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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法，反而对法家加以讴歌，这是令人奇怪的。”〔20〕钱穆曾说儒家有民主思想。如果认为这评价过高，那么至少也可以说早期儒家是以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但直到今天某些人却并不这样看，他们开口闭口说孔老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这就是坚持一种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
其五，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因为在元化先生看来，“‘五四’时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不过，第一，庄、墨、韩学说并不是传统中的主流，传统中占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是被激烈反对的。第二，‘五四’对庄、墨、韩等的肯定，或是用来作为一种反儒的手段（如利用庄子中的反孔观点），或是用来附会西方某种学说（如用韩非附会进化论与实验主义），还不能被视为是承传传统资源以建设新的文化。第三，‘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域，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21〕。
元化先生在对“五四”进行反思时，揭櫫了“五四”思潮的负面层次——“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像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元化先生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依次为“庸俗进化观念”、“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他认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点今天有必要对它们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变成凡新的必胜旧的这一思维模式；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后来成为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先确定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而是把立场态度问题作为先决条件〔22〕。
元化先生在自己的反思时，曾专门谈到中国传统中的“意图伦理”，按元化先生所言，这种意图伦理的思维模式要求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23〕，即“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而是先要端正态度，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24〕。但是，“按照认识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恰恰应该是相反的。因为结论要从事实的分析中才能得出，正确立场要经过明辨是非的认识过程才能确立。已有的结论固然可以有助于去分析未经探讨的事实，但不能改变事实，而事实却可以改变过去所获得的结论。同样，原来的立场也必须在继续不断地去明确是非的过程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否则就会流入由意志代替真理的信仰主义，形成一种宗派意识”〔25〕。元化先生鲜明地指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图伦理的危害性在于“唯意志论”：“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从而使并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性意识。”〔26〕
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对于从一个民族的“文革”悲剧阴影中走出来的中国人而言，在重续中华文化血脉的过程中，面对种种泛起的历史现象，沉渣也罢、珍宝也罢，何妨以一种更加多元而开阔的心胸来包容呢？
二
元化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反思，其目的“是想要发掘极左思想的根源”〔27〕。他通过认真的梳理和比较，指出由来已久的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想的根源之一。而元化先生的反思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就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元化先生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写《杜亚泉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运动再评价）起，到九十年代末写《与友人谈社约论书》（对卢梭国家学说再认识）止，始终贯穿着对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
元化先生在《记我的三次反思历程》一文中说：
第三次反思也是发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风波以后，这次反思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在许多人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我发现，这种极左思潮体现在二十世纪初从西方所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中。这是一种激进主义。激进主义当时在中国盛行，有其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环境太黑暗，改革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使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急躁的情绪。另方面，封建社会的解体，西学的输入，传统工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出现了一些趋向极端的偏颇看法。一九一九年在《新青年》与《东方杂志》之间爆发的那场中西文化问题论战就透露了个中消息。激烈的反传统虽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时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隐、李贽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时断断续续出现的反传统倾向还不足以形成一种时代风习，像“五四”那样对当时和后来发生巨大的影响。因而我的反思由激进主义而进入到对“五四”的思考。我尝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颁布了中小学应一律使用国语读本的命令。我一直认为“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
上述看法的改变是由我被朋友嘱托写一篇《杜亚泉文集序》所引起的。这时我发现，过去我对“五四”的认识是基于长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观念，这些既定观念已被我当作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过去所读到的那些资料的汇编、理论的诠释以及史的著述等等，几乎都是在这些既定观念的导引下编写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资料只限于被既定观念所认定是改革、进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为落后、保守、反动的一方则多被刊落，纵使少量收录，也往往加以主观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历史事实的全貌和真相。当我着手要写有关杜亚泉的文章时，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去阅读过去资料汇编等所没有收录的第一手资料。经过阅读和思考，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我们要继承的其他好的方面。可是这样简明的道理竟不被一些人理解，有的甚至意气用事。那些号称坚持“继承五四”的人以为通过诅咒和谩骂就可以将我击倒。但辩论靠的是真理，而不是权谋与蛮横。〔28〕
针对有人将激进主义与“五四”联系在一起，元化先生辩解说，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只不过在“五四”表现得突出一点罢了。
元化先生认为，在中国，激进主义的源头可上溯至明末，当时的思想家李贽等人态度偏激、喜欢暴力……到了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当时的爱国志士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莫不靡然景从。这些人中间包括了一些传统素养深厚的人如刘师培，他在当时竟成了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急先锋，先在日本办《天义报》，被查封后，再办《衡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还包括了出家修行的和尚太虚法师。当时连一些性情温和的人如蔡元培，也倾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胡适在日记中曾记述他在那时读到梁启超说的“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这种激愤的话后，深为感动。不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很快地采取一种清醒的态度，这就是胡适令人敬佩之处。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思想也对“五四”人物发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元化先生认为，激进情绪是我们今天不应吸取的“五四”遗产的四个方面之一，因为它趋向极端，破坏力很大。比如，由于反对传统，而主张“全盘西化”。由于汉字难懂，而要求废除汉字；更激烈者，甚至主张连汉语也一并废掉，索性采用外语。由于反对旧礼教，而宣扬非孝。由于提倡平民文学，而反对贵族文学〔29〕。
此外，元化先生认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一些爱国志士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鲁迅早年撰写随感录，他说要在一个黑屋开窗，必遭反对，但要说把整座屋子拆掉，那么也许可能开出一口窗子来（大意）。矫枉必须过正，越激烈越好，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30〕。
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构成了元化先生反思的重要内容。他说：过去我对激进主义等这方面的问题并未接触，也许无形之中对激进主义倒是同情的。仔细分析，这也是由于受到“五四”庸俗进化观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仅限于科学领域，可以说进化论的影响在本世纪衣被了几代人。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开始，夹杂了斯宾塞观点的社会进化论在我国成为一种主导思想，“五四”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思想家不信奉这种进化论，尽管他们在其他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是属于互相敌对的流派。过去我们对进化论的积极意义谈得太多了，至于消极方面则很少谈到。元化先生认为，如果要探讨进化论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应着眼于今天仍在支配思想界的新与旧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新的都是好的，进步的，而旧的都是不好的，落后的。所以谈论旧的就被目为回瞻，批评新的就被目为顽固。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这种新与旧的价值观念，更使激进主义享有不容置疑的好名声。这种影响在今天的思想界和文艺界也同样存在。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较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原因，即来自长期所形成的“越彻底越好”和“新的总比旧的好”这种固定的看法，并以这种看法去判断是非〔31〕。
元化先生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是他长期反思的结果，不是曲学阿世的表现。反思是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升华。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保持人格的独立，不附会任何权势，而且要追求思想的独立，不依傍任何权威，元化先生就是其中“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32〕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反思的可贵之处也正在于此。
元化先生的反思和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不是一种纯学术探索，而是他心路历程的折射。元化先生他在《近思札记》中写道：“我对于激进主义的认识是用了很多的时间仔细阅读了大量资料而形成的。”他发现，“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联系……有人把现代知识分子划分为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三类。我说我不能同意这种划分，它使我想到大陆上习见的把知识分子划分为左、中、右那种使每个人都穿上号衣的分类法。如果硬要按照这样干脆省事的划分来站队，我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里。最近有一篇号称反省的文章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称为保守主义者，甚至把‘五四’时期一些国家主义者也说成是反对激进主义的保守派，这是按照政治上的派别划分，把激进主义局限在左的范围之内，于是把反对激进主义的人一概视为右的保守主义了。这实际上是用政治派别来划分，把左说成是激进派，把右说成是保守派。类似这种说法过去也有，虽然说的人的用意不同。‘四人帮’粉碎后，就有过‘四人帮’‘右得不可再右了’的说法，因为左是革命的，右是反动的，所以‘四人帮’也就不代表极左思潮了。但我对激进主义一词的用法与此不同。我是把激进主义作为采取激烈手段，见解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的一种表现，它并不是专属哪一个政治党派的。在这种意义上，‘四人帮’是激进主义，在政治上被称为极右的希特勒的纳粹党和墨索里尼的棒喝团，也都是激进主义。将政治上的概念套到学术思想上，就如过去将党派性、两条路线斗争等等政治概念套到哲学上一样是不妥的”〔33〕。可见元化先生的反思是基于对极左思潮的切肤之痛。对这种给整个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意识形态，思想家的任务不仅是政治批判与道义谴责，更重要的是像元化先生那样寻根刨底，从根本上否定其理论的合理性。
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极左思潮造成的“毒瘤”。元化先生认为，“激进主义发生在‘五四’前，‘五四’和‘五四’后的思想界都或多或少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大乱才有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两个彻底决裂’等等，都是这股思潮愈演愈烈的余波”〔34〕。然而，元化先生又不同意把“五四”简单地比拟为“文革”。他说：“‘五四’运动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向指挥刀进行反抗。‘文革’反过来，是按指挥刀命令行事，打击的对象则是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文革’虽然号称大民主，实际上却是御用的革命。难道这还不够清楚吗？最近我从《南方周末》上看到河南一个名为《大学生》的刊物，曾以‘文革’为题，对当地的大学生进行测验调查。结果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有的甚至说希望再来一次让他们看看。倘‘文革’作为禁区的情况再继续下去，恐怕不知道‘五四’与‘文革’区别的人，倒不是海外某些学人，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不准史书记载元人的凶残，推行愚民政策，而其结果却并不见得好。”
元化先生对“五四”与“文革”作了比较，他“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立场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也会出现在立场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身上，也就是说，有些人虽然立场观点迥然不同，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却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后者是一种抽象的传承，并不涉及立场观点的具体内容”〔35〕。元化先生仅举“批孔”为例，说明“五四”与“文革”是不同的。他说：
从表面看，“五四”打倒孔家店，“文革”批孔，两者似乎一脉相通。我最近读到海外学者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今天谁推崇儒家或至少对于儒家的尊重多于批评，谁就是纠正“文革”批孔的错误。这种看法大概是由于对国内情况有些隔膜，他们不理解在过去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思想批判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实用手段，只要略微了解诸如海瑞、《水浒》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在剧烈政治斗争中的浮沉荣辱就可以明白了。“文革”前海瑞是号召作家去写的清官楷模，但由于政治需要，一下子就成了为“文革”序幕祭旗的牺牲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真的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吗？不是。《水浒》这部小说曾被宣布包含了不少辩证法，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也一再受到热烈的奖励，但是在“文革”才一下子变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著作。当时是真的批宋江吗？不是。它们都作为影射的符号，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选来祭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只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替罪羊。批孔也是一样，就在当时恐怕连不大识字的人也都明白批大儒、批魁儒究竟批的是谁。这也就是当时除了御用写作班子的少数笔杆子外，理论工作者（哪怕是一贯对儒家采取批判的人）都对这场闹剧采取了坚决抵制态度的缘故。如果不懂历次政治运动总要通过文艺批判来揭开序幕，如果不懂自有文字狱以来就已存在的所谓“影射”这两个字的妙用，那么只能说还不大了解国情。须知，“文革”期间，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