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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那些有问题的支部，《二十三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构想。这就是由工作组的代表、当地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地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作为一种对于未来新班子的过渡，一改工作组进村、干部靠边站、工作组代行职务的做法。这种“三结合”的办法，很快解决了当地的领导问题，不影响生产。我认为，这既体现了农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的一面，又体现了新老班子的承继关系。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文革，在师院、在全省后期夺权斗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社教中，有两方面的人给我影响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特别是参加文革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我住的房东一家，王永发大爷和他的老伴，对住在他家的老郑和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晚上我们睡在一条炕上，总要海阔天空地唠扯一大阵子，但是一到我们涉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时，两位老人就像受惊的役马一样，突然打住了。如果要深说几句，他们就会把话岔开，保持着农民特有的世故和警觉性。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许多老农。他们对干部有意见，有一说一，从不瞎说，表现了那种对事认真对人负责的劲儿，使我永远记忆犹新，并且总是让我玩味无穷。二是我们工作队里几位来自方正县的干部，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师舜、李真，以及工作队员老宋、小李子等，他们工作的那股子负责劲，对党的政策的那股子认真劲，对社员、对同志那种热情劲，常常想起来，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广大一般干部，他们对党中央一往情深，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总是同群众心连心。到发表《二十三条》时，这些同志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把对前一段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此外，我还通过王永发夫妇，得知《红罗女》的故事，虽然不连贯，却激起我对它的极大兴趣，为我以后创作《红罗女》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社教回来，我们刚完成了毕业实习，正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时，文革的号炮震响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小五界”，对以吴晗《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批判开始的。
这五界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根据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这五界都不满意。他批评当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为此，他指派江青抓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等改革。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现了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阶级性、革命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反映什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195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写过这样一段话：“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963、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教育界，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
毛泽东关于必须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他的睿智高明之处，表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远见卓识，不可以健忘轻心。世界历史表明，未有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动摇上层建筑的。毛泽东强调，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不要木然。这些在当时，我们认为一针见血，高屋建瓴，得到了我们的热烈响应，并变成了政治行动。
毛泽东从文艺界抓住对吴晗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
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一位专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的有关鼓动，并针对当时有关编写京剧的情况，于1959年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这位海瑞是一位刚毅不阿的大臣，当面敢于顶撞嘉靖皇帝，而被嘉靖皇帝罢官，此后，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因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正好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久。其后，吴晗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于1961年，被当时史学界和文艺界称作“破门而出”，写成了《海瑞罢官》的京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毛泽东把它同庐山会议，他罢彭德怀的官的事情联系起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认为吴晗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根据他的阶级斗争思路，首先通过意识形态造舆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斗争哲学，凭着他特有的洞察力和政治嗅觉，还认为当时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像吴晗这样的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这些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些已被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信用，被培养为革命的接班人。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形式来揭露他们。
1965年11月10日，经过反复策划，并由毛泽东多次地审阅，以姚文元的名义，首先通过《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的长篇批判文章，经过半个多月，《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
《评》文是这样拉开文革这台历史巨剧的帷幕的：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发表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报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此后，中央主要报刊和各省市报刊，又对吴晗的《燕山夜话》，邓拓、廖沫沙等人参入编写的《三家村札记》开展了批判。到1966年的三、四月之后，全国报刊由学术讨论，开始了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全国批判“三家村”的炮火惊天动地，震撼全世界。
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大学生一开始就和“小五界”参加了战斗，并且当了先锋。在我们哈师院，从五月上旬，开始停课闹革命，由院党委直接组织批判，通过大小会议和广播、板报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政治系首当其冲，有这么几点原因：一是因为政治系师生，大都出身工农家庭，少数出身非工农家庭的，也是所谓能同家庭划清界限的人们，这些人最听党的话，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二是政治系师生是学政治的，对政治问题保持着特有的敏感性。所以，政治系师生在运动中便冲锋在前，走在了前头。对于我来说，我当时是完全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我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归纳起来：一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经风雨，见世面。生在和平建设时代，没有赶上大革命风暴，威武雄伟地干一番事业，现在有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应该全身心地投入，用笔做刀枪，以舌伐黑帮；二是我是新党员，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考验，再立新功。
因为我是学生干部，在社教中入党，刚刚转正，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被院系领导看中，用我作炮筒，我自己也是乐为愿往。于是，学院召开的批判大会，校外小五界召开的批判大会，我常被院系党组织指名派去参加或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当时还是我们班的党小组长，根据党支部的意见，要我共同参与班级的运动领导工作。我们班还有两名调干学生，一位是魏醒学，任班长；一位是晋长厚，任学委。他们两都比我年长，观点又总是一致。我们在班级里有较高的威信，跟同学们相处的很好。我们同绝大多数同学始终在一起活动，使班级战斗力很强。
围绕批判吴晗的斗争，现在回想起来，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占了高位，又抓住了大道理，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一般认同，他们也从学术上抓了批判，而且指示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地实际积极组织批判，并且接二连三地抛出了他们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让人们批判。大批青年学生被激励而积极加入了围批吴晗的斗争之中。
客观地说，毛泽东发动的对吴晗的批判一开始就遭到刘少奇等人的抵制。文革一开始，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但是，彭真等人对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并不理解。彭真未同其他成员会商，于1966年2月搞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在没有征得毛泽东的允许的情况下，以中央的名义发到全党。这个提纲的基调是，文化革命是学术领域内的思想革命，批判应该是说理的、平等的、同志式的。应该说，这个提纲的倾向显然有利于学术专家权威的，不利于开展对他们的揭发批判。毛泽东对此大发雷霆，于1966年5月主持中央会议，狠批了这个《二月提纲》，制定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从十个方面逐条逐项批判了《二月提纲》，更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主张，并且撤消了这个文革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王力、关锋、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八月底，中央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或者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组长。自此，文革就在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进行，直到十大结束。应该说，《五？一六通知》全面系统地，用十分明白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和重点，以及战略、策略、基本政策、方针和部署。《通知》也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
经过酝酿准备，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值得说明的是，这个社论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它扭转了斗争大方向），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当天晚8时，在各地电台联播节目里，播放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佩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作“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陆平等人领导的组织为反党集团。评论员文章号召革命派，“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黑帮进行坚决地斗争，而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并把他们加以“彻底摧毁”。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反动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不管他资格多老，职位多高，都要揭发出来，罢他们的官，撤他们的职。在此之前，斗争主要集中在中央的揭与捂。即毛泽东的揭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真等的抵制，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领域，反对扩大到政治领域。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以及这篇社论一发表，文化革命便烈火横烧，批判和声讨对准了本单位主要领导。这就是毛泽东策划的自下而上的揭阴暗面的斗争的正式开始。
在《人民日报》的如此鼓动下，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青年，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荣爱国传统，在全国范围内被激发起来了。当时作为学生的我们，从心里以为当前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事关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是这样，热血的青年学生起来揭发党委的问题，一浪高过一浪。这时，青年学生参加运动，不分派别，只有积极性高低、热情大小之分。这时候，最激励人心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这一段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是这样燃遍全国。
1966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社论，火上浇油，把文革急剧地推向高潮。社论就南京大学揪出校长匡亚明和改组共青团北京市委发表议论，情绪高昂，言词激烈，极富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