自荐。教学的方式由校方尽快拟定，然后拿给我看一看。”吴绍霆闷着脸色说道，他虽然相信慢工出细活，可是国防大学总要一点点的探索，而探索的开始索性就从试验班来。
“我会通知下去。”邓铿说道。
“行了，你先去忙吧。”吴绍霆点了点头。
等到邓铿退出之后，吴绍霆拿起蔡锷的国防军编练计划书，仔细翻看了起来。
蔡锷在计划书里详细陈述编练国防军的几个阶段，既然国防军要做与地方军不同，并且又要具备超过地方军的素质和战斗力，首先要建立良好的兵源体系。第一阶段正是要完善各地预备役司令部和新兵营中心，做到每一座大城都有预备役兵营或者兵站，同用兵源却不同管理制度，可在每一处预备役兵营里另开特训营。
按照蔡锷的设想，特训营比普通预备役、新兵营的训练时间多出六个星期，主要用来强化基础体能、提高文化素质以及培养政治思想。入选特训营以推荐和自荐为主，经过文化和体能的筛选即可入营。但并非每一名入营的新兵都能合格达标，所有人都要经过最后的考核，不合格者一律调回本部。
虽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训练工程，不过极大的保证国防军士兵的素质和政治态度，再复杂再大的投入都值得。再者因为是新兵营和预备役同时开训，所以一旦着手筹建国防军，兵员可以在最短时间达到最大化调用，用不了多久就能形成规模。
第二阶段是军官和治理，在计划书中蔡锷没有说得太过详细，不过吴绍霆很快还是参悟了过来。军官和治理之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军官是治理军队的人，军队能治理成什么样子全靠军官的素质。
蔡锷的中心思想是要保证国防军的军官都经过军校的栽培，他认为军校教给军官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军学理论，而是思想作风和政治信仰。同时执政府也能利用军校做为调控的方式，向军官学员宣扬主义和忠诚。
在军校的运用上，蔡锷详细的阐述了以南宁陆军小学、桂林陆军中学、四川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马尾船政学堂以及国防大学七所南方军事院校的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以七所军事院校为中心的国防训练体系。
在整个国防训练体系中，吴绍霆发现蔡锷一直在强调“严明”、“自悟”、“自律”、“纯正思想”这四个方面，讲究让学员自己领悟忠于政府、忠于国家的思想，并以思想完成严谨的自律。所有外部输入的思想主义都只能成为引导，真正还是要让学员自愿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支持国家和政府的指挥，也能培养出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让吴绍霆颇有感慨的，是蔡锷针对前两个阶段写下的一句总结之言：“国防军与地方军队最大之差异，是于全军上下，不论司令士官，不论兵士杂役，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荣誉价值观和理解军人使命的真谛。”
荣誉和使命是改变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因素，更是从精神层面强化军队战斗力的良药。
吴绍霆接着看下去，在有了士兵和军官的基础，国防军重要的还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尽管编练国防军是一项长期的、大型的军事任务，可是蔡锷坚持认为一定要在长江战略期间，将一部分国防军投入战场加以磨砺。战场是检验军队的最终考场，蔡锷不在乎国防军能在实战中领悟多少作战经验，要的是通过硝烟和鲜血的洗礼，把国防军的弱点、缺点以及其他所有不足之处都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加以改进。
吴绍霆忽然觉得蔡锷所设想的国防军并非是一支新练部队，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军事理念，最终中华民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按照这种理念来衍生和拓展。
在计划书的最后，蔡锷在做出了一系列的预计，包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国防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建制，并在十月之前投入长江战略的后期战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国防军将陆续完成三十个师的编制，再经过一年时间转化大部分地方部队，组建五十个国防师的番号。
看完整个计划书，吴绍霆感触很多，不过他不会全部按照蔡锷的思路来办国防军。他之所以另外筹建与南方联军截然不同的国防军，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组建一支听命于执政府的武装力量，仅仅是要借助国防军的影响力在长江战略结束之后，针对统一南北各省地方武装埋下一个名份。
他不可能让广东、福建这些嫡系部队去扫荡各省不服气的军阀势力，因为粤军、闽军本身是地方武装，在南方的格局里可以任意施展拳脚，可上升到全国层次总是要顾虑的更多。有了国防军这个口实，对地方军阀下手那就顺理成章，一方面消除他吴绍霆的军阀气息，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加壮大执政府的声威。
他不会走北洋政府的老路子，也不会走未来蒋委员长的老路子，既然有了历史的先见之明，理所当然要规避那些错误。
虽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治病，不过国防军的计划还是一步一步展开，单单前面的路子都需要花大功夫铺垫。几天之后，吴绍霆亲自主持参谋长大会，在商议长江战略的出兵计划之余，也交代了国防军的筹备工作。
从六月下旬开始，南方的声音渐渐从执政府身上转移，很快就有人从重庆的动态上看出南方即将再次拉开战火。首当其冲的湖北人心惶惶，每日电报往来都离不开“危急”之词。而早在六月上旬，国防部定下长江战略的规划之后，不仅重庆有动作，其他地方也在冥冥之中开始按部就班。
四川省的动作最大，省内川军、滇军、黔军、粤军都有，四川大战结束之后仅仅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的安宁，随后各种调动各种命令接踵而来。
熊克武虽然并不想参加对湖北的用兵，毕竟这已经没有太多利益可图，可是一方面迫于手下的压力，一方面又迫于执政府的压力，多少还是要做出点动作。
在蔡锷东渡日本之后，几乎南方的军权彻底掌握在吴绍霆一人手里，熊克武更加感到压力的倍增，不得不调遣第二师赶赴重庆，与第七师团会合。
受到熊克武的影响，刘存厚也硬着头皮做出反应，在重庆忙上忙下帮助第七师团筹备军用物资。当韦汝聰上任第七师团时，刘存厚几乎每天都要与韦汝聰见上一面，大放厥词扬言一旦开战，川军将紧随步伐出兵省外。
韦汝聰根本没有多余的功夫理会刘存厚，他肩膀上的压力不小，第七师团三个师将近三万人的编制，人生地不熟需要花大功夫去适应和了解。他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相信七月之前南北第二轮交手就会打响，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中华民国各届政府省制
省的名称是沿用元代制度而来。元在全国设立11个“行中书省”，作为中央政府（“中书省”）的派出机构。明清均沿用元制。“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
民国初年，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与清末相同，设立22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这些特别行政区由于政治、历史和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因而政制的采择亦较特殊。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部分特别行政区先后改为省。
1。北洋政府的省制
省的行政长官原先名称不一。至1913年1月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才统一称作民政长，其行政机关为省行政公署。民政长由中央任命，总理全省政务。开始时，不少省的民政长由都督兼任，其后，袁世凯为不使地方军事都督控制地方行政，便逐步任命文官充当民政长，削弱都督权势，但实效不显。行政公署的组织机构为一处（总务）四司（内务、财政、教育、实业），机构及职官设置均较简约，规定整个行政公署的员额除司长外不得过6o人。1914年5月颁布的《省官制》，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行政公署亦改称巡按使署。《省官制》对省行政长官的职权作了具体规定，巡按使管辖全省民政和警备、巡防武装；依据法律
、教令得布省令或省单行章程，但不得与现行法令抵触；受政府特别委任监督全省财政和司法行政，考核财政和司法官吏。黎元洪继袁世凯为大总统后，除于1917年9月改巡按使为省长，巡按使署为省长公署外，制度基本未变。省长公署的机构设置为一政务厅，下辖总务、内务、教育、实业四科，科以下又设课或股。
北洋政府时期省制中有一奇特现象，即中央政府在各省设立行政机关直接主管省内的某些重大行政业务。如1914年9月在各省设财政厅，直辖于国务院财政部，厅长由财政部提请大总统任命，厅长的职位有法律予以特殊保障，以便使他在省内行使职权。实行这一制度后，各省财政（包括税收、行政经费、预算决算等）便直接操之于中央财政部，省只能进行监督而不能指挥其业务。1917年9月，教育部提出在各省设教育厅，使各省教育独立，教育厅直隶于教育部。随后，农商部亦呈请在各省设立实业厅，实行经济行政独立。这些制度的推行，目的在地方军阀割据状态下，使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大军阀确保“国家”权力的行使。但由于这些厅的厅长，是
在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下工作，如得不到省内势力的合作便无法在当地立足，因而机构虽设而窒碍甚多，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又加上财政与实业两厅厅长职位均为肥缺，地方军阀势在必争，常指定亲信人物逼财政部与农商部向总统提名请委，有关的部实际上无法过问。
省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省立法机关。辛亥革命后各省临时立法机关极不一致。至1913年4月，颁布《省议会暂行法》，各省遂先后成立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其名额依《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的规定为：
直隶184奉天64吉林4o黑龙江4o江苏16o安徽1o8江西14o
浙江152福建96湖北1o4湖南1o8山东132河南128山西112
陕西84甘肃56新疆4o四川14o广东12o广西76云南88
贵州52
直隶省包括顺天府，故直隶省习称顺直省。上表中直隶省也包括热河与察哈尔两地区。
选举方法采间接选举制，分初选与复选。初选以县为单位进行，初选选出之人，才是真正选举省议员之人。选举人资格与国会议员的选举资格相同，即：一、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者；二、有值5oo元以上不动产者；三、有小学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者；四、年满21岁以上之男子；五、在选举区内居住满2年者。被选人资格规定应年满25岁以上，比选举人之年龄要求大4岁。复选结果，由选举监督通知当选人。当选人接通知后，应于2o日内答复是否愿意担任省议员，逾期不答，即表示不愿担任。凡答复愿意担任的人，即给予省议员证书，为省议员。
省议员任期3年，连选可以连任。省议员不得同时作国会议员，亦不得兼任行政官吏。
省议会每年举行1次，每次会期为6o天，必要时得延长，但最多不能过8o天。省议会开会时通常准许外人旁听。省议会的职权有三项：一、议决权（省单行条例、省预算决算、省税、省债、省财产的处理等），二、监督权（受理人民行政诉愿，对违法省行政长官提出弹劾，对违法纳贿的省内官吏提请省行政长官重办，对本省行政事项提出质问书）；三、建议权，包括提出行政性建议及答复省行政长官的咨询。省议会的决议咨送省行政长官公布执行，省行政长官如认为议决不当，可于5日内咨请省议会复议；如认为议决案违背现行法律，可咨达省议会撤销该项决议。
省行政机关对省立法机关的这种制约措施，省立法机关对此亦可进行反制约，即向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提出诉讼。
1913年6月，资产阶级革命派起反袁“二次革命”，以江西省为义地区。袁世凯一边派兵镇压，一边着手摧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8月6日，袁世凯下令解散江西省议会，并停止用兵各省的省议会。8日，解散广东省议会。16日，又解散湖南省议会。“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后，袁世凯于11月悍然下令取消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和各省议会议员资格，接着又因候补议员中多数为国民党员便又下令国民党籍的候补议员资格亦被取消，致使国会与省议会均因不满法定人数而不能正式开会议事。
1914年1月1o日，袁世凯宣布停止国会议员职务，2月28日，又下令解散各省省议会。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1916年8月1日重开国会后，于同月14日令各省省议会应于1o月1日由各省行政长官召集复会，但各省议会并未完全恢复。即使恢复了的省议会，也往往出于地方军阀的需要，成为他们封建割据的工具。
2。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省制
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宣告成立后，同日即公布《省政府组织法》，全文共1o条。当时国民政府仅辖有广东一省，因而这部法律开始只在广东实行。7月3日，广东省政府依法成立。《省政府组织法》是革命政权初造时的第一个关于地方制度的法律，它体现了以下两项重要原则：
党治原则。和国民政府一样，省政府也是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权机构，组织法第一条即规定：“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之下，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国民党当时是一个革命政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而规定了党治原则后便使得广东省政府与北洋政府下的省政府从根本性质上区分了开来。以后，省政府组织法有所修改，但党治的基本原则未变。1926年11月的修正条文为：“省政府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下受国民政府命令管理全省事务”，将原来的“中国国民党指导监督”进一步具体化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省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表明在革命迅推进的形势下（北伐战争当时已推进到了长江流域）各省情形千差万别，有必要突出国民党省党部对于本省行政和政务的指导监督作用，以适应革命形势展的需要。
合议制原则。以前的省政府，均采用民政长官或省长的长官制，长官个人决定一切。广州国民政府的《省政府组织法》则与前不同，规定了省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定。政务的方法均采合议制。省政府以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各厅组成之。各厅设厅长1人，联合组成省务会议，并选举1人为主席。这表明了省的行政长官不称省长，而称省主席：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而是由省务会议就各厅厅长中自己选举产生。由于省务会议的成员均为厅长，此外没有不兼任厅长的成员，因而从他们当中选出的省主席便必得兼某一厅厅长，这对于后来省务日益繁忙的形势是不适应的。于是1926年11月便对此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