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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谈》，查章太炎参加的是上海强学会。③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14 页。④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第7 页。
⑤ 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3 页。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①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既不满清朝统治，又同情康、梁；既孕有民族思想，又没有转向革命。
章太炎将怎样“革政”呢？他提出了“客帝”和“分镇”的课题，认为满洲贵族，是客帝；中国的“共主”应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朝皇帝承认过去民族压迫的错误，拥护孔子后裔，做“虚君”，自己退居为齐桓、晋文般的霸主，发愤自强，那么反满情绪可以平息，可以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分镇”也是章太炎在外国侵略、清政腐朽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改良设想。认为政治危急之际，“犹赖有数镇稍自奋起，足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弱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陵籍”。藩镇和立宪政并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他举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归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惠自擅？”②此后，进而指出：“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③他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丧权辱国，而对汉族地主阶级还存幻想。他向往的还是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在旅台期间，他曾将所写论文汇成《訄书》。光绪二十五年五月，由基隆去日本，七月下旬，由日返国。
① 章太炎：《上李鸿章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54 页。
② 章太炎：《答学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2 页。
③ 章太炎：《藩镇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2 页。
第二节鼓吹反清革命和“苏报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一伙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予“匡谬”，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 年2 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定交”，他们共同商讨“开国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
六月，章太炎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删革”《訄书》，并立“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①。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 年3 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者开口攻满洲”，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指出康有为所谓“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①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②。《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发表③，立即引起中外反动派的仇恨，于是发生了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苏报案”发生，章太炎英勇就逮，慷慨赴难。他除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中愤怒地斥责中外反动派的卑劣勾当，宣言“不认野蛮政府”外，又继④ 章太炎：《分镇》，《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 页。
① 章太炎：《客帝匡谬》，《訄书》重印本“前景”。
①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07 页。
②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04 页。
③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2 页。
续撰文，申斥改良派“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说：“新者，一人一代，不过一新而不可再。满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腐败蠹蚀，其材已不可复用，而欲责其再新，是何异责垂死之翁以呱啼哺乳也。”④又力言反清革命的必要。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①章太炎入狱三年，潜心佛学，读《瑜珈师地论》、《成唯识论》，而革命之志毫不动摇，曾支持光复会的成立。
④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苏报》发表的是其中主要部分，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① 章太炎：《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43 页。第三节主编《民报》，讲授国学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 年6 月29 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赴日。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②章太炎主编《民报》，自第七号起（1906 年9 月5 日出版），编至第十八号（1907 年12 月25 日出版），以脑病辞职，由张继接办1 期（十九号），陶成章接办3 期（第二十——二十二号）。二十三号起（1908 年8 月10 日出版），仍由他主编，出至第二十四号时（1908 年10 月10 日出版），《民报》被封禁。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①《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②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③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④。
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
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矇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⑤。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①。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
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② 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33 页。
①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72—276 页。②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6 页。
③ 同上书，第330 页。
④ 《民报》临时增刊《天讨》，收入《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2。
⑤ 《革命之道德》，《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09—323 页。
① 章太炎：《箴新党论》，《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38 页。
向披靡，令人神旺”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期间，还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陶冶公等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在他手拟的《约章》中标明：“本会宗旨在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约章》还提出：一，亚洲被侵略各国，先以中国、印度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二，入会各国，应该“互相扶助，使各得独立自由为旨”，如果“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三，入会会员，应“捐弃前嫌”，“互相爱睦”。虽则各国教术各异，“种族自尊”，但应“相知益深”，共同“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亚洲和亲会成立活动的时间虽只1 年多，但它以“反对帝国主义”载入《约章》，反映了亚洲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意愿。
与此同时，章太炎还在东京组织国学讲习会，编国学振兴社讲义，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起为青年讲学，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等，早期前往受业的有黄侃、朱希祖、龚宝铨、钱玄同、周树人、许寿裳等。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1908 年10 月），日本政府“徇清政府之请”，下令封禁《民报》，章太炎三次致书“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进行批驳：“私谓贵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刚毅恺明称于天下，必不茹柔吐刚，以纤毫之利、圭撮之害，而俯首以就满洲政府之羁轭，以挠邻国士民之气。”③并亲莅警廷，责问裁判长：“我言革命，我革中国之命，非革贵国之命。我之文字，即鼓动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国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动中国人，非鼓动日本人，于贵国之秩序何与？于贵国之治安何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国法律皆然，贵国亦然，我何罪？”“我言革命，我本国不讳言革命，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我国圣人之言也。故我国法律，造反有罪，革命无罪，我何罪？”问得“厅长无言”①。
《民报》“封禁”，章太炎在东京继续讲学，“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②，主要是“文字音韵之学”。他还写了大量学术著作《新方言》、《国故论衡》、《刘子政左氏说》、《庄子解诂》、《小学答问》、《齐物论释》、《文始》等陆续刊行。这些专著，种类繁赜，字数众多，在语文、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而宣统元年（1909）以后，他的政治论文却相对减少。
还在《民报》“封禁”前，章太炎和孙中山发生矛盾。此后，汪精卫续办《民报》，章太炎作《伪民报检举状》，又和陶成章重组光复会，闹派别纠纷。但他反清革命的大方向还是没有变，没有睽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同盟誓言，“同盟之好，未之敢忘”③。他在主办的《教育今语杂志》上以“共和纪元”，在《缘起》中叫人要“爱祖国”、“爱中夏”、② 章太炎：《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75 页。③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 册，第44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① 章太炎：《为民报封禁事移让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85 页。② 《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 页。
③ 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制言》第25 期。
除“外祸”、“辟邪辞”①。武昌起义前夕，还写了《诛政党》，揭露“竞名死利”、“同为民蠹”的立宪党的各种表现②。武昌起义消息刚传来，“满洲留日学生，惊慌万状，有主张向日本借兵者”，章太炎作书正告：“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怒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③他没有忘怀革命，他与同盟会之间的争论，也只能说是革命派内部的派别纠纷。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对敌斗争的英勇，攻战文字的犀利，至今犹感生气勃勃。这些正是他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① 章太炎：《复孙中山书》，1912 年1 月，《大中华》2 卷12 期。
② 《教育今语杂志》第1 册，1910 年3 月10 日出版。
③ 章太炎：《诛政党》，槟榔屿《光华日报》1911 年10 月26、28、31 日，撰写则在武昌起义前。第四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武昌起义胜利，章太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④的错误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在一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 年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聘任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他不愿常驻南京，返回上海。2 月中旬，在讨论建都问题时，章太炎主张建都北京，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则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⑤。他依恋旧制度，说“专制非无良规，共和非无粃政”，“政治法律，皆依习惯而成”①，主张中央“特建都察院”，“限制元首”，地方“废省存道”，而对代议民主制则表示反对，主张“限制财产”，又以“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为“大悖乎理”②。
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上台，章太炎幻想袁世凯“厉精法治”，“以厝中夏于泰山磐石之安”③。在用人问题上，以为“同盟会人材乏绝，清流不归”④。反对“政党内阁”，提出“取清时南方督抚有材名者以充阁员之选”⑤。说什么：“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主张“循旧贯”，用“老吏”⑥。将中华民国联合会与一些小政团合并，改组为统一党，以后更与民社等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
袁世凯给了章太炎一个总统府高等顾问的空衔，不久又委任为东三省筹边使，调出北京。章太炎兴致勃勃地跑到东北去“兴办实业”，设东三省筹边使署于长春，拟《东三省实业计划书》，提出“设立三省银行，以圆易吊，使民易知”，并铸造金币。“欲铸金币，又不可不预浚金源，非开办金矿，收买金砂，不足以供鼓铸。又请开浚松花江、辽河，去其淤梗，以利交通”。还拟“组织报馆”，“设会研究”⑦。但没有多久，宋教仁被刺，血的教训使他猛醒过来，他沉痛地《挽宋教仁》：“愿君化彗孛；为我扫幽燕”，对袁世凯不信任了。4 月，“托事南行”。次月，赴武昌，谒黎元洪，在鄂致电袁世凯，请去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四凶”①。接着，由武汉到了北京，袁世凯设法笼络。5 月25 日发令“章炳麟授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