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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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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性,减少派性,可不是容易做的。特别是年轻的同志,必须下这番苦功夫!所以今天只想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讲一点。我逐段地念并解释一下“。
  《批示》的第一段说:“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夺权胜利以后,在对待群众的批评以及处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斗争中,犯了一些错误。现在他们能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高姿态,诚恳地检查了错误,这是好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作了长篇解释: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经过两个阶段喔。一月夺权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是初期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式是个创造咯。当时大家都不熟悉怎么组织为好,开大会宣布了,中央把原则批准了,登了报啦。后来,三月来到中央,正式成立三结合组织,以潘复生同志为主任委员,汪家道同志为副主任委员。这次来是第三次。
  周恩来说,黑龙江省抓革命促生产,不论农业、工业、交通、矿山方面,成绩在东北三省,在全国,也是前几名的。这些成绩,不能不说是黑龙江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是做得好的。大方向是对的。不能说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某些问题犯了错误,就对总的方面不做足够的估计。中央认为,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错误的态度是诚恳的,是高姿态的。
  他们承认在对待两派斗争上犯了严重错误的,并且把严重错误一一指出来,同时又指出五月以后问题更严重了,又指出五个问题,说的很具体。这一点,连山上派也承认有些错误是山上派犯的,不是革命委员会犯的。但是革命委员会领导同志把这个责任揽过去,这是好的态度。
  应该这样,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嘛,年轻,经验少嘛,免不了犯一些错误嘛!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权力机构,把错误多承担,这是主席的精神。所以从这一点上说是高姿态。至于有人说还不够,我们说是够了,不能再增加了。因为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它是权力机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大家有份的嘛!你们的十二条协议也是承认的。对这个新生事物要支持它、爱护它、拥护它、帮助它嘛!我们自己推选出来的权力机构,我们反过来又站在对立面,尽管是个别人的口号,还是对着主要负责人的口号,你们前一段喊打倒的口号是错了嘛!如果说是方向的话,这不是方向嘛!我们认为,只要承认错误,就不要说方向了。因为革命群众、青年同志,一个时候错了、改了,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嘛!
  听到这里,使我再次想起来,在总理第一次要接见炮轰派代表的那一天晚上,外专的一名炮轰派,冲着我们几个大喊了那两句口号。还有就是炮轰派在武汉出过一张报纸,上面有些错误的口号,这是当时个别人搞的。这两个问题总理在接见时曾经提过,我们向总理作了解释,并且作了检查。为了这个问题,我在炮轰派汇报团会上,曾多次讲过。口号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应该体现政策和方向。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就会被人搞垮的。应该说,当时边、冯等人都是我这个态度,即只批评革委会镇压群众。但是,我们几个人深深地感觉,炮轰派队伍太杂,难于驾驭,因此出现了许多令我们头痛的口号。这是令我最最伤心的。我想,对于这两件个别人所为而几乎葬送整个炮轰派命运的事件,以后一定要向历史作个交待,让人们记住这个血的教训。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把注意力引回来,听总理继续说:
  一方面认为革命委员会承认多了些,另一方面又觉得承认不够这样证明我们两位同志没有偏袒哪一方。否则,一派满意,另一派反对,那样不是革命委员会有派性了嘛?所以,这样一个态度,中央认为是恰当的。你们两派回到哈尔滨,回到黑龙江省,应当依照中央这个批示解释,不应该作其他解释。
  《批示》的第二段说:“革命委员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事物,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应该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去帮助它。中央希望黑龙江省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紧密地团结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斗私、批修,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此,周恩来说:
  这说明我们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支持的态度。因为江青在九月五日对安徽代表们的讲话,你们都听了多次。支持、巩固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巩固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那是批准而且赞成的,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的初生,总会有些粗糙,难免有些错误。而且两派都是拥护的,你们都是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你们一边两位,都是常委,一分为二,这是暂时的现象。要斗私批修,要多说自己的缺点错误,少说人家的缺点错误,多称赞人家的长处,相互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两派都是造反组织,都不免有缺点错误,这个事情,这个造反组织缺点错误多一点,或者那个事情,那个造反组织的缺点错误多一点。既然都在革命委员会里,都是革命委员会成员,那就应该维护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帮助革命委员会。所以号召你们要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相信你们能够共同把你们达成的十二条协议付诸实施,有你们的三个试点,军工、师院、哈一机,能够照你们已经达成的协议在对等的基础上解决。
  《批示》的第三段说:“黑龙江省处在同苏修斗争的前线,敌情比较复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各种外国特务,还在寻找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一切革命群众组织都要提高警惕性,防止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挑拨离间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这一段,周恩来讲了一段长长的话,我希望读者能够静心静气耐烦地把它读下去,这对于理解周恩来的文革态度、理解他处理黑龙江省两派的良苦用心是大为有益的。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说:
  这一点就是黑龙江省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也就是说是主要斗争方向。因为黑龙江省内部工作做的不错,但是一定要想到内外还有敌人,周围的三面,北有苏修,他们要挑衅,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最近几个月,已经几次挑衅了,我们把总帐,将来要发表。这是很显然的挑衅,就是因为晓得我们内部有些争论。当然咯,我们足以相信我们的解放军是稳定的。尽管他想要挑衅,但是他还是要顾虑我们的军队是巩固的,是一致的,不光黑龙江省,整个东三省,也是如此。小的挑衅不停,特别是他们派遣特务,或者是利用已经埋藏在我们黑龙江省的内线_——奸细、内奸,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特务,除了修字号的,还有日本留下来的,还有英国、美国也有人在那里。这些人不能不活动,只要我们革命群众组织有漏洞,有缝子可钻,我们的权力机构有什么毛病,他就要利用,煽风点火,挑拨离间,造成事端,这个敌情观念你们必须加强。不仅如此,黑龙江省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宣布的如李范五之流,他们是不甘心失败,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而且他在黑龙江省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他有他的人,有他的线索,他不一定自己出来活动,他会通过他的线索,在两派群众组织中施加影响,在革命委员会中寻找漏洞,来挑拨这个事情。可以说,已经有征候了。就是群众组织里,有的人受社会思潮的影响,也有很大错误,像27人大字报,对中央文革进行诬蔑,这是带有反动性的,我们曾经逮捕了一批头头,当然他们承认错误以后,我们说释放他们,教育他们,是不是这些人就彻底承认错误了?那不见得,现在很清楚嘛!现在又在搞新的反动活动了嘛,反对我们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这个同志,那个同志,来挑拨,来找空子,这种活动现在不仅黑龙江省有,比如今天在坐的辽吉黑三省都有。中央的事情,特别是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的事情,我们自己总会有这个缺点,那个缺点,中央自己会解决嘛,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自己会解决嘛。现在就是有那么一些造反派,他不很好地搞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专门派人从小道得到一点消息,制造流言蜚语,好像他们真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给敌人客观上利用,甚至有人在主观上给敌人利用。当然这种情形现在少了,但没有停止。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不是毛主席所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作风,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毛主席创造的作风。刚才说的这样的作风,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彭、陆、罗、杨的作风,国民党反动派的作风。我们青年小将们,不该向他们去学,你们说对不对?‘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是李文忠同志的日记罗。大家学习了,就应该这样去做啊。譬如说,还有人把矛头对着解放军,调查解放军的情况,譬如各学校,造反组织,搞什么动态组,实际是情报组,还有什么作战部,同谁作战呢?这些是不妥当的。搞情报、搞作战,你那个作战组这样一个口号:“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取谁的政权?夺走资派的权,中央支持的,革命群众堂堂正正地联合起来,就夺了权嘛!他不是,他要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那怎么许可罗!战争解决问题,怎么解决?他要的是怎么一个战争?他是要把解放军的枪夺去,那怎么许可?这是适应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的需要。所以,我们青年小将们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有一部分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潮,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头脑里滋长,不能让他在政治生活中发展,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毛主席期待的接班人的新的无产阶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我们要把它坚决除掉。道听途说的话,就写成传单、标语、大字报、印成出版品,把电话传的东西各取所需,甚至不准确的夸张,加油添醋的写成中央指示!我们最近在福州发现,北京一个刊物登了中央许多同志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等,根本没有根据。靠电话这样传,这是很危险的。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再三再四地说,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的话,必须是正式宣布的,登在《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上的,印成正式文本的才算数,传的不算数,不容许私自翻印,更不容许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这是损害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当然咯,有知识的人,有无产阶级政治修养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它可以是一部分人受蒙蔽,增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一些障碍。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但是我们年青人,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学习这个风气。至于偷听电话,偷着录音,私造密码,私设报话机,私设广播电台,这一切啊,都是非法的的。现在还有些地方,侵犯到党和国家的宣传机构,报纸呀,广播电台呀,邮电局呀,这都不对。这些也都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应该出现的现象。我们应该把这些现象,在我们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把它取消。要肃清这种坏的作风。反动的风气不应该在我们队伍中生长。但是这个事情一定还会有,只要广大革命群众,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群众组织成员。好,你们应该把眼睛擦亮,脑子清醒起来,检查自己队伍里,总会有坏人的,任何一个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忘了有坏人存在,有坏人钻进去,有可能是表面的,也可能是暗藏的,也可能是后台。因为刚才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好,坏人也好,他不会罢手的,他总要兴风作浪,制造事端,破坏我们。当然,这种阴谋,只要广大群众眼睛亮了,是不能得逞的,这是肯定的。比如刚才说的,黑龙江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传到贫下中农面前,他就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做,别人讲的事,不应该的,他就不听嘛。运动发展到现阶段了,工人阶级已经组织起来了,联合起来了,那么学校的造反派就不要再去串联,又制造派别。比如,现在黑龙江省的两派,已经存在两派的应该联合,没有两派的地方还要制造两派吗?把已经联合起来,不存在两派名称的,已经统一的,又要从那里头拉出来几个人,恢复原来组织,这样八八团也要恢复组织罗,那怎么许可呢?这就是制造新的分裂嘛!所以革命群众头脑里反映的社会思潮,这个私字,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派性,要狠下苦功夫才能去掉。派性随时会在你头脑里生长,只要派性存在,就要做出不利于革命大团结的事情,就不利于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而有利于敌人。这一点,一般地说,黑龙江省比南面两省好一些。但是,刚才说了,黑龙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你看我上一次见了面以后,马上就发生了农学院、林学院武斗,传到鸡西又要武斗,鹤冈煤矿生产又发生了影响。我劝你们不要伸手,那些地方让给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没有两派的,没有两派的不能再去制造新的派别,那些地方不需要你们去串联了。这样人少了,是不是就没有力量?不见得,人数少,只要无产阶级道理在你手里,真理在你手里,你就会受人尊敬、受人重视。我们不是以人多看问题。人多哇,各种人都钻进来了,无论那个单位总有一部分落后的,保守组织瓦解了的,开始是作逍遥派喽,不做逍遥派的就要转到两派里,所以组织大了不一定就是那么精干的。如果容许新的派别不断产生,逍遥派也要组织逍遥派了。听说,现在有这个现象,要防止,这是不利于无产阶级大团结的,不利于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的,不利于对敌斗争的,不利于斗私批修的。其实,你们两派,中央已经承认了的、文件上写了的,不在人多少,在于你们是不是按十二条办事,这是不是革命派的标志、考验,一个尺度嘛!
  《批示》最后一段:“革命委员会的同志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做群众的小学生,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带领广大革命群众,把黑龙江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对此,周恩来说:
  最后一段,是勉励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喽。主要是潘复生、汪家道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包括两派中的委员和常委,今天在座的不少,你们都要真正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地到群众中去,现场解决问题。我最近和江西来的同志谈,江西今年在北京,是年中的时候,等了好久后回去喽,七、八月回去的,回去做的工作,很好。他们本来是外地的军队调到江西的,两位领导从山东去的,他们工作有几条经验。其中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亲临现场解决问题。这样就使抚州避免了大的流血。本来抚州称军队进去了,保守派瓦解了,造反派就报复,差不多到处捉人、杀人,解放军到现场保护了他们,结果避免了流血,坏人孤立起来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受坏人——军分区的人蒙蔽的,有一个矿山有几千支枪,那个矿山是国家很重要的矿山。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请他们到南昌来面谈,他们来七个头头,从造反派看,他们在抚州的时候镇压了造反派,抚州造反派跑到机场,他们不是欢迎,是拿枪到机场,要把七个头头打死。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部队政委,听到造反派去了,马上赶到机场。这边枪已经举起来了,这边政委马上往七个人前一站劝阻,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所以枪放下了,就把这七个人保护下来了;假若晚到两分钟就会七个人头落地,就会闹翻了的。就这样,到现场解决了问题。反过来,南昌造反派欢迎七个头头到南昌,因为用这样的行动教育了群众,这七个人经政委、筹备小组保护了他们,也就使他们情绪改观了。头头回去一讲,几千人的枪统统放下,交给部队迅速恢复了生产。他们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矛盾。我们觉得,亲临现场解决问题,是他们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另一个例子,我们陈伯达同志,我们晚上读毛主席选集的时候,听到天津南开大学的两派武斗了七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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