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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忙个不停。
当日下午四、五点钟时，田桂琴告诉我可以到外面走走。于是，趁着他们忙忙碌碌，我出门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了看地形。
省体育招待所的大院，三面是木栅栏，西侧是田径训练场。西边有一条林荫小道，通向大街，西南是两栋体委家属宿舍，东北方向有两栋三层红砖大楼，为田径运动员集中训练的宿营地，办公室设在北楼，是招待所的主体工程。靠北楼不远，是大食堂，可同时供二、三百人就餐。我的牛棚安排在北楼三层东头。从北楼出来，往东几十步是招待所的方型水泥柱大门。大门东北对着一片市民平房住宅。大院周围是十数米高的榆树，间或也有几棵松树，大门出口的三角区还有一片杂木林子。我感到这个环境不错，绿树环绕，空气不坏，放风时我可以出来散步、做操、锻炼身体。
照理说，我进去的当天就应该跟我谈话，说明情况，交待政策，提一番明确的要求。但是，直到第三天，省文教办副主任、二把手张双城才出面，十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是给我办“学习班”，帮助我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我配合云云。我想，这哪里是什么办学习班、什么帮助，这是不折不扣的关押、蹲牛棚、进看守所，是对我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和残酷践踏。这和文革关押、蹲牛棚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群众组织搞的，而这是党组织的有组织的行为。然而，我没有说什么。我深知这时候，我如果慷慨陈词，或者提几声抗议，徒增贬斥，受到奚落，让自己难堪，不解决任何问题。谁教我是中共党员、党政干部。因此，不论我心里怎么想，我还是这样冷冷地回答：“我有错误，接受组织审查，也欢迎同志们帮助。”
什么事情不到临头不经心。我在潘复生时代见过这种场面，对于这次进牛棚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被关管起来，心情才终于沉静了下来。常言说得好“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当天晚上，我反复思考，华国锋的大权从一开始就是别人把持，他们要把造反派头头打成“四人帮”的干将、爪牙，把我们这些人曾经给他们戴过的各种帽子奉还给我们，以达到否定文革的目的，最终找个借口，把华国锋赶下台，开辟一个新时代。对于揭批“四人帮”运动的走势，一开始就是捆着毛泽东一起批再明确不过了。因而，我对于当时报刊、电台宣讲的“实事求是”四字，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冷静：对于将要发生的情况（包括人和事）宁可估计得复杂一些，接受审查时间宁可准备长一些，关于自己的前途宁可想得坏一些，要准备蹲班房。自己检查的态度应该是竹筒子倒豆子，不挤牙膏，不添枝加叶，不节外生枝；认识不无限上纲，跟现在的中央保持一致，不顶牛；与人谈话不卑不亢，不计较人家说我态度的好坏，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坚持实事求是，前后一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自己要“冷”；对于文革中的问题、工作中的问题，自己敢于担担子，推功揽过，决不上推下泄；对于思想认识问题，不计较调子高低，如涉及法律责任决不含糊。要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永远对得起毛泽东、周恩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欢娱、安乐为自己的欢娱、安乐。把个人的得失、荣辱放在人民的得失、荣辱之后。
这样想以后，我感到思绪不乱，心情坦然。但翻来覆去，脑海里总是忘不了毛主席、周总理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教导和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也忘不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参加文革的一段段历程。常思结想，5日、6日，连续做梦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于是我在4月7日早，写成《梦记》一诗。诗曰：
夜想毛主席，久久难成眠；常在浓荫下，饮甘不知甜。
今日怀深恩，滴滴入心田。
进击不容易，回头识珍言。
二想周总理，结梦湿襟衫。
征途化险夷，砥柱挽狂澜。
百忙求赐见，欲辩西延安。
先生置吾死，巨手几度拦。
辗转不得睡，深知革命难。
辛辛悟此道，如是梦竟酣。
回想起来，对我的审查，从接受揭发批判开始，经历了几个阶段。
也许是我的愿望过于善良和相信中央领导，对清查我此时还是抱过不切实际的想法。总认为自己跟随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越轨行为，甚至想，我对得起黑龙江省人民，更对得起广大干部。总有一天，人们会承认这个事实的。当时还想，我的问题没有定性，我的职务还没有去，现在还是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省文教办副主任，不是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吗，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什么性质，一律打棍子。所以，开始我没有挨大会批斗的思想准备，是一个梦提醒了我：
灰蒙蒙的一天，黄沙飞扬，似昼非昼，似夜非夜，我被突如其来的两个大汉推上一辆黑色小车，道路崎岖而异常颠簸，幌幌悠悠，跌跌撞撞，下车后，又过来几个似熟非熟的人，将我架到哈师院大礼堂。只见礼堂内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灯光忽明忽暗，前台横额上，挂着白纸黑字横幅，上书：彻底批倒批臭四人帮的黑爪牙——范正美。一个似乎很熟的人，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正在高声发言批判我。忽然，从天幕后跑出来一个人，也似乎很熟，却记不得他的名字，大声吼道：不许胡说。
我被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这分明是我的神智警醒：不但必须做好挨批挨斗、甚至挂大牌子、大弯腰的思想准备，还必须有坐牢的充分思想准备。
什么事情，只有做好思想准备，才能冷静地应对一切，不至于慌手慌脚。这个梦使我从一切不实际的幻想中醒悟：要准备应付一切最坏的局面。
那个时候，我经常做恶梦。说来很怪，许多事情竟事先在梦中出现，使我从中得到启示。我常梦见一群黑狗，远远地对着我狂吠，有的还冲上来咬我；我多方躲避，总是逃不出它们的包围。或者是有人朝我打棍子，或者是在汪洋的水边有人推搡我，常把我惊醒。第二天早上或早饭后，我就跟看守讲这些梦，要他们给我破梦。
1977年5月，在全省地、市负责人会议上，刘光涛在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毛远新是“四人帮”死党、东北“太上皇”，要求全省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深入揭批毛远新。把毛远新当作东北“太上皇”，我觉得这是明晃晃地直接对着毛主席去的，感到无论从哪个方面也不能这么做。认为这哪里是批“四人帮”，而是直接批毛主席。
7月1日至5日，省委召开揭批查会议，部署彻底粉碎“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在黑龙江省的帮派体系。9日，省委召开揭批“四人帮”及其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有线广播大会，拉出来批判的有张洪池、牛成山、陈造反、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还有我和宋振业等人，在台上站了两排。在这次揭批大会上，给我们几个人，一律派戴了各人所在战线（即张为黑龙江、牛为财贸战线、陈为团省委、聂为工会、张为省委机关、刘为农口、我为教育、宋为体育）上的“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的黑爪牙的大帽子，对我们每个人各作了一番大揭大批。内容是：对牛陈聂张刘的批判是在批林批孔中大搞串联、揪斗老干部、冲击省委机关，对我和宋振业的指控是，在教育、体育战线上忠实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对我们这几个人共同的揭批是，反对邓小平、攻击华国锋。在这次揭批大会上，令我吃惊的是两件事，一是批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二是“四人帮”在黑龙江省第一个黑爪牙是张洪池。
把毛远新和牛陈聂张捆在一起，我感到实在牵强附会。因为着实毛远新是反对他们的。
把张定为“四人帮”的黑爪牙，我也觉得太单薄。张来自大庆，安徽人，因献身养猪事业成名，被冠以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71年被选进省委班子，任省委常委。因为1975年他参加了王洪文组织的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上，王洪文提出各省去的这些人，应该个个是敢同走资派斗的老虎，“现在，学习班结束了，放虎归山，希望你们不负众望。”仅此一事，就这样，大张旗鼓，便认定为张是黑龙江省的“归山虎”，成为我省第一个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将其推倒狠批，这还有什么政策界限。
如此大揭大批搞了几次之后，就分别拉我们到本行业的一些单位游斗，接受部门和行业的批判。我被先后拉到哈师院、黑大、哈医大、哈三中、哈一机厂等处批判。说实在的，这些批判会，对我没有什么触动，因为满篇形而上学，东拉西扯，东拼西凑，断章取义，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不讲逻辑关系，不讲本质联系，不讲历史，不讲辩证法。每次批斗会之后，总免不了要我写一篇思想汇报。
参加这样的大会，我常常效徐铉“映日而视”之法，即认准一个视点，不移动我的目光，然后就出神地想我曾经读过或听到过的各种故事或其他经历过而未经意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对于大喇叭传出来的喊叫声，听起来便成了一片尘外叫嚣，这就什么也不入心、不生气。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法。发言者有时对我发问，我常常不知所云。但有时又像听故事，觉得有些事玩味起来，有如湖南俚语“蛮有意思”、天津俚语“槽改”（戏弄）。
例如，哈师院组织的对我的专场批判会，中文系教员王宝大在揭批我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时说：“范正美用华程这个人物形象作为自己的化身，用美化华程来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小说中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中的身份，以及江城大学的描写，向人们表明，华程就是”四人帮“黑爪牙范正美自己。为了吹捧和美化自己，小说编造了华程是烈士的后代，又无耻地将社教中贫下中农的‘救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领袖’等桂冠，戴在华程头上，再加上一些‘舌战群儒’、‘绝食斗争’、‘虎口脱险’等荒唐离奇的情节。这样，作者通过塑造华程这个人物，便可以把自己突出起来了。”
“他把华程打扮成‘起点高’、‘基础好’的超群之才，极力宣传自己是始终正确的造反派头头，‘红卫兵运动的代表’、‘新生力量’。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
为此，他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他们家修菜窖，两个友人给他们家帮忙，“大家累得腰驼背痛，到了吃饭时，我们这位革命英雄连顿饭也没让吃！”
第二个例子：“省文教办机关的几个同志出差，到哈尔滨火车站集合，约定不见不散。其中一位同志去晚了，范正美竟和另一个同志先上车走了。”
批我的小说，我听进去了，而且洗耳恭听，因为来自读者的任何批评，不论是谁，我都欢迎，何况我的作品尚未发表，就有人如此有兴味进言，岂能不欢迎。他的发言把我的思绪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