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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现实主义 （EI realismo）二十世纪拉丁美洲重要小说流magico派，发轫于三十年代。早期主要表现为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神话传说的发掘，四十年代后演化为对拉丁美洲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它通过各种神话原型的显现以展示拉丁美洲文化的混杂和社会的畸形，产生了一大批轰动世界的佳作，如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等等。六十年代以后，魔幻现实主义盛极而衰，但它的某些创作方法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甚至更晚。
写给青少年的话 （代序）
二十世纪只剩下最后这不多的几年，二十一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的重担，已历史地落在你们这些跨世纪的一代青年肩上。祖国的未来与命运将同你们相连，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也将由你们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去谱写。
历史和实践已无数次表明，像人类的一切进步、壮丽和伟大的创举一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不可能越过世界文明大道而另辟蹊径。为了担当这一无比光荣而又极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巨大机遇与挑战，广大青少年朋友应该下定决心，努力学习和确切了解人类在过去和现在所积累的一切知识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
人类的文学成果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一时代的重大文学现象和优秀文学作品，并不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它们蕴含着客观的真理和历史的启迪、永恒的价值和永久的魅力。歌德说：“道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也说：普希金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这无异于说，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生命总是处在历史的永久运动之中，并且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因此，培养自己对世界文学的爱好和关注，了解世界文学的主要内涵，提高文学修养，应当是每个青少年的必修课。
这套《世界文学评介丛书》集各国家、各地区、各语种文学内容于一身，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套大规模、多层次、多角度的世界文学博览丛书。共6辑85册，依类别分为：
（一）国别、地区文学史，
（二）分体文学史，
（三）文学运动、流派、思潮，
（四）文学比较、交流，
（五）作家作品（上），
（六）作家作品（下），
这套丛书全面、系统、多角度地评述了世界文学。既载录了世界文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历史，又揭示了其现状和最新发展动态；既阐述了各主要文学运动、流派和思潮的兴衰及其主要内容，又介绍了世界文学与其它学科交错纵横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既论述了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吸收和借鉴，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重点的评析、介绍。丛书作者绝大多数是从事世界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他们用通俗明快的语言，将学术性、知识性的内容，通过浅显易懂的形式表达出来。不仅参考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最新学术观点，而且融进了潜心研究多年得出的独到、精辟的见解。论述科学，史料翔实，知识准确。
开放的中国正走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需要继承人类文化的全部优秀遗产，需要具有世界意识的建设者。青少年朋友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你们奔向二十一世纪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
吴元迈
1993年国庆节于北京“爆炸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当中国文人正在战争和运动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时候，拉丁美洲文学轰然“炸”开了。它以磅礴的气势、令人眼花缭乱的姿态，使所有文学爱好者为之慨叹：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一夜之间将其文学推向了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是的，这的确是一种奇迹。四十年代以后，由于特殊的文化历史原因和不断变化拓展更新的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由于拉丁美洲社会的畸形发展：各种传统形态和方法在这里根深蒂固、长存不衰而新思潮、新观念又纷至沓来、层出不穷，由于这块处于不同文明的交叉路口的处女地对几乎所有事物都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拉丁美洲小说终于在无声无息中崛起。
于是，丑小鸭变作天鹅，灰姑娘成了公主；昔日离乡背井，衣衫褴褛，满脑子皆是乔伊斯、福克纳的浪子，转眼间已然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戴博士帽，脚踩奔驰车；一手搀着欧洲美女的纤腰，另一手高举威士忌酒杯，却言必称拉—丁—美—洲……
于是，拉丁美洲小说佳作纷呈，气象万千，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得其宜，象牙之塔和人生舞台并行不悖；兴观群怨应有尽有，空灵飘逸亦无不可，俨然是个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的七彩世界。
毫无疑问，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主要标志是小说的崛起。这是因为曾几何时，拉美还是“一部没有小说家的小说”（秘鲁作家阿尔贝托·桑切斯语），以至于到了三十年代，南美还流传着这样的奇闻：诗人是缪斯的宠儿，他们外出旅行时可以免费乘车；小说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是缪斯的弃儿，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据智利作家路易斯·哈斯）。故事属实与否已无从查考，事实是拉美小说起步很晚；但正所谓“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拉美小说不仅迅速崛起，而且以巨大的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推动了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澎湃潮流。
四十年代初，阿根廷作家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面对拉美风俗主义小说的“不可逆转”以及欧美情节小说的“已然衰微”和心理小说的“悄然兴起”，创作了划时代的《莫雷尔的发明》（1940）。此作用“幻象性描写”，将现实与幻想浑然“杂烩”了。然而，小说出版后并未激起多少涟漪，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却是因为它的大量“幻象性描写”消解了现实与幻想的界线，使情节太“玄乎”，形象太含混、太多义、太不合人们的思维模式与阅读定势。唯有他的同胞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慧眼独具，他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盛赞《莫雷尔的发明》。他说，《莫雷尔的发明》巧妙地熔情节小说、心理小说、幻想小说和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于一炉，“幸运地超越了丹特·加布里耶尔·罗塞蒂用令人难忘的诗句吟诵的：
我曾经到过此地，却不知何时、何如，我只知门外有草地
有馨香
有叹息
有阳光普照的海岸……
给我们的大陆、我们的语言文学带来了希望。”
翌年，阿根廷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的《一部开始的小说》、埃德华多·马耶阿的 《一切绿色终将枯萎》和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圆》及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无主的土地》等作品，以奇妙的想象、崭新的手法或独特的心理描写，打破了拉美小说中风俗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年，除却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其余几部有影响的作品如厄瓜多尔作家迪埃斯·埃塞科的《无时的人们》和墨西哥作家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的《水墙》等，在形式或题材上均颇有新意。
此后，拉丁美洲小说开始了它的多元化发展道路。在幻想小说方面，博尔赫斯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和《死亡与罗盘》（1951）等短篇小说集，一步步走向他幻想的终极归宿：玄虚。同时，比奥伊·卡萨雷斯出版了《逃亡计划》（1945）、《英雄之梦》（1954）、《奇闻》（1956）等中、长篇小说。此外，另一位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前期作品 《动物寓言》（1951）和《游戏的结局》（1956），以及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短篇小说集《臆想种种》（1949）和《寓言集》（1952）等也是颇具特色、脍炙人口的幻想小说。
这时，拉丁美洲小说明显内倾。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地洞》（1948）、埃德华多·马耶阿的《灵魂的敌人》（1950）和《塔》（1951）、卡洛斯·马桑蒂的《替物》（1954）、佩蒂特·德·姆拉特的《伸向死亡的阳台》（1943）、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的《玛尔塔·里盖尔梅》（1956）、智利作家玛尔塔·布鲁内特的《梦之根》（1949）、哥斯达黎加作家约兰达·奥雷阿姆诺的《潜逃之路》（1949）、哥伦比亚作家埃德华多·卡巴耶罗·卡尔德隆的《背后的基督》（1952）、墨西哥作家何塞菲娜·维森斯的《空洞的书》（1958）等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心理小说。
此外，通过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或黑人或混血农民的集体无意识，表现拉丁美洲社会落后与神奇的作品大量涌现（后来这些作品被统称为魔幻现实主义），并且在50年代取代了风俗主义的土著主义小说，成为拉丁美洲小说走向世界的第一个独创性流派。它们主要包括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和《消逝的脚步》（1953）、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1949）、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彼得罗·巴拉莫》 （1955）、秘鲁作家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深沉的河流》（1958）、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和巴西作家吉马朗埃斯·罗萨的《舞蹈团》（1956）等等。
与此同时，形式创新成为时尚。在日后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小说的作品中，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 （1946）、阿莱霍·卡彭铁尔的《追击》（1956）、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最明净的地区》（1958）和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姆希卡·拉伊内斯的《家》（1954）及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堪称杰作。
诚然，拉丁美洲小说的写实传统并没有消失。它拓宽了题材，表现形式也由平铺直叙趋于变幻曲折。在这些作品中，种族、民族和阶级矛盾，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都有精彩的表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反帝、反殖主题的作品如阿斯图里亚斯的《香蕉三部曲》（1950—1960），反映印第安土著生活的作品如墨西哥作家罗萨里奥·卡斯特亚诺斯的《土著巴龙—伽南》（1957），表现劳资矛盾的作品如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的《人祭》（1943），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如阿根廷作家贝阿特丽斯·吉多的《天使之家》（1954），反映青少年问题的作品如阿根廷作家罗杰尔·普拉的《鲁宾逊们》（1946）、曼努埃尔·加尔维斯的《贼子》（1951），描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如墨西哥作家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的《魔鬼的金属》（1946）、哥伦比亚作家奥索里奥·利萨拉索的《地下的人们》（1944），再现农村生活的作品如智利作家埃德华·巴里奥斯的《魔鬼先生》（1948）、墨西哥作家马多里西奥·马格达莱诺的《大地》 （1949）和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土地三部曲》（1943—1946）等，以及表现现代人自我失落、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的作品如卡洛斯·奥内蒂的《短暂的生命》（1950）、阿根廷作家戴维·维尼亚斯的《无情岁月》（1956）、墨西哥作家塞尔西奥·费尔南德斯的《失去的标记》（1958），等等，等等。
六、七十年代，拉美小说全面“炸开”：创作题材进一步拓宽，内容进一步深化，形式创新成为自然。
老博尔赫斯不遗余力，创作了 《布罗迪的报告》（1970）、《沙之书》（1975）等，以他拿手的幻想和哲理编织新的人生——艺术迷宫；“魔术师”比奥伊·卡萨雷斯推出了新的游戏《猪战》（1969）和《女人的英雄》（1979），使他熟稔的幻想手法愈来愈空灵飘逸；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彭铁尔则比以前更加“介入”：前者发表了带血的《混血女人》（1963）、《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周五》（1972），反美情绪有加无已；后者出版了历史小说
《启蒙世纪》（1962）和反独裁小说《方法的根源》（1974），暴露之势益猛；埃内斯托·萨瓦托继续向内心世界掘进，写出了长篇巨著《英雄和坟墓》（1962）、《屠夫阿巴顿》（1973）；科塔萨尔以《掷钱游戏》（1963）开创了崭新的小说形态：形象结构；富恩特斯以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和《我们的土地》（1975）展示了他的非凡的现实穿透力和圆熟的心理描写技艺；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以登峰造极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惊世骇俗的《百年孤独》（1967）和《家长的没落》（1975）；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以炉火纯青的结构形式再现了南美热带丛林的神奇：《城市与狗》（1960）、《绿房子》（1965）、《酒巴长谈》（1970）、《劳军女郎》（1973）和《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擅长思索的奥内蒂以《造船厂》（1961）、《收尸人》（1964）和《障碍》（1973）洞察南美社会，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深沉与含混；熟谙民情的吉马朗埃斯·罗萨以《故事初集》（1962）和《图塔梅亚》（1967）重构腹地神话，横扫了巴西风俗主义的“残骸”；亚马多以不变应万变，在《老船长》（1961）、《夜间牧场》（1964）、《弗洛尔太太和她的良个丈夫》（1966）中继续保持其写实主义优势；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一张地图》（1962）、《戴假面具的季节》 （1964）和《独裁者的葬礼》（1976）再次展示了他的形而上学和他表现历史题材的娴熟技艺；阿格达斯的《所有的血》 （1964）和《山上山下的狐狸》（1971）等以作者一贯的悲壮和深沉叙述人生命运的无谓坎坷；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在《周末轶事》（1966）和《污秽的夜鸟》（1970）中依然徘徊在入世和出世之间；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特蒂的《情断》（1960）和《感谢火》（1964）揭去了“南美巴黎”蒙得维的亚的面纱，对之进行了多角度的观照；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普伊格在《红红的小嘴巴》（1969）、《蜘蛛女之吻》（1976）、《天使的阴阜》（1979）中现身说法，大胆涉足同性恋问题；阿根廷作家罗多尔福·沃尔什的《谁杀死了罗森多》（1969）和墨西哥作家拉法埃尔·贝内特的《蒙古阴谋》（1969）开创了拉丁美洲的新侦探小说。
同时，女权主义小说在拉美兴起。女作家埃莱娜·加罗的《忆前途》（1966）、埃莱娜·波妮娅多伏斯卡的《直到我不再见你》（1969）、西尔维娜·布丽奇的 《资产者》（1964）等等，展示了拉丁美洲的另一半世界。
此外，古巴作家莱萨马·利马的《天堂》（1966）、加夫列拉·因方特的《三只悲虎》（1965）、塞维罗·萨尔图伊的《表情》（1963）和《眼睛蛇》 （1972）等，向世界炫示了具有加勒比风采的新巴罗克主义。它远承十七世纪西班牙作家，近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加勒比地区的不拘一格的自然形态（光怪陆离的热带雨林和妙不可言的原始景物，连同其一切变形与共生）和扑朔迷离的现实状态：它的结构与本原、历史与文化、黑人与印第安人……
墨西哥作家古斯塔沃·萨因斯、何塞·阿古斯丁、维森特·莱涅罗却返朴归真，把写实主义推向了极端。《加萨波》（1965）、《侧面》（1966）、《Q学》（1965）等“波段小说”，以“摇滚青年”为对象，主张文学与现实趋同，追求“纯客观形式”，广泛采用“照相术”、“录音术”和“传真术”，把现实场景“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小说中来”。
……
初露头角的姑且不论，六、七十年代饮誉世界的拉美小说家至少还应包括阿根廷的马尔塔·林奇 （《红色地毯》1962）、曼努埃尔·佩伊罗（《行动与灰烬》1963、《反戈一击》1966），波多黎各的何塞·路易斯·贡萨莱斯 （《走廊》1972），巴西的埃里科·维里西莫（《大使先生》）1968），古巴的雷伊纳尔多·阿雷纳斯（《迷幻世界》1969）、利桑德罗·奥特罗（《状态》1963）、巴勃罗·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告别孩子》1968），哥伦比亚的埃杜阿尔多·卡巴亚诺·卡尔德隆（《曼努埃尔·帕丘》1962）、《好野人》1966），埃克托尔·桑切斯（《圈套）1969），乌拉圭的拉洛斯·马丁内斯·莫雷诺（《剩余时间》1960、《高墙》1963）、费里斯佩尔多·埃尔南德斯（《记忆的土地》1967），厄瓜多尔的阿尔西诺·拉米雷斯·埃斯特拉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