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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孩子们面面相觑，仿佛明白了什么，减慢了吃饭的速度。
还使我难忘的是我和玉梅在牛棚的第一次相见。专案组任守义一再对我说：“要克制自己的情感，不要过于动感情。”他哪里知道我和玉梅曾经有约定。见面时，不要激动，不要当着别人的面流泪，就像平时见面一样。玉梅是个很达观的人，能理解这一切，见着我时，表现得落落大方，没有流露出什么，还对我说，要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她事后说：“见到你，我真想哭，但我没哭。因为哭是懦弱的表现。咱们还是咱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来气。于是，我振作精神，没有哭。”
到1978年12月，我被学习班关押了二十个月，我做好了再待一年的思想准备。后来听说，文教办等着有个结论。但省委迟迟拿不出方案来。于是文教办选择在省委免去我的职务决定之机，于1978年12月30日，将我放回了家。至此，我长达20个月零25天的牛棚生活，终于结束。同时我被告知，这只是“集中的学习”告一段落，以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对于这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我写了两首诗，把当时的心境记录了下来：
1978年12月30日“学习班”结束有感晓闻金鸡鸣，忽报禁楼开。
我心如春日，思潮滚滚来。
自勉风高浪急着万家，松傲冬深柳自斜。
自幼信义存抱柱，笑颜放眼看物华。
从牛棚出来，我几次要求结论，明确处分，不能这么呆着。没有想到，对我的处理，一拖再拖，时间长达八年，历经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升级。
1979年1月27日，中共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的处理，应到会43人，因事缺席4人，到会39人，决定建议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暂缓党籍处分，下放劳动，以观后效。上报省委批准后生效。
1979年4月24日上午，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以及专案组孟新、田桂琴、王亚男、戴恩崇找我谈话，由张双城宣布中共黑龙江省委揭批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1979］4号《对范正美处理通知》。
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对范正美的问题，暂不定性，先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基层劳动；党籍暂缓处理，不过组织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根据本人表现，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张双城解释说：“暂不定性，前一段反省，这一段劳动。据知，凡是进行隔离反省，目前都是这样处理。到哪里？由各单位商定，最后定在阿城畜牧场，条件比较好，适于劳动锻炼。考虑你的情况，没有在哈市的。过五一就走。由现在单位和劳动单位共同负责，并经常性考查，了解思想动向，劳动态度。为便于考查，建立考勤考查记录。要遵守各项制度和纪律。来访办事由所在单位定，外调由原单位，政治待遇生活管理同群众一样。时间上面没说，看自己表现。”
对此，我表态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错误，很大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一段总结，决心继续努力，总结积极教训，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做点好事。在总结中，认识到我犯错误有深刻的主观原因，但有许多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今天如实提出，这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于这个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今天我还没有考虑好。现在，我考虑有这么几点：（1）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有无文件？（2）说不定性，又撤职、不过组织生活，这是处分，是很重的处分。（3）说是劳动，没有时间，留党察看还有年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劳动是义务，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作为犯错误的人，却应该说明白多长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过几天，等我考虑好了再报告组织。”
这些情况被反映上去之后，5月14日上午，任守义通知我，下午办里找我谈话。下午，邴瑞年、冫工英、孟新、田桂琴、任守义在文教办同我谈话。他们要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说：“那天已经说了，我确实犯有很大的错误、很多的错误，组织上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应该接受。我觉得组织上现在对我的处理，可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在努力贯彻政策的。但是我经过学习、反复考虑，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感到不那么周到，不那么慎重。我个人服从组织，保留意见。
“（1）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现在这种处分，我有意见。暂不过组织生活，保留党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有着一贯的政策，光荣传统，只是最近几年，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处理人，总是使被处理的人心悦诚服。但是我最近一再深入考虑自己的问题，联系党中央有关政策，心情觉得不那么舒畅，思想上的疙瘩还解决不了。对我犯错误的认识和对自己犯错误的处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关于劳动地点，因为有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我本人有困难，二是家里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关于劳动问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参加劳动是没什么说的，如果是作为下放劳动，等着处理、考验我，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是一种处理，我又看不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我还得考虑考虑，还要很好地学习。”
邴瑞年说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我说：“别人我不了解，我只能考虑我自己，我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和我自己来考虑。”
我这样说过之后，邴瑞年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