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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三侠五义》的人物形象奕奕有神，个性突出，性格发展相当鲜明；情
节离奇曲折，环环相扣；语言通俗生动，简炼多采，因此很能引人入胜。
这一时期还有两部思想内容落后甚至反动，但艺术性较高的小说，这就
是俞万春的《荡寇志》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前者又名《结水浒传》，
为金圣叹所传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续书，但以“尊王灭寇”为主旨，立意
与《水浒传》恰恰相反。写退职军官陈希真父女被“奸臣逼迫”，落草猿臂
寨，但专与水浒寨作对，后被朝廷录用，在张叔夜的统率下，“平灭梁山文
武”。该书把梁山英雄诬蔑为“杀人越货”、“罪大恶极”的强盗，认为必
须斩尽杀绝，表现了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因此受到反动统治者的称赞。
它完成于1847年，刊行于1851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时。1860年太
平军攻下苏州，曾烧毁它的书版。但太平天国失败不久，又被重新刻印。《荡
寇志》很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写得有血有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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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情节的变化和细节的描写；文字很有功力，艺术技巧较高。
后者又名《金玉缘》，属于侠义言情小说，笔墨模仿《红楼梦》，思想
却与《红楼梦》背道而驰。它以显宦公子安骥和侠女何玉凤（十三妹）、民
女张金凤的“金玉姻缘”为线索，描写一个“五伦兼备”的封建家庭的发迹
史，表现“作善降祥”的思想观念。书中的安骥和贾宝玉截然不同，他和二
女结成美满婚姻，并在二女的护持下读书做官，步步高升，最后位极人臣。
他们三人都恪守封建伦理道德，所以成就了一番效忠朝廷的 “儿女英雄事
业”。小说虽然对贪赃枉法、科场舞弊等封建社会弊端有所揭露和批评，但
总的倾向是在封建社会行将崩溃的时候美化封建制度，宣扬遵循封建秩序、
获得荣华富贵的封建理想。《儿女英雄传》用纯正、精到的北京口语写成，
很富魅力。头绪繁多，场景壮阔，但叙事清晰，有条不紊。人物形象，栩栩
如生，尤以前12回中的十三妹何玉凤最为鲜明生动，“悦来店”、“能仁寺”
几段故事把她的侠义柔肠刻画得淋漓尽致。由于这部书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
高的成就，所以能广泛流传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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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1）“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但同时民族
危机也在越来越加深。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震动，中
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亡国之祸，于是以救亡图强为宗旨的维新变法思潮，迅
速取代洋务运动而形成为相当广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化运
动。“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就是改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界革命”的口号是在1896年至1897年间由夏曾佑、谭嗣同等人首
先提出的，并试作新诗。当时所谓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自
表异”，借用某些宗教教义牵强附会地表达变革的要求。这些诗往往是科学
名词、宗教名词和外来语音译词杂糅，使人“无从臆解”。如谭嗣同的《金
陵听说法》三首之一：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
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
掌中论。
其中“卖人子”一典出自《新约》：“喀私德”为英语Caste的译音，
指印度封建社会把人分成几个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
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都是佛家语。这
首诗旨在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议会制的向往；然而正如梁启超后来所批
评的，“经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成了“七字之语录，而不甚肖
诗矣”。虽然这类诗歌并不成功，但仍然体现了改良派对新文学的热情追求，
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作为“诗界革命”一面旗帜的，是晚清时期继龚自珍后最杰出的诗人黄
遵宪。他年轻时就有“改革诗体之志”。早在1868年他21岁时便提倡“我
手写我口”（《杂感》）。随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确立，他的
诗歌理论也逐渐成熟、深化。1891年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全面提出进
步的诗歌主张，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
则今之人亦何必于古人同？”即要求诗歌要为事而作，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
生活；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要去模仿古人。而在艺术表现上，黄遵宪
又主张继承和发展古代优秀传统，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
所历”，创造独特的、具有个性的风格：“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
为我之诗”。黄遵宪以自己的众多作品实践了自己的创作主张，成为“诗界
革命”的主将。
戊戍政变后，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主要组织者和理论家。他在日本
办报刊，大量发表新派诗人的作品，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诗界革命”的经
验教训。由于他的评论和鼓吹，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梁启超在1899年写的《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
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然后成其为诗。”1902年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
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
以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
这清楚地说明了所谓新派诗，就是要把西方的精神思想，使用新的语言，熔
铸进古人风格之中。尽管它属于文学改良的范畴，但在中国晚清诗歌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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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着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在推进“诗界革命”的同时，还发动了“文界革命”。虽然“文
界革命”的口号是在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的，但1896年他主
编《时务报》时便进行了散文改革。以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文界革命”，
是适应资产阶级的政治改良运动而产生的。它与居于封建文学正统地位的桐
城派古文对立，一反“代圣贤立言”文统，提倡“应于时势，发胸中所欲言”。
其内容为宣传维新派的主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学术文化，介绍西方资
产阶级学说和科学成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在形式上则废弃旧文
体，创造了饱含感情、平易畅达、半文半白、杂以俗语和外国语法的新文体。
裘廷梁在“文界革命”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维新变法前，就配合
改良派进行文化思想的宣传，尤其致力于提倡白话文，是《无锡白话报》的
主要创办者，还编印过《白话丛书》。1898年他在《苏报》上发表著名的《论
白话为维新之本》的论文，第一个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对白
话文运动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2）黄遵宪
康有为、丘逢甲、胡晓岑等都是积极参与诗界革命的新派诗人，创作成
就最高的，则是黄遵宪。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近世诗人，能熔
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市）人。出身于
由经商致富的封建官僚家庭。1876年中举，次年出国，先后曾任驻日使馆参
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到过二十
多个国家，广泛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
文化影响，主张变法维新。1895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为
首的强学会，与梁启超合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协助陈宝箴推行新政，为
海内瞩目。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放归乡里，但仍不忘国事，热心公益事业，
兴办新学。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另有
辑本 《人境庐集外诗辑》。
黄遵宪的大量诗歌描绘了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表现了关心
国家命运、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要求变法图强、批判封建腐朽势
力的维新思想，被人誉为“诗史”。如中法战争期间他写了《冯将军歌》，
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老将冯子材英勇善战、打击法国侵略者的业绩，称赞“道
咸以来无此捷”。中日甲午战争时，写了 《悲平壤》、《哀旅顺》、《哭威
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台湾行》等诗歌，
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这次战争的主要过程，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对
导致战争失败的清王朝官吏的昏庸无能给以无情的嘲讽。即使诗人被放归乡
里，当八国联军入侵时，还写下了《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闻
车驾西狩感赋》、《聂将军歌》、《群公》等诗，歌颂爱国将士和广大人民
的反抗斗争，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
为了鼓舞反侵略斗争，黄遵宪曾用通俗歌谣形式写了《出军歌》、《军
中歌》、《旋军歌》组诗。一共二十四首，每首末字联结起来，便成为“鼓
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等六句战
斗口号。每首诗都激昂慷慨，感人至深。如《军中歌》中的两首：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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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
阿娘牵裙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
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
这些诗在当时有很大鼓动作用。梁启超曾评论说：“其精神之雄壮、活
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
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黄遵宪还有《幼
稚园上学歌》十章、 《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也是以琅琅上口的歌谣
教育儿童爱国，与之相类。
诗人从年轻时起就用诗歌对封建守旧势力进行批判。现存诗集的第一首
诗《感怀》，讽刺“世儒”因循守旧，只会“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
不知“今昔奈势异”；他指出，“识时贵古今，通情贵阅世”，只有这样的
杰出人才，“独能救时弊”。后来他积极投身于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
他写了记叙戊戌政变的组诗《感事》。在诗中，痛斥顽固派是“贼”，袁世
凯“两端首鼠”，愤怒抨击专制统治者镇压维新派的血腥罪行。晚年写的《已
亥杂诗》，还在怀念在政变中死难的战友，坚持变法信念，宣传民主思想。
如：
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箧深韬袭，留付松阴后
辈看。
再如：
一夫奋臂万人呼，欲废称臣等废奴。民贵遂忘皇帝贵，莫将让国比
唐虞。
黄遵宪诗歌的另一方面的内容，是描写新的世界、新的事物、新的思想
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早在1877年至1881年任驻日使馆
参赞时，就以竹枝词的形式写了《日本杂事诗》，表现新事物，成为成功的
新派诗。如第23首写富士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莲峰涌出海东涛。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
未消。
再如第50首写日本医药和近代外科手术：
维摩丈室洁无尘，药鼎茶欧布置匀。刳肺剖心窥脏象，终输扁鹊见
垣人。
他描述异国风物的名诗很多，如《樱花歌》、《伦敦大雾行》、《苏彝
士河》、《新加坡杂诗》等等；还有些诗吟诵西方科学文明，如《今别离》
四首以乐府诗的形式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
件事，开辟了中国诗歌史上未曾有过的新领域。康有为称赞道：“精深华妙，
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 （《人境庐诗
草序》）梁启超说这类诗“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饮冰室诗话》）。
黄遵宪的诗歌内容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崭新的意境，但诗歌形式却是
传统的格调。虽然他的诗歌格律较疏，用韵不拘，还“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
法以入诗”，用散文化的句子叙事和议论，且不避方言俗语，有不少革新，
但并未对旧形式作实质性的突破。他成功地运用传统的诗歌形式来表现新见
闻、新思想、新文化，使新名词和旧格调相谐和。他的诗被人赞为“意境古
人所未有，而韵味乃醇古而独绝”，从而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但黄遵宪毕竟是个改良派诗人，他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对帝国主
义抱有幻想；既抨击封建腐朽势力的昏庸无能，又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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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的身上；既同情人民的疾苦，又咒骂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等人民
的正义斗争。他的诗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他对旧体诗的改革也是不彻
底的。由于要保持旧风格，也就要保存旧形式，加上受到拟古诗风的影响，
很多诗引经据典，堆砌典故，运用旧语词、旧句式，艰涩难懂，使诗体不能
彻底解放。尽管如此，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起着
积极的作用，是旧体诗向白话新诗过渡的一座桥梁。
（3）梁启超
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作为古文向现代白话散文过渡的桥梁，则是以梁
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
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儒家教育。1889年中举。翌年秋奉康有为为师，始
习经世济用之学，并协助康有为著书立说。1895年至北京参加会试，随康有
为发动各省应考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改良派救国纲领。时号“康梁”。后在
上海、湖南等地宣传变法。1898年春入京襄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发起戊戌
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以办报、著述为业，继续从事改良主义活动，鼓
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
良。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晚年脱离政界，致力于文化
教育事业，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全
力从事学术著作。一生著述约二千万言，收于《饮冰室合集》。文学创作除
诗文外，还有小说、戏剧、翻译等。
梁启超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大宗。而最能代表他的散文成就、最有影响
的，是他于1896年至1905年在他所创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
民丛报》上发表的新体散文。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己解释说：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
之，号 ‘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例明晰，笔锋常带情
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因新文体的写作，在《新民丛报》时期达
到顶峰，又被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有政论，如《变法通议》就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全面提出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反复论述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传
记，如《殉难六烈士传》记叙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谭嗣同等人的生平事迹，
叙事谨严，性格传神，语言简炼；还有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的大量杂文，如
《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议论风生，感情充
沛，气势奔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