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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相信个人奋斗，让世界瞪大了眼睛看我，而不是低下头去乞求别人。
第五章 自由作家
在一个大城市里，如果说你没有名气，即使你长得再美，你也不过是一颗沙粒，而沙粒是很容易被淹没的。要想不被淹没，就得拼命努力。
自由是简单的，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自由人，并不那么容易。1998年我辞职离开单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一定要写出名气来。我知道自己的才能用来写作是足够的，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要不然我也不会离开舒适安逸的工作，一个人出来艰难独闯。
我已经开始写那本书了。那是我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书，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候还不叫《冷唇》，叫一个别的名字。我查了一下个人的日记，写作时间是从1998年月4月开始的。
那段时间培小阳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一心一意地写长篇，别的什么心思都没有。偶尔和雷米见面，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事先我一定要把该写的东西写好，才肯跟他出去。
有天晚上，雷米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聚会，我穿了条粉裙子，头发长长的一直垂到腰际。雷米喜欢我的黑色的长头发，他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抚摸它们。
雷米说我是一个永远活在26岁的女人。
问他为什么是26岁，而不是24岁或者29岁，他也答不出来。
常常穿粉色，留长发，也许这就是雷米说的26岁吧。那次聚会我过得很痛苦，没有心思说和笑，一心只想回到我的工作间去写小说。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我必须把它们写出来。
我没有跟雷米打招呼，就一个人从酒店里溜出来。午夜12点，雷米打电话给我，他说这辈子再也不理我了。我问他在哪儿，他说他正在酒店门口打车，准备到我写小说的地方来找我。
“我不想做爱。”
“他在是吗？”
“他是谁呀？”
“培小阳。”
说着，他挂断电话，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害得我好等他。有时候，情欲和写作的欲望同时上升的时候，需要克制自己，为了写小说，我白白放过了无数个大好的夜晚，房间里挂着香艳的灯盏，却没有故事发生。
雷米对我很失望，我总是屡屡拒绝他的好意，为了我所谓的事业，不吃不睡，也不让人亲近我。雷米说，在女人中间，他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喜欢单打独斗的。我说，等我写完这部小说……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立刻就说，好了好了，写完了这一部，还有下一部呢，你的话我都不相信了。
我告诉雷米，我只是不想做一枚微不足道的沙子。
雷米说，什么沙子呀？
我说，你不懂。
后来，我的长篇小说《冷唇》被“布老虎丛书”发掘，并成功地推了出来，使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雷米打电话对我说：“我知道什么叫沙子了。”他说：“我也要努力，不做沙子。”以后，他办了画展，名气也越来越大了，他说他很感谢在我26岁那年，他认识了我，那个穿粉裙子的北京女人，那个倔强的、要靠自己实力打天下的女人。
“你是我的骄傲，”他说，“比情人更亲密的朋友。”
我和雷米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北京。
北京，我父母因为热爱这座城市的天空而生下了我。
北京，我因为热爱这座城市而在异地错误地爱上一个有北京口音的男孩。
北京，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名。
情 人
诗人老饿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总是以愤怒和嚎叫的方式写诗，并且在食欲和情欲方面，他也像他的笔名一样，“老饿”。
老饿是我的女友海咪的朋友。那年冬天，海咪所在的杂志社组织了一次探险活动，东拼西凑组织了一支队伍，开车从北京出发到内蒙去，再从内蒙开车去西域。海咪在电话里对我说：
“有个诗人叫老饿的，你知道吗？”
“知道。”
“这次他也去。你来吧。”
从内心来说，我对那次内蒙之行并不感兴趣，我以前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人，辞职之后，内心压力之大，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我一心只想写出像样的作品来，用成果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不想出去玩，特别是长途旅行，至少也得花上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这对于把时间看得比金钱还重要的我来说，觉得非常可惜。
我两次打电话给海咪，让她把我的火车票退掉，或者让给别人，总之内蒙之行我不能去。
放下电话，我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找出那几天的小说纲要来详细研读，这点我和张爱玲有点像，写小说都是爱作详细大纲的人，不过大纲归大纲，到时候小说怎么个走向也说不定。
我穿着那件喜欢的乳白色毛衣，坐在窗前一把高背椅上写笔记，头发已经长到腰际以下，如果与情人做爱，厚厚的长发就会扑天盖地地流淌下来，变成一片暗香流淌的黑色瀑布。
可是现在，我心情宁静地坐在这里，一心只想写小说。
电话铃又响，一个名叫瘦猫的书商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那时我和书商没有什么接触，不知道书商这一行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瘦猫，我最讨厌猫了。我心想，这个人不能理。
瘦猫说他想跟我商量出版我的《迷狂季节》的事，虽然书还没有写完，但他已经听朋友说了。
《迷狂季节》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前四章发表在那一年的纯文学杂志《收获》上，反响不错。这个叫瘦猫的人一定是看到杂志才找到我的。但他的声音和他那怪里怪气的笔名都给了我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件事才好。
对一个新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也可能是个陷阱。
我决定放开瘦猫这件事不去想它，专心写稿。很平静地度过了三天之后，小说写得很顺手，心情不错。到了第四天美美地睡了一个长觉，醒来时时间已接近中午。小时工正在厨房轻手轻脚地做午饭，午饭做好后，她将像影子一样消失，我独自坐在餐桌旁吃东西，喝一点茶或者咖啡，然后开始写作。
每天如此。
那一天，却有点不对劲。
午饭后，我被一股神秘力量卷了进去，心神不定，无法开始我的工作。我开始东翻西找，整理衣服，我有许多衣服，所以需要常常整理，理出一些不喜欢的送人或者丢进垃圾桶。现在每个女人的衣橱都被塞得满满的，因此有人称这个时代为“消费时代”。
我漫无目的地整理着那些衣服，有可爱的条纹上衣和浪漫的夏天穿的裙子。在冬天试穿夏天的裙子，是一大乐事。试想窗外已经冰天雪地了，你穿着极薄极短的纱裙，在镜子前面站着，把你的长发梳成想要的形状，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穿梭季节的精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包括神秘的大自然的力量。
上一个夏季遗留下来的颜色，是我喜欢的。那是一个粉色盎然的世界，粉绿、粉红、糖彩等甜美色调，涂抹了季节的天空，使我辞职后的压抑心情有所好转。
王菲《只爱陌生人》的歌声，在房间里悠悠地打转。
一个只有声音没有形体的女人，出现在我的房间。我穿着一件极薄的白色睡裙，在那种歌声里愣了一小会儿，忽然冲到书房里去看那本有记事功能的日历。
日历上密密麻麻记录着“重要事件”，某某杂志约的稿件，必须在某一天前交稿。与某某的会面。去某某地方。等等。
我看到我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很大的红圈，上面写着“去内蒙”三个字。虽然这项计划早已被取消了，但作为文字遗留下来，落到了我的日历上。
我至今记得那个红圈，它决定了我与诗人老饿的在红圈之后日历上未来岁月的生活。
现在，我仍看得见那个急匆匆赶往火车站的女人。她穿着浅粉羽绒夹克和浅蓝牛仔裤，身体的颜色很淡，淡得像一朵绵软的云彩。
计划有变，海咪原来说是开车从北京到内蒙，再从内蒙到西域，但后来改成从北京坐火车去内蒙，再开车从内蒙出发，去别的地方。我原本不打算去的，所以动身的时间、地点听得迷迷糊糊。
很多事情都是在突然之间决定的，那天我丢下那摊水果色的衣物，大敞着衣柜门，突然下楼打车直奔火车站。
我一直相信，有一股牵引我们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太神秘了，我们无法看见它的形式，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的水果色的衣服、我的大敞着的衣柜门、我的爬满青藤的小楼纷纷闪向身后，眼前出现了冬天的景色，美丽的、动物骨骼般的枯树，是北京冬天随处可见的景色。北京的冬天很像电影里的纽约，满街都是穿黑色衣服行走的行人和深褐色的叶子全部掉光的枯树。
天很蓝，冰面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有小孩在冰面上滑过，我在街道上疾驰，赶往距我住的地方有40公里的火车站。
很巧的是，一下出租车我就碰到了海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会如此幸运，暗中犹如有神相助，好事全叫我赶上了。
海咪看见我，又惊又喜，她说：“你呀你，不是说不去了吗？”
“想了想，还是想去。”我说。
“你的行李呢？”
“没带什么行李，”我说，“临时决定，走得太急。”
“那怎么办呢你？”海咪发愁地望着我，我对她说了句“没关系”。就在这句“没关系”的间隙里，我看见一个男人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诗人老饿
走过来的人是诗人老饿，他这个人长得没什么特点，人虽然叫作“老饿”，但也胖胖的，并不见饿着的样子。他身边还跟着个女的，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倒应该叫作“老饿”，因为她长得实在太瘦小了，身高大约1。50米，但脾气与身高成反比。她一见到我，就两眼喷火，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的突然出现，占用了她的名额。
“你不是说好不来的吗？怎么又来了？现在叫我怎么办？海咪你说怎么办？”
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我忽然听不到别的声音了，所有的声音都化作一个急躁而又尖厉、像刀片刻玻璃一般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诗人老饿这时表现出了成熟稳重的大哥气质，他声音粗壮浑厚，说起话来有金属般的回响。他人本身就是一个大音箱，声音在他硕大的体内发生共振，然后再发出来，自然与身材单薄的人有所不同。
身高1。50米的瘦女子名叫瑶亭，自称是一京城名记，只可惜本人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有这个“名记”。
瑶亭双手插在腰间，眉头拧成个难看的“川”字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她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怎么办”，诗人老饿已经跟海咪商量出办法来。
“先上车再说吧，到时候拿记者证找列车长补张票不就得了。”他说。
我喜欢他说话时的那股劲儿，仿佛什么难事一到了他那儿，就变得简单多了。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像女记者瑶亭那种人，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而老饿正好相反，他不喜欢在生活细节上过分追究，他张口谈诗歌，闭口谈诗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诗歌疯子”。
跳上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望着车窗外飞快向后倒去的景物，我终于明白，那股神秘力量推着我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与这个“诗歌疯子”见面。
他就坐在我对面。他一直在谈诗。他的家在西域，来北京做电视节目，《足球之夜》或者是《五环夜话》，这两个节目我分不太清。我很少看体育节目，我对体育的态度是：行动起来，下楼跑步。与其坐在沙发上听人家侃体育，不如动点真格的。
老饿做完那档电视节目，正欲返回西域，正好碰到海咪，海咪拉他来参加这个活动，从北京到内蒙，再从内蒙回到他西域的城市，是一举多得的美事。
我们谈起西域神人摩多。
老饿的朋友雷震子在车厢里穿来穿去。
女记者依旧坐在座位上生闷气。
老饿跟我谈起西域传说，他说西域神人摩多，自称借用了人的身体在人间写诗，他实际上是个外星人。从没有人见过他本人，只见他的诗歌到处流传。
他还谈到许多诗人的诗，一串串，如数家珍。他的声音在狭窄的车厢里发出嗡嗡的回响，有金属的质感。
女记者尖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从稀饭里吃出一条虫，不停地抱怨，其他人闷声不响，躲她远远的。
草原之夜
到达内蒙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被热情的草原人给灌醉了。记得那种烈性白酒应该叫“蒙古王”，如果我没喝醉的话，我会更清楚地记得它的名字。我的记忆细节的能力超过我认识的所有人，可惜那天我喝得很晕，酒的名字不能确定。
在内蒙的所有记忆，由于醉，被切得很碎。
内蒙的冬天，有白色的哈气，街道宽阔，人很少。我们是傍晚去的蒙古包，一行人乘一辆灰色大面包，雷震子站立于车头的位置，给大家猜谜语。
他说：“请问，书店里什么书毛病最多？”
他说：“请问，如何用蓝笔写出红字来？”
他说：“有个人眼睛长得像刘德华，鼻子长得像成龙，请问，为什么没有人找他拍戏？”
车内发出嗡嗡的回声。我坐在老饿旁边，都是一个男人坐在一个女人旁边，我选择了老饿。第一次挑座位的时候，我的同屋瑶亭占领了前排的好位子大声叫我，我犹豫了一下，没听瑶亭的，还是坐到了老饿旁边的空位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一路上谈了许多话，比一辈子要说的话加起来还要多。车上的人还在猜雷震子出的谜语，七嘴八舌，热闹非凡。老饿却在谈诗，他与他们隔着什么，他嘴里跳出的名字是顾城、是海子，是于坚，是韩东……我有点怀疑，在火车上他说的那个西域神人，是否就是他自己？
大轿车终于停下来。
车窗外是黑茫茫的草原。我们看到了草原上的灯火，那是蒙古包。
钻进蒙古包的时候，我们不知怎么个喝法，天真地以为三五知己占领一个小小的蒙古包，吟诗作赋，谈天说地，其实没那么简单，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东道主很热情，他们说，到了内蒙古，别的没有，酒一定得喝够。对方派来的选手是斯琴大姐，她坐在貌似比较能喝的老饿对面，目光炯炯地盯着老饿。
酒一杯接一杯，很快就喝高了。
老饿还很清醒，他背了一首海子的诗，他的声音实在是很好听。蒙古包里的地是热的，盘腿席地而坐，喝着酒，周身十分暖和。我很快就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了，只看见斯琴大姐还在一杯接一杯地喝。有蒙古族姑娘进来唱歌，鲜艳的衣服，尖锐的歌喉，歌声里我看到老饿一直在看我。
老饿说，我和他谈起话来就像棋逢对手，只有势均力敌的人对话，才能时时撞出火花。我们孤独，是因为我们总也找不到谈话的对手。
那一晚，我们在一起，说了很多话。旅馆房间的落地灯始终开着。
我看着他，看着缭绕在我们之间的蓝紫色烟雾，我感到幸福。
“你为什么要写作？”
“因为找不到谈话对手。”我说。
在城市上空俯看北京
我在机场通道上遇到一个人，我忽然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来了。
他冲我笑，龇着一口白牙。他说我是瘦猫呀，我给你打过电话的，我在网上见过你的照片。
我用半信半疑的眼光看着他，他依旧笑，龇着一口白牙。他说找不到你，我就在你住的地方贴了条子。没想到这么巧，在机场碰到你。说完，他又笑，人显得纯朴、老实。
我的心思都在刚刚分手的老饿身上，与眼前的事物仿佛隔着一层厚厚的膜。这个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书商，让我感到手足无措。我记下他的手机号，我说如果必要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他的，然后，我上了出租车。
回到家，门上果然贴有便条，我把它撕下来扔进垃圾堆。关上房门，立刻想给老饿打电话。
电话通了，却没有人接。手里拿着电话，听着空洞的长音，一遍又一遍，心里很不好受。后来他给我打电话，有两次我也不在家，在外面上课，手机关着，等我晚上回家，他那边打电话又不方便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见老饿从关着的房门里走进来。门明明关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他会走进来。后来我知道自己在发烧，试了一下体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