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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年1 月1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结束了清朝26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严复虽然对清朝统治不满，但又认为“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可富强之可跂乎。”又说：“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于共和实无一合。”①② 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14—218 页。
① 《严复集》第1 册，第123 页。
第五节保守复旧的落伍者1912 年3 月，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严复被任命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1 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在辞职前的9 月，还被北洋政府海军部编译处聘为总纂，辞职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顾问。
1913 年9 月，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0 月6 日，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感到国会是他搞专制独裁的障碍，竭力攻击国会的存在，是使“政权无由集中”，“不宜统一国家”，“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①。1914 年1 月10 日，下令解散国会，以“中央政治会议”来代替。但是，中央政治会议来历不明，不合乎法律手续，于是又制造一个“约法会议”。约法会议如同中央政治会议一样，是袁世凯一手操纵的御用工具。1 月26 日，严复被举为约法会议的议员。3 月18 日，会议正式成立，议员们按照袁世凯的旨意，炮制了一部专制独裁的《中华民国约法》，使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按《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袁世凯政权的立法机构是立法院，同时设立一个被总统咨询的参政院。立法院议员由选举产生，参政院参政由总统简任。但即使由袁世凯一手包办选举的立法院，也始终未成立，一直由参政院代行职权。严复又被袁世凯简任为参政院参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严复将外国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和文章，译成中文送给袁世凯备览。1915 年5 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当他知悉袁世凯有想当皇帝的意图时，就苦心相劝：“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于袁氏有大不利也”。但袁世凯还是执迷不悟。1915 年8 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时，严复与杨度、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6 人被列为“筹安会六君子”。而列名筹安会，是杨度等强加给严复的，公诸报端也未取得他的同意。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未赞一词”，但这并不表明他认清了时代的潮流，反对帝制，赞成共和。相反，他仍然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只是反对操之过急，“窃意当时，假使政府绝无函电致诸各省，选政彼此一听民意自由，将赞成者，必亦过半。然后光明正大，择期登极，彼反对者，既无所借口，东西邻国亦将何以责言。释此不图，岂非大错”，结果，“欲速不达”，“弄巧成拙”②。
在辛亥革命后，严复不仅在政治上倒退到顽固坚持复辟君主，反对民主，而且在文化思想上由主张学习西方蜕变成提倡尊孔读经和维护封建道统。1913 年，他同马其昶、夏曾佑、姚永概、林纾、吴芝瑛、梁启超等200 余人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他为首领。孔教会成立后，他在《庸言报》上发表《孔教会序》，同年又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以后又写《导扬中华民国精神议》，鼓吹尊孔读经，倡导忠孝节义，维护封建道统。他说：“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第3 册，第603、660 页。
② 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111—112 页。
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①这样，由一个热心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积极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革新者，变成了主张复古的落伍者。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各阶级各阶层都在作各自的表演。严复完全抛弃了宣传西学、提倡新学、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革新精神，以维护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的姿态出现，放言无忌，竭力反对“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他说：“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①就是说，学生起来进行爱国运动，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他还辱骂攻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学生运动是：“人格虽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②严复晚年患有哮喘病，久治无效。1921 年10 月28 日，这位名噪一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 岁。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二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629 页。
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五）》，《严复集》第3 册，第692 页。
② 严复：《与熊纯如书（七十九）》，《严复集》第3 册，第695 页。
第十八章谭嗣同第一节为维新改革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1865 年3 月10 日）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他幼年随父在京读书，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光绪二年（1876）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所以取号复生。在这次流疫中，他母亲和姐姐、哥哥等相继染疾而逝。其母死后，谭嗣同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上受到极大创痛，后来他曾追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①他憎恨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等思想的产生和形成，与他早年的遭遇不无关系。
谭嗣同早年就在京城结交了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世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和剑术，后来“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①，即由此奠定了基础。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
光绪三年（1877），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打野生充饥，吃雪块解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①。
谭嗣同作为一个封建达官之子，其父迫切期望他通过科举道路，步入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就其个人说来，要施展自己的“经世之略”，也难以抛弃科举之道。因此，他从光绪十年起至二十年止，10 年之间，曾往来南北各地，主要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不料，却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因自号“壮飞”。
光绪二十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者，又于次年和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愤慨，康有为联合各省赴京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深重的民族灾难，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以致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① 严复：《与熊纯如书（八十一）》，《严复集》第3 册，第696—697 页。① 《仁学·自叙》，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289 页。① 欧阳予倩：《上欧阳瓣■师书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6 页。②爱国主义激情促使他的思想起了急剧变化，他在给其密友唐才常的信中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①他追悔自己“三十年前之精力，弊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②，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此间，他写了一系列论文，阐发其维新变法的观点和主张，脚踏实地地开始具体的改革活动，从“开风气”、“育人材”出发，联合有识之士，从本县、本省着手，筹办和创立算学格致馆、《湘学报》、时务学堂等。
正当谭嗣同积极地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他的父亲却为之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其到南京候补。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离开武昌，北游访学。他先到了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看到了万年化石、爱克斯光照相，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引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再到天津，看到那里的机厂、轮船、船坞、火车、铁桥、电线、炮台，还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认为“无一不规模宏远，至精至当”，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向往。在天津，他还加入了当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在理教。继而，又到了北京，谒见了帝党要员翁同龢。七月，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在官场往来答拜中，他深察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此间，他与精通佛学的杨文会“时相往还”，潜心研究佛学。同时，又到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吴雁舟等相交往。梁向他介绍了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使正在追求新知识的谭嗣同对康十分钦佩；梁启超也向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公子之中，此为最矣”③。和梁启超的结识，使谭嗣同在官场的“空寂”中找到知音。因于这段时间，他多次往来南京、上海，一方面从事维新活动；另一方面与梁启超研讨学问，探讨变法理论，着手撰写其代表性著作《仁学》。
当维新变法运动日益发展起来之后，热心于维新事业的黄遵宪、徐仁铸、江标等先后到湖南任职，湖南巡抚陈宝箴也“一意振兴新学”。加之，当地的维新之士唐才常、毕永年、易鼐、樊锥等，也迫切盼望谭嗣同回湖南共谋维新事业。因此，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毅然弃官，回归湖南，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兴矿务、建铁路、创学会、办报纸，使湖南的维新活动大大向前推进。此间，谭嗣同尤为致力于《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如为《湘报》撰写《湘报后叙》近20 篇文章，竭力使《湘报》成为维新事业的喉舌，为变法革新、提倡民权制造舆论。再如南学会成立后，谭嗣同亲任主讲，每到会“必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畅论当时中国情势之危急，激发听讲者的爱国主义热忱。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义，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①谭嗣同期望通过南学会等阵地，“群湖南者智湖南，又以智湖南者智中国。”②尔后，湖南各地的学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正由于谭嗣同等人的努力，使湖南的新学、新政广为推行，风气大变。曾有人评论说：“全省风气大开，② 《报刘淞芙书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8 页。
① 《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0 页。
② 《与唐绂丞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59 页。
③ 《莽苍苍斋自序》，《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154 页。
① 叶德辉：《觉迷安录》卷4。
② 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08 页。
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①湖南因“大行改革，全省移风”，当地的顽固士绅、守旧党徒对此“疾之特甚”。王先谦、叶德辉等气焰嚣张，或“屡遣人至京参劾”，或直接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②，甚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椋⒛涎Щ幔勾颉断姹ā分鞅剩被偈蔽裱谩雹郏寡镅砸碧匪猛Ｕ胖匆舱攵浴断嫜Пā贰ⅰ断姹ā肪７⒈聿雒裰鳌⒚袢ㄋ枷氲奈恼拢峒又冈穑骸啊断嫜Пā分锌梢榇σ咽庇兄两招鲁觥断姹ā菲淦壬酢保按说任淖郑督坎ィ刂练巳诵笆浚医住薄Ｃ娑酝绻塘由稹⒋锕偃ü蟮钠苹岛屯玻匪猛逦薹垂耍敛欢 Ｔ诜炊屏Φ拇蚧髌群ο拢笔笔蔽裱玫慕滔埃械谋唤馄福械囊蛭肪宥肴ィ蹦诓恳渤鱿至朔制纭６源耍匪猛闳槐硎荆骸捌饺栈ハ嗳懊阏呷凇鄙砻鹱濉淖郑窳傩⌒±Χ淦涑跣暮酰 雹芄庑鞫哪晁脑露眨�1898 年6 月11 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京，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师，天真地认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决心“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⑤，致力于变法维新。然而，随着维新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紧急无策之中，谭嗣同对袁世凯作了错误估计，深夜贸然私访，请其出兵营救。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与应付之后，即叛卖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会见谭氏，愿设法保护。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谭嗣同大义凛然地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①，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②旋，被执入狱。他在狱中犹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③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拦阻，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④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谭嗣同被杀害，死时，年仅34 岁。
谭嗣同的论著主要有：《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论文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① 《群萌学会叙》，《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30 页。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 页。③ 苏舆：《翼教丛编》卷5。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纪》卷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71 页。
⑤ 《上欧阳中鹄书（二十一）》，《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474 页。① 《致李闰》，《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31 页。
②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国闻报》，《戊戌变法》第3 册，第423 页。③ 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第546 页。④ 《狱中题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第287 页。
第二节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谭嗣同作为戊戌维新运动中激进派的代表，其思想中最有积极影响的是他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由于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进一步加深，清朝统治的衰败腐朽也进一步暴露，中国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