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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张大字报写出来以后，机关里传出我是针对王一伦书记。应该说这话有对的一面，确实是批评王；但又不尽然，因为这只是一种姿态，是从宣教方面提出问题，实在是火力不旺，“肤浅”得很。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大字报，同我观点相左的财贸办的一位N领导同志写出大字报，说我这是舍车马保将帅（意即打王一伦、保刘光涛）。文教办普教处处长张扑，和我至交。对此也有看法。在当时不好挑明，便在一天，利用在去三中的道上对我讲了个故事。他说：
“主席到四川，对四川赵紫阳说：你在四川工作，可以武侯祠的诸葛亮殿楹联为座右铭。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作者赵藩当时是针对四川总督芩春煊写的。正美，我看主席的意思很深刻，值得借鉴。”
我觉得张扑是有意提示我，但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只是顺便说了一句，“冯玉祥也有一副楹联赞孔明：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流风于遗迹万古清高。我一定牢记你的赠联。”
张扑没有往下说。他的沉默，使我突然想起了什么。竟不能以对。回到家里，我才意识到，张在这里指的是我写的那张大字报，有失明智。王一伦对我的印象不坏，但对于这张大字报，王并没有理解我，后来因为事变，我也不便于向他解释这件事，以至于成了双方的一个疙瘩。
二月初，刘光涛、苏民到省教育局开完座谈会之后，暗示我在批邓上带个头，我先犹豫了几天，在1976年2月6 日《人民日报》关于不点名批邓的报道以后，我认为到时候了，便起草了《炮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字报，又经过请示苏民之后，在省直机关第一个贴出批邓大字报。此后，我除大小会议上宣扬批邓以外，还组织了《维吾尔姑娘的辫子，还是修正主义的狐狸尾巴》、《邓小平其人》等大字报。
1976年初，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要求由我出面接待《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来我省了解教育主管书记王一伦的情况，我向他反映了王一伦在农学院搬迁上动摇以及愿意用老人的情况，说明王对文革还有问题。
当时我热衷于黑大、哈三中和学朝农的事。
黑大主要是中文系杨战生和物理系李首伦等工农兵学员，于1975年寒假期间出版了个油印小报《理论与实践》的学理论刊物，其宗旨是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心得体会，研讨工农兵学员如何搞好上、管、改，推动教育革命。刊物署名为黑大工农兵学员理论组。这件事之前，没有同学校党委打招呼，而得到学校学生会的支持。黑大党委白汝瑗到我家找我。认为理论组这样做似有不妥之处，恐以后出问题对学校影响不好，给自己添麻烦。我对他说，学生可以自己印制小报、刊物，没有什么不可。出版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我说我在电机校当学生干部时，不但出过小报，而且出过诗刊，都没有报告党委。事前没有打招呼，现在学校知道了，管起来就是了。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压，也不能禁。如果压，或者禁，就会出问题。当时我是支持理论组的，我觉得工农兵学员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要求参加上、管、改，无可厚非。
黑大理论组的油印刊物一时成为黑大左右工农兵学员的舆论工具，其中主要成员又是学生干部，因而又是黑大党委不能不重视的力量。他们对于学校教育革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意见，要求参加“上、管、改”，白汝瑗认为接受不了，甚至常抵触，弄得很被动。白汝瑗很怕事，简直是什么事一遇到麻烦，不是打电话找我，就是跑我家里问我，因为当时我们两家只是一道街之隔，他到我家也方便得很。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时中央通知各单位不要设灵堂。白汝瑗拿不准主意，几次打电话问我。理论组要自己设灵堂怎么办。我说：
“群众要坚持设灵堂，这是好事，你们照办就是，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没过多少时间，又问理论组要求开追悼会行不行？我答复说：“可以开。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群众要通过追悼会寄托哀思，表达对总理的爱，为什么不可以。”
就是这样，在理论组的推动下，黑大在总理逝世时，群众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敬爱的总理的哀悼。黑大理论组在办公室里一直挂着纪念总理的横幅。
黑大理论组对批邓也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在没有公开点名时，用大字报点名。白汝瑗问我。我说：
“中央说的是不能在报纸、电台上点名，而没有说在学校、机关内不能点名。”
在那个期间，白汝瑗经常到我家或打电话，成了“每事问”。当时真把我难为坏了。我真的从思想里认为，这个当过《黑龙江日报》社长的他，已经不适合当校长了。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别的院校都解决得不错。白汝瑗说，这是因为理论组通天（指省里有我支持），他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实际上这是领导干部在那个动乱岁月里形成的病态反映。
这个期间，我还经常跑哈三中。在三中，我主要是抓学工学农，抓文理两条线的综合性实验。已如前述。
1975年前后是多事之秋。在我看来，教育战线上左和右都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通勤车上，有人向我反映，哈尔滨市教育局决定取消外语课。到办公室之后，我对张扑说：
“我最近听人说，哈市教育局决定取消中学的外语课。请你到哈市教育局去一趟，告诉杨国权同志，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近视病。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我们同外国打交道将会越来越多，以后有各种外文资料要翻译，高中升大学以后也要学外语。我们的中学不都是培养工人农民，还要培养各种高级人才。我的建议立即恢复。外语课要改革，不是根本取消。”张扑答应我：“正美，你说的对，我马上去找国权，跟他说这件事。”
1976年3月左右，我到密山八一农大，去参加他们学朝农毕业生下农村的欢送大会。顺便到农大图书馆去看了看，问了其中两位图书管理员原来是做什么的，他们回答说：
“教外语的。现在用不上，所以学校派我们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我问明他们的语种之后，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农业不就是目前这个样子，要搞搞现代化，没有外语怎么行！我建议你们几位要把外语拣起来，千万不能扔。否则，到用的时候不能上阵。我会向你们学校领导建议恢复外语课的。”
他们说：“学一点儿也用不上。”
我说：“这就要看得远一些。”
几位老师深情地送我出门，表示一定把外语拣起来，准备开课。
从图书馆出来，想起哈市，我的脑海直翻腾，某些领导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这么简单地考虑问题。毛主席说文艺要调整，我看教育也应该调整政策。有问题才要革命，怎么变成了取消。这叫什么革命。我离开八一农大时，把这些想法和建议，对学校领导讲了一遍。他们表示要按照我的意见办。后来他们办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我还记得，我到绥化去安排东北农学院在绥化办分院的事，顺便到赵一曼小学看了看。我对那里的校貌极为不满。因为我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去那里。感到那里门口、院子里很乱很脏，走进一间教室，不是配备的桌椅不好，而是一些半成新的桌椅被损坏得厉害，一个半成新的讲台也弄得栽歪了。我对正在那里的一位女老师没好气的说：
“这成什么样子！我们是以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办的质量如何是我们的水平问题，校容校貌是我们对待革命英雄的态度问题、对待革命烈士的态度问题。不是我武断，看你们的校容校貌就知道这里的工作不怎么样。我不再说什么了，请你转告你们的领导，就说省文教办的领导到这里批评了我们。”
那个老师自觉无光，只是连连称是。
从该校出来，我心里冒出了一个概念：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于是在我以后的讲话里，又多出了一重有人存心给文化大革命摸黑的议论。这是一根棍子，我把它劈向那些存心给文革摸黑的人，伤了一些人。
我对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是真心拥护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些设想。当时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教育上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从心里接受的。一有机会我就讲自己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加强思想改造，才能当一名真正合格的革命领导干部。我说：
“对于自己世界观，我是到八一厂劳动以后才认识这一点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世界观的核心。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承认劳动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并随时可以为劳动人民献身；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就是”为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瞧不起劳动人民。为什么人这个问题我始终在努力、要改变，但没有根本解决。在许多场合，我考虑问题往往离不开我。在文革中我追求”个人解放“；在工作中，常常患得患失，不能完全立党为公，私心杂念很多。我的理想是成名成家，书上有名、书架上有我的著作。我真心尊重工农，但我内心只能做工农的朋友，绝不能自己去当工农；我可以为工农服务，甚至可以为他们而献身，但我并不是无条件的。”我当时这样讲，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同时也想自己是个普通大学生，与大家没什么两样，现身说法，使大家能够平心静气地把自己真正摆进去，理解“两个估计”。上述这些内容，我与学校教师座谈是这么讲，在大会上作报告也是这么讲。
对于十七年教育路线，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十七年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且已经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十七年教育存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多数学生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有了知识之后，瞧不起工农，不愿意当工农；也不愿意同工农那样吃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毛泽东从小就对中国的教育不满，“痛恨”旧的学校教育。毛泽东认为，教育重在育人，培养学生做人，培养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全面发展，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学校到学校。但是十七年教育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有关指示而加以解决。而是“三从”，没有政治挂帅，单纯依靠知识分子办学，严重脱离实践、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敌，等等。以致于出现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的“见鬼”现象，“学生读的书越多，人越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大学期间就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些见解。所以当时国务院科教组倡导学朝农，我欣然接受，特别是一开始，我觉得他们的方向对，抓的好。不过1976年朝农徐校长讲的朝农就开办一个专业——批走资派的专业，我是很不赞成的。认为他走极端了，不科学、不可学。我在佳木斯一次教师集会上讲：
“十七年的教育成绩很大，培养了大批建设骨干，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越学越不愿意到农村工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大家算算细帐，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去，就是学农的也不愿意到农村工作。这和我们的事业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这怎么能行呢？朝农的经验好就好在”扎根农村“教育，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新型大学生。农业上去了，中国才有希望。”
基于上述认识，我积极主张将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在嫩江、松花江、绥化等几个农业地区办分校。我主张，农业和农学、农业和农教、农科相结合，我国的农学、农科、农教才能上台阶。我在农学院的一次动员会上讲：
“农学院搬到乡下办学，是地动山摇也不能动摇的，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邓小平重新上台！”
我的上述谈话，得到省文教办高教处、政工处等处长的坚决赞同，他们积极支持我，要下决心，坚决把东北农学院搬到农村去。
尽管我勤勤恳恳，积极工作，却是心神不安、心猿意马。在当了几年领导干部之后，我开始对当官感到无聊，想弃官从文，专门从事写作，当作家。当时我这样想，是处于两点考虑：第一点，我认为我不适合当官、搞政治。第二点，我觉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是读书、教书、写书，做个道地的知识分子。特别羡慕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诗人生活。早在社教时，我就萌发了这种想法，这些日子益发浓烈。我想，我可以从自己的文革经历写起。我自认为，我的文革经历是一般人未尝有的，同时，在我看来，否定文革大有人在，其势若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我要用小说来叙述文革中风风火火的一代青年，他们是如何怀抱理想，以纯稚的心灵投入这场革命的。我要用小说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从1975年秋季开始，我尽可能地挤出时间，每天或早或晚至少写二、三百字。无论多忙，坚持不懈。到1976年下半年已经写了约十几万字。我想，要反映文革的全貌，就必须努力真实地描画时代的环境，刻划出时代产生的文革中的各种人物，我计划写一千个人物，只要有空，就在脑子里构思人物，其中有胆大包天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红爷爷”；也有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的，“好人、好教师、好学生”；有一心要摆脱家庭出身羁绊、不惜一切而努力奋斗做一个“可以教育好子女”者；有一心搞学问，不知世务的“知识傻子”，也有到处投机钻营梦想当总统的“政治骗子”等等。我想写某些干部专横跋扈，或“跌到修正主义边缘”，或对造反派屈尽奉承，有人对文革的抵牾，也有人们的不理解，怀疑、困惑；也有的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等等；我还想写理想、情操、伦理、革命、爱情、残暴、人性，等等。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写一本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小说。
1976年孟夏的一天，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晋长厚来哈，问起今后我的打算，我同他述说了我的上述想法。那天，阳光和煦，天高气清，凉风拂面，我俩的心情就像那温馨的天气一样，特别舒畅，我们肩并肩，漫步中山路，彼此无拘无束，披沥陈辞，一吐为快。
“前一部小说，基本以哈尔滨大专院校的文革为素材，题目初步叫做”激流勇进“；第二部以湖南特别是我的家乡为素材，题目叫做”民族魂“。”
晋长厚表示理解，然而说道：“你才当几天官，就不想当官了？别人想当官还当不成，你正是走红运的时候，就不想当官了？”
我开俯剖心地说：“当官这碗饭可不是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可以吃的。我没有靠山，我又极不愿意也绝不会攀高结贵，找后台。我想凭自己能力，自信天生我材。但是，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告诉我，当官没有后台可不行。同时，我不能违心地办事，又不愿意说谎，见事见物不会说假话，讲一次违心的话总是长时间心理难受，不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风使舵、耍两面派，搞两面三刀；再就是，我在关键时刻心慈手软，对人下不了手，这是潘复生给我指出的毛病，我这一辈子也改不了。我有这些弱点，怎么可以当官搞政治。”
“啊，”晋长厚沉吟良久，似有所悟，“是这么回事。我理解。有道理。那么，现……”晋长厚似乎一时没有想到更好的词语可说。
我把话接过来，“现在先干着，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第一部小说写出来。”
“那你为什么又要把你的小说叫做”激流勇进“，而不把它叫做”激流勇退“呢？”
“这是两个问题。小说”激流勇进“，讲的是革命造反。应该宣扬积极进取，鼓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