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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12〕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由是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两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严重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三千九百多人只留下三百多人。
1963年、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两千三百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两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13〕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水平。以去年（即1967年——引者注）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两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话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赤脚医生”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有它的迷人之处。“赤脚医生”的农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医生的社会特权，使对身体的管理、修复和重建的主体，由他者变成自我。由于“赤脚医生”是由公社挑选的，所以，“赤脚医生”基本上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以实现病人的权利保障。
但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赤脚医生”毕竟还是医生，而不是病人本身，如福柯所说：“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14〕于是，把医生归入纯技术领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医生如果要弥补他们与病人之间的鸿沟，必须承担起道德责任，把自己视为肉体的教士。这不仅仅归因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已经拥有了灵魂与肉体密不可分的概念，对肉体的治疗，等同于对精神的治疗（以后精神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它化解了生命中最大的矛盾和困惑，减轻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惶惑和对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这透露了人们对于医生谨慎的怀疑态度——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塑乃至改造，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福柯指出：“由于医学变成一种公共的、无私利的、受到监督的活动，它就能够不断地改进；它在减轻肉体痛苦的过程中将会接续教会的古老精神使命，成为后者的一个世俗翻版。”〔15〕他甚至主张医生必须免费为病人服务，以便与他们的神圣使命相对称。而这一切，已经涵盖在毛泽东对“赤脚医生”的制度设计中。在毛的理念中，治病已经成为治国的象征，他试图通过治病来获取有关治国的政治灵感。
如果将“赤脚医生”运动纳入阶级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那么，它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变革，它旨在改变医生的身份，赋予他们更多人道和正义的功能，甚至使他们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疾病的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作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作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16〕
五
春苗一丝不苟地担当着时代赋予她的重任。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不乏对于“赤脚医生”的圣徒式的描述。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法则，它刚好与医生“治病救人”的正义身份相符，她们缺的，只是天使的一对翅膀。一本报告文学集《广阔的路》是我学习写作的早期范本之一。这本书中，对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有如下描述：
他给妇女割子宫瘤。“你只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钳剪和白瓷盘轻轻相碰的响声”。“不久，手术结束了。当洁白的苫布慢慢揭开时，四双眼睛一齐盯向患者的脸，啊，她的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么？’赤脚医生们说：‘还没躺够么？’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细高个儿的赤脚医生用手术钳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17〕
“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等较大手术一百五十多次，无一例感染事故。一般动刀动剪的小手术，那就更多了”〔18〕。
而他的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19〕。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并“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你练习割掉它吧！’而助手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20〕
这篇作品意图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赤脚医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今天读来，却有如惊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为“赤脚医生”刀剪下的身体捏一把汗。现在，无论春苗们有着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再度由国家、阶级缩减为一个身体的局部，它的肌肉正在痉挛，它内部饱满的血液将由一条切开的路线喷涌而出。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正是如何对付那些汹涌的病情。
“赤脚医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肆虐的疾病进行分割围剿。似乎没有机构对当时“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普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春苗”，她们为多少名病人治过病，治愈率有多少，误诊率和致死率又有多少。换言之，我们无法依据数据判断“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是否有效。由于有经验的医生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我们对“赤脚医生”的工作业绩难以作出乐观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赤脚医生运动”是一场并不成功的运动（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像孙立哲这样的医学超人是不存在的；医学，也无法像地雷战那样在民众中普及。在这场理想主义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身体必将沦为殉葬品。这是一场试图使身体重新站立起来的努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身体壮烈地倒下。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使身体陷入更深的迷茫。
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知识的垄断与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法则，它确立了权威的合法性。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医院，在混乱的大厅排队。姓名变成编号，变成各种疾病的代称。命运多舛的身体等待着被重新编辑。人们手持化验单，忧心忡忡地在走廊奔走，等待医生对那些纸上的命运密码进行破译。在“赤脚医生运动”终止二十多年以后，医学据说已经大大有了发展，即使贫下中农，也对孙立哲那张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的手术台不屑一顾。不仅硅胶可以充填乳房，骨关节可以由钛合金来置换，人造心脏也早已实现临床应用。所有这一切，让只凭一根银针闯荡江湖的春苗们望尘莫及。在医学的许诺下，物质以药物和各种人造器官的形式纷纷进入身体，并逐渐实现对身体的掌控。身体不仅仅被置于技术的围困之中，身体本身正在变成技术的一部分，正一步步为化学制剂所干预、由人造机械所代替，甚至我们的智能，也终有一天会被一种新材料所取代。在与技术的对峙中，身体正在逐步丧失自己的领土。“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圈套。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当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机器对于躯体的分割、包围、孤立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谋”〔21〕。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就犯。人类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最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充满金属零件“机器人”或者“非人”，一具彻底丧失主权、在“医学”的摆布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
注释：
〔1〕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转引自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页。
〔４〕〔２１〕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70～171页。
〔5〕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6〕〔8〕〔14〕〔15〕〔16〕（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0、7、36、37～38页。
〔7〕吴亮：《医院简略图》，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9〕〔10〕曹雪芹：《红楼梦》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06、106页。
〔11〕（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见《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2〕（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3〕《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17〕〔18〕〔19〕〔20〕《广阔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
？ 刘绪贻中南民族大学张世强博士问我：“先生曾说过爱祖国和祖国传统文化，但不喜欢儒学，然而人们一般认为，儒学在祖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主要地位，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在先生的心目中，‘祖国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答：“这很难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只能简单说说我的初步看法。”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非常多，有的书说有几十种，有的书说有几百种。对我来说，我是同意我的美国导师威廉·奥格朋（WilliamF。Ogburn）的定义的。他把一切人为（manmade）的东西称为文化，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我也是。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旧中国（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切人为的事物，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儒学或主要是儒学。比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青铜制造业。《左传》、《尚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就记载着夏铸九鼎、夏启铸鼎和以铜作兵的传说，到商代后期与西周时，我国的青铜工艺已达到高峰阶段，制造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无与伦比。其次，商代已经出现了釉陶，是我国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时期，中国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建筑等业，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夏代已经有历法或历书，如“夏历”、“夏小正”。商代历法更进步，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闰月的设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并有火星、商星的记载。其次，商、周时期，我国已有甲骨文、金文这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只可惜其中有些内容后来被儒学化了。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成组的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说明当时我国雕塑和音乐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年代，除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我认为，在这些家中，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为墨家讲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非命，这都是比较好的，墨家学说还对于先秦哲学、逻辑学、工程技术学有一定贡献。当然墨家也有些问题，但我觉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当然应该批判，但它的代表人物荀况和韩非，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法治和“法后王”，这比主张唯心主义、人治和复古倒退的儒家是较胜一筹的。名家认为在名实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必须符实。这比儒家的“存名正实”的复古思想当然进步。同时，名家学说中还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是儒学望尘莫及的。兵家《孙子》一书，直到当代，不仅其中论点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而且全书在军事学、战略学方面仍具有国际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和大型壁画。在科技方面，出现了农学专著《后稷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