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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对柳的脱颖而出所起的作用犹如舞台之于演员，这一点现在应该已经可以取得共识。清末民初一帮吴中文人偶然兴会所至、诗酒风流的一番即兴表演，竟然始料未及地让他们中间那位热爱表演艺术，且素怀大志的年轻人迅速走红。与此同时，另一出争夺社内领导权的闹剧台上台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之中。有迹象表明，早在首次虎丘雅集前的筹划、准备阶段，柳对未来组织的人事安排似乎就已有了某种大胆的设想。而作为共同发起人的陈去病的谦让与高天梅的临时因故缺席，显得更像是天赐良机或西学概念上的“运命使然”。在推倒帝制前的中国，由于知识阶层一向严于恪守温良恭俭让的古训不敢逾雷池半步，一个不拘形骸，敢于自我炒作的人因此反倒更有可能赢得公众的钦佩与推崇。尽管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柳当年在权力领域里的一番作为还远称不上是此道高手，但至少有两件事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做得相当漂亮。一是借论诗观点不合突然表现出的那场倒地大哭，让同道中人初次领教了他死缠烂打的独门功夫。二是不失时机对自己社内的主要政治对手高天梅别有用心地攻击，会前会后均公开扬言“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增檄不来了”。事实证明，这些有力措施对当时柳的被成功推上南社的主要领导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这么做对曾经作为他政治老师和革命引路人的陈与高来说未免有欠厚道。以至几十年后出版的《南社史料》一书在谈到这一事件时，作者郑逸梅尚为之忿忿不平，并驳斥道：“亚子这句话，未免把天梅说得太胆怯了”。他所持的一个颇令人信服的理由是：当时与会者中的诸贞壮、胡粟长两位均为江苏巡抚旗人瑞方幕中红人，如果说真的要有什么风险与政治压力的话，诸、胡二位又何以会毫无顾忌，欣然赴会？
不幸的是，在如愿以偿取得对南社的控制地位后，我们将看到柳并未就此敛手。相反，以一种更大的热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成为最初几年他除写诗酗酒外最为狂热的一项嗜好。由于当时社刊的文选编辑陈去病与诗选编辑高天梅在社内的威望均高于他，上任不久柳即以校对马虎，编排杂乱等借口将上述两人双双罢免，应该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几年后自觉地位已经巩固，更是极力主张对社内原先颇具民主意味的章程制度进行彻底修改，由分工负责的“三头制改一头制”，并公然宣称：“我觉得南社的编辑事情，老实说，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到相当的人来担当的”。“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这似乎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假如半个世纪后中国地方政府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想要寻找门派宗主的话，一九一二年在上海寓园南社第七次雅集上傲慢自矜，口吐狂言的柳倒是个不错的人选。尤为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当天晚些时候大会进人表决程序时，由于柳的提案为到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所断然否认，勃然作怒之余竟当场以退社相胁，并不顾诸多朋友同志劝阻，于次日在上海的各大媒体上公开发表了正式退社的声明。这一事件也许表明，在柳亚子的政治学与行为学中，个人意志永远是第一位的，而所谓的社会、团体、政党、宗派不过仅仅作为它的载体。如果彼此相谐，他的才具和热情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反之则水火不容，就算不与你兵戈相见，起码也会立刻成为他那著名的大牌牢骚发泄的对象。两年后当以大局为重的南社设法主动与柳妥协时，我们将看到得意非凡的柳开出的条件甚至较原先更为苛刻：社内设主任制，由他担任。编辑、书记、会计等职一律由选举制改为主任委派，必要时甚至可以由主任自己兼任。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士意外，这场斗争后来以党内同人屈服，柳踌躇满志重返盟主宝座而告结束。
那么，又何以如此？ 问题又究竟出在哪里呢？ 谁也无法论定。一种说法是当时南社高层大多身羁要务，余者或嗜酒如命，或醉心著述不暇他顾。就拿我们熟悉的高天梅与陈巢南来说，一个是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会长，一个在杭州身兼两家报纸《越铎日报》《平民日报》的主编，惟有柳是能够有条件将时间精力全部都投入社务的人。另外，以每年数集的速度出版的社刊，在经济上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柳家厚实的家底应该可以从容应付这些开销。在当时情况下，这一点估计也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总之，真正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柳的霸道与咄咄逼人。对于那些熟悉他了解他的朋友来说，柳一向就是这么个人，“善怒能狂”“唯我独尊”。而我们后来的各类历史读物之所以乐于将他定位于著名民主斗士，多半是因为政治上的急功近利或某种短视…比如柳一生中与蒋介石的恩怨龃龉，以及对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不满等等。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四九年春天在北京，当他突然以自己的惯用武器…他有名的牢骚一一来向毛泽东叫板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很多同志都要为此感到震惊和愤怒了。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3）
早在登上泊于黄浦江边那条外国轮船拜见革命领袖孙中山前的少年时期，柳充满幻想与诗意的头脑似乎就已描绘过类似三顾茅庐或渭水垂钓这样令人神往的图景。没有任何纪录能告诉我们两人初次会面的真实情况，从这以后柳对此事一直讳奠如深这一点来看，估计当时孙对自己面前这位锋芒毕露、期期艾艾的慕名来访者并没留下多深的印象。六年后当刚宣布退出南社，意兴萧疏的柳经雷铁涯引荐出任孙的古文秘书一职，其时已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政务繁重，百废待兴的孙对后者自负的才具同样也并无格外借重之意。甚至费煞柳一番心思的“前发齐额，后发披肩，穿一领大红斗篷”这样的另类打扮，孙接见时居然也一概置若罔闻，仅寒喧几句后就以他事要处理为由端茶送客。这一切当然有理由让柳感到沮丧与不满一一准确点的说法是引得他的牢骚再度发作。仅仅三天以后，我们兴冲冲前来打算兼济天下的二十世纪的诸葛亮与姜子牙就一怒之下托病辞职，扬言要回分湖去退隐读书，独善其身了。相比于三十七年后在北京上书毛泽东的那场闹剧，这次的勃然作怒非常显得像是一次预演。不仅剧情与演技雷同不说，连所呈诗的诗题中都有“感事”“分湖”这样的字样。所不同的也许仅仅是：善持宽恕之道的孙对此不过一笑了之，而生性同样刚猛的毛却展示其政治手腕将柳好好教训了一顿。
大约正是在这前后，一个以“青凹”为笔名的政论作家开始在《天铎报》《民生日报》《太平洋报》等沪埠大报的头版上频频出现，才情纵横，言词激烈，笔锋瞄准孙当时打算争取的统战对象…一位手中握有重兵的鹰派人物袁世凯。尽管不久后当圈内人士知悉此人即是宣称已去家乡归隐的柳亚子时不免都大感意外，但他们仍然无法断定柳对袁这种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憎恶与痛击的耀眼火光里，是否含有某种个人意气的成分一一借此宣泄对孙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年后他与苏曼殊、朱少屏、叶楚伧等支持他的南社旧党在上海的秦楼楚馆吃花酒、捧戏子的胡闹场面却货真价实，向公众真实展示一个政治失意者内心难以排遣的寂寥与愁闷。也许，像柳亚子这类满心打算成为政治家的文人们的一个性格通病是：他们往往自以为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赋，结果却连自己的行为也治理不了。他的后辈亲戚徐孝穆或许正是鉴于柳的这种时而亢奋、时而颓废的人生态度，私下里一直将他戏称为“神经病患者”。
此后十年柳的牢骚频频加剧，这位自比贾谊、严光、王粲、陈琳、辛弃疾、龚自珍的自觉怀才不遇的江南名士，使酒骂座，寻花问柳，“与里人顾悼秋、凌昭懿、沈剑双辈结为酒社，狂歌痛饮，滚跳在瓦砾场上，以至腿部受伤。”（柳无忌《柳亚子年表》）此前在与南社要人高吹万、姚石子等泛舟杭州西湖时，更是“狂态毕露，先是抚膺痛哭，襟袖俱湿，继而要跳入西湖，效屈原自尽汩罗”。（李海珉《柳亚子》）作为其中一个几近癫狂的高潮是一九一七年与同社社友、诗人朱鸳雏的那场令路人侧目的公案。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朱仅仅因为在对宋诗的评价上与柳持不同观点，竟被认为有意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柳擅用手中权力将其开除出社，以至自尊倔强的朱愧愤交加，结郁成疾，没过两年就黯然辞世。事后柳虽然在悼念文章里自承“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但深藏在民主外衣内的暴力躯体一旦在现实中原形毕露，引发普遍的抗议与声讨恐怕也就在所难免。在当年的南社大会上柳的主任一职宣布落选，应该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另外，仅就处理问题方法的粗暴以及手段上的残酷无情而论，也许明眼人不难瞧出，这与五十年代中期发生在中国文坛的评《红楼梦》，大鸣大放等触目惊心的事件，也颇多可以细加参照印证之处。
柳亚子在他三十岁到四十岁时的一个想法是：效法战国时期的著名贤者信陵君门下畜养食客三千，高歌痛饮，醉死梦死，“谁使英雄无用武，翻投酒国作宾氓”或者“疏狂便合称名士，慷慨何由老霸才”，这显然就是他当时为自己的消极人生形象开脱时所持的理由。那些年头有人时常看见他身穿一件年久色泛的旧花呢黄色长袍，眼镜手杖，礼帽布鞋，乘坐一辆他素所喜欢的黄包车，在被他改名为梨花里的黎里小镇上行色匆匆，不是赴宴观剧就是赶着去校他主编的《新黎里报》的社论大样，或搜胪寻访他嗜好的新发现的吴江文献。由于双目近视得实在厉害，他的诗友兼生平知己朱少屏每逢这种时候便主动扮演了仆人的角色。作于那阶段的《吴根越角诗余》《迷楼集》《分湖归隐图》等无不印有他当时生活和思想的真实痕迹。假如柳能终其一生维持着这样著书立学、诗酒风流的名士形象不变，倒也并非是件坏事，就算有违初衷，无缘匡扶社稷，至少他的艺术天赋和精神品格足以令后人仰慕，并在文学史上被固定下来。
然而正在这时，在酒精与丝竹中昏睡的另一个柳亚子突然又醒来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当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湖红船上召开成立大会，颓唐疏狂的柳尚在距此不远处的嘉善西塘乐国酒家与一帮新老酒友聚饮轰谈，狂歌酬唱。如果翻检汇集这次同人雅集的诗歌专集《乐国吟》，就会发现其中光柳的个人应景之作就有三百首之多。是什么使他在短期内又对政治与暴力革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根据柳无忌在为其父所作的年表里披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布尔塞维克主张武力夺取政权的新奇理论，与柳内心崇尚权力、习惯通过极端手段解决客观事物矛盾的思想几乎一拍即合。此后不久柳突然申请加入在苏俄指导下改组的新国民党，并从此热心党务，不妨看作他再次打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显身手，致君舜尧的一个明确信号。与此同时他振臂一呼组织发起新南社，争取到廖仲恺、何香凝夫妇、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邵力子等知名人物参加，走的依稀还是当年吴梅村出山前召开复社大会，隐隐以在野党领袖自居，谋取政治上的更大资本与利益的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策略相当成功。一年后的一九二五年他欣然出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更是在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被推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无不预示着这位自命有宰辅之才，感慨时运不济的人物在权力的阶梯上正一步步逼近他梦想中的高度。也许，对于作为政治家的柳亚子来说，一九二六年五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如同当年孙中山的浑浑噩噩、有眼无珠一样，当时国民党内的第一号实权人物蒋介石对柳自觉惊人的政治才华同样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这不免使他的热情与信心再次遭受到重大打击。在以政事为由主动约见蒋理论一番依然未果后，衔恨而去的柳当晚即神秘地出现在中共高层人士、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的恽代英家的客厅里，极力建议后者立即采用极端手段杀蒋举事。据首次披载此事的陈迩冬先生《一代风骚》一文介绍，柳献计除蒋一事系柳生前亲口对自己所说。可以想见．这样的荒谬计划理所当然为其时正打算与国民党全面合作的中共方面所拒绝。据说恽当时甚至还这样开玩笑地对柳说：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过激呢！（柳无忌《柳亚子年表》）从后来恽逝世柳所作悼诗自注里有“余在广州，曾建议非常骇人之事，君不能用”这样的用语来推断，此则传闻应该不是出于什么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这次乘兴而去、败兴而归的会议的某个间隙，两位相互慕名已久的诗人一一柳亚子与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在珠江边的一间茶楼上初次晤面，并畅叙平生。相同的个性、志向、政见、才情以及书生意气，这是他们此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的基础与养料。从柳抗战期间赠毛诗中“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以及毛柳唱和中著名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等诗句来看，这次意外会晤在两人内心似乎均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印象。当时刚满四十的柳也许因为年龄上比毛大了六岁，参加革命的资历也自觉较毛为早，言语之间不免时时以兄长自居。前述陈迩冬文也谈到会面中柳在毛同样拒绝了他主张杀蒋的建议后，曾扬言“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要上当的！”口气中不无斥责与教训之意。二十年后在重庆重逢时两人友情关系上大约也是如此定位，这方面前文提到的出自著名篆刻家曹立庵之手，其时柳已正式开始使用的“兄事弟畜”“大儿小儿”的两方印章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前在柳所作《怀人四截》一诗中，他甚至还运用战国毛遂的典故将毛比作自己的门生：“平原门下亦平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台旗鼓看毛郎”。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内政治版图上尚处于弱势，这样的夸夸其谈倒也无人与他较真。等到在一九四九年春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北京依然狂态不改，咄咄逼人，恐怕就显得有些不自量力和有欠周详了。从事件后来的发展与结果来看，尽管柳对毛权威的冒犯表面上看并没受到任何惩罚，但一个扬言要回家归隐的人终其一生不得不老老实实呆在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已经宣告了柳的失败。
第四部分柳亚子的牢骚（4）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柳亚子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一一在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创办的国难救护队的队伍中，在国民政府缉捕赤色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爱国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演讲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柳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何香凝、蔡元培、茅盾、郭沫若、马寅初、廖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南京政府与延安红色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彼此对立的政治势力都想要争取与拉拢的对象。由于柳与蒋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西北的红色根据地也就理所当然。一九二二年以后“独拜弥天马克思”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柳毛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柳一生崇尚暴力革命的心志由毛手中的铁锤镰刀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毛对柳的推崇既有后辈诗人对前辈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