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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摆平这件事嘛！为打赢官司，他们很可能把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都耍出来的。
而我，我有什么呢，在上海滩，我啥子关系都没得。有的就是一股正义感，一股憨劲、一股傻劲。
想到这儿，我不由得不寒而栗。谁知道在茫不可知的前方，会不会有陷阱等着我跌落进去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我把窗户统统敞开，开得大大的，好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噢，什么时候，上海会有我的家乡缠溪那么清新凉爽的空气就好了！在立秋之后的缠溪，田野里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农活自然是更忙碌了，可是再忙，身子骨再累，空气还是爽洁宜人的。不会有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一无所思、一无所欲呆痴痴地坐着，我会突然地想起县中毕业班的谌老师——那个长得高高大大、一头花白头发、喉咙响得一大个操场坝子都能听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那一年给我们讲的往事。
那一年谌老师五十八九岁了，他时常念叨说我们这个班是他这一辈子带的最后一个毕业班了，他还有一年多时间就退休，没有可能从高一年级起再带一个毕业班了。他衷心地希望我们参加高考的同学，都能考上大学，能考上北京、上海大学的，就考到省外去，考不上省外大学的，就考省城里的大学。考不上省城里的重点大学，考一般的大学也可以。就像他这样，哪怕是考上省城里的师范学院，也能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谌老师的家就在县城里，他的夫人是县医院的医生。他们两口子的一双儿女，女儿在省城财大毕业当会计，嫁了人，定居在省城河滨公园附近；儿子在北京读研究生，准备出国。谌老师的家庭，无论是在县中，还是在整个县城里头，都是被作为楷模称颂的。连县委书记、县长来学校时即席讲话，都要提及谌老师。
谌老师说他已经日薄西山，结构封顶，无所作为也无所求了，他惟一的巴望就是自己教的学生能有出息。他说他是穷苦农民的儿子，他是缠溪那后半边长箐地方的人。那地方偏得恼火，山大干土多，就是缺水，没有缠溪地方滋润，也没有缠溪那么美的风光。
谌老师说他高中毕业那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饿饭啊，莫说读书了，就是活着熬过来都不容易。
临近高考前几天，他回到村寨上。他的父亲，一个脸上爬满了愁惨皱纹的老农，把他领到了坡上，指着干巴贫瘠的土地说，长箐这地方，不要说出大学生了，就是出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都是稀罕事情。你去考吧，考上了，你就摆脱世世代代在泥巴地上勤扒苦挣的日子。考不上，你就回家来，像我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刨食吃。以后说上一个乡村里的能干婆娘，在劳累中过一辈子山寨上的平静生活。
谌老师说他完全听懂了父亲的话，他望着蓝天，望着山间飘飘悠悠的雾岚，迎着从垭口那边吹来的风，声气不大地对父亲说，他要考上，他也能考上。他真的很憧憬层层叠叠大山外头的世界，想到外头的世界去看一看，太想了。
要去赶考了，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准备钱，也没有给他粮票，这些东西学校里补助给他了，仅够他考试那几天用。他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就像在哭。他父亲给他准备的，是一包馒头。
长箐地方不产麦子，故而那里的人也不会做馒头，谌老师询问地望着父亲。父亲对他说，饿饭饿得最凶那些天里，他跑去了川黔铁路工地，工地上的人，对他说，紧缩开支，我们不招民工。他说，我不要工资，不要钱，我天天随你们干活，白干，你们只要管我吃饭就行了。人家看他人高马大，有力气，干活时又肯出力，便朝他点了一下脑壳，他就此留了下来，天天随着工人们干铁路工地上那些挖土方、抬石头、挑石碴、扛木头一类的苦活、重活、累活，直干得筋疲力尽，浑身淌虚汗，工人们开饭，他跟着吃饭。到了工人们发工资的日子，食堂大师傅见他那么卖力地干活，人又实在，却没工资领，就同情地多给他几个馒头，顺便舀一勺酸菜肉末给他。他把酸菜肉末舔了个一干二净，领了十几个馒头，一层一层包得严严实实地就往家里跑。大师傅问他为什么不把肉末带一些回家，铁路工地上一个月可是只炒两回肉吃，很难得的。他苦笑笑说肉末的香气太浓了，走在路上一闻就晓得，那是要遭人命灾祸的。他低头指指那包馒头说，也不能让馒头的香气透出来，他怕透出来以后就在路上给人抢了。馒头带回家，一家人眼睁睁地瞪着那包包，不断地咽着口水，那是灾荒年头的乡村啊，一点点食物的香味都能引起人极大的欲望。一家子人饥肠辘辘直等到夜深人静，才敢拿出来吃。馒头冷了，不敢把它重新蒸热，一蒸寨子上的人就都闻到香气了。
父亲也由此，学会了蒸馒头。现在儿子要去赶考了，父亲就特意磨了面，给他蒸了这一包实实在在的救命馒头。
真是救命馒头啊，谌老师去州府赶考的半路上，老天下起了暴雨，引发山洪。谌老师他们几个同学正走在小桥上，一大股汹涌的泥石流冲来，就把小桥冲垮了，几个同学惊叫着落了水，随身所有带的东西都被大水冲走了。一个小个子同学，被卷进了漩涡，再也没找着。谌老师他们几个会一点水性的，挣扎着爬上了河岸，又是风、又是雨，浑身透湿地迎风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狂风暴雨一点没有停的意思，他们只得手拉手爬到一处山岩下头躲雨。
大雨整整下了一夜，几个同学又冷又饿，全靠谌老师背在身上的那一包馒头，打开来虽然全被河水、雨水泡酥了，但一下子就被同学们狼吞虎咽地吃光了。也全赖谌老师父亲的这一包馒头，他们同学几个才熬过了风雨之中的漫漫长夜，才抵住了饥饿和寒冷。
我不晓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谌老师临近毕业给我们讲的这件往事，但此时此刻这件久远的往事浮上我的心头，我顿感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至今我仍记得，谌老师这么大年纪了，在给我们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他的眼里还是闪烁着泪光。
是啊，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偏远山乡里长大的孩子求学的艰难，没有人晓得我们这些孩子完成学业后要融进都市的种种困惑。谌老师他们那一代人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也是这样啊。自小我们就立志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好人，我们也要像上海人歌中唱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可是难啊，做人难，做好人更难！
细想一想，佳居实业的这件事，我哪点做错了？我就写了一篇主张正义的文章，狗日的夏中强和那个叫郝微微的女子就要给我塞十万块钱，十万哪，至今那“给你十万”的声音还时常响在我的耳畔，诱惑大得很哪，可我能收吗，我敢收吗，我若收下这十万块钱，不就一脚踏进了班房？
我坚持了正义，把文章发表了，佳居实业竟然把我和报社一起给告了。告就告吧，我要好好地跟佳居实业打这一场官司。
我搅进了三角关系中。恼意和醋意全涌了上来。
2003年9 月16日多云星期二
法庭比我想象的小多了，也没平时电视里实况播出的法庭那么气派堂皇，相反给人的感觉有些逼仄。
不过这也好，这使得我们原告和被告、控辩双方相互之间看得更清楚，也更有一种短兵相接、唇枪舌剑之感。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或者说大出我意料的是，坐在原告席上的，除了试图收买贿赂我的那个阴险的副总夏中强，伶俐的女子郝微微，还有他们雇的上海滩上那位名律师之外，佳居实业的总裁也出场了。当我一眼看到她是个女的时，我已经吃了一惊，没想到经营这么大的一个房地产老总，竟是一个年轻女性。看传票时，也许我太紧张了吧，我竟然没注意对方的性别。而当这个叫乔海贝的法人代表把戴在白净俊俏的脸上那副墨镜摘下来时，我更是大大吃了一惊。这……这位老总不是苗杉做钟点工的那个东家吗，那一次，苗杉约我去豪华小区门口见面，还和驾驶着红色高级轿车的她打过一个照面呢。那个时候，她在我的眼里简直可说是光彩照人，过目难忘。
怎么、怎么会是她呢？ 苗杉嘴里的女强人，“冷面美人”一个非常能干、非常有魄力的女人。
那一回，苗杉不是叫她小英姐嘛。她怎么眨眨眼变成了乔海贝。看样子，就是女强人，住在豪华小区里的女人，照样也是有小名的。怪不得她没摘下墨镜来时，我感到她脸熟呢。瞧她坐着那模样，带着点浅笑，显得十分轻松自如，难道她对这场官司有胜诉的把握？不知为什么，看到她的笑容，我脑壳里头掠过的，却是讲她冷面美人的那些议论。可得留点神。
威震上海滩的那个名律师果然非同一般，在法庭上，他显得胸有成竹而又自信，原告方几乎所有的话都是他讲的，他滔滔不绝，他口若悬河。他说：“记者全小良和《上海都市报》抓住房子质量中的一点点小毛病，在意图要挟遭到婉拒之后，把那点儿小毛病无限量地放大，致使原来卖得十分火暴的佳居实业小区遭受了巨大损失及不安定因素的困扰。老实说，索赔二百万算是客气的，那只是让报社和写稿的小记者接受一个教训。全额索赔起来，就是把报社那一层楼全卖了，也赔不起。金钱事小，名誉事大，索赔数虽然少，但《上海都市报》必须在显著位置刊登赔礼道歉的声明，告知广大读者，这一报道严重失实。”为证明他的话属实，他煞有介事地出示了很多文件，将市住宅发展局颁发的“四高”优秀小区、园林局颁发的“园林式居住区”、政府颁发的“文明小区”奖状一一显示在荧屏上，同时还把房屋质量监管、验收合格的证明复印件也一并提交给了法庭，用以证明佳居实业的住房质量是完全合格的，我和报社之所以在鸡蛋里挑刺，就是想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佳居实业的副总夏中强作了补充发言，他说：“全小良在稿子写出之后，曾主动约请佳居实业公司的负责人到黔香阁吃饭，扬言这个稿子一旦发表，就会像重磅炸弹一样，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言外之意，就是想以我们的质量问题为把柄，要我们花钱消灾；或者说是私下里摆平。说实话，如果只是一点小意思，我们公司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也就满足他们了。谁知道他狮子大开口，我们的私下接触最终不欢而散。”
没等他讲完，我就冲动地想要站起来了。真正是险恶至极。我气得真想冲过去照着夏中强的脸给他两拳。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徒！
我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脑壳上涌来，脸颊上一阵一阵发热发烫。
夏中强的话音刚落，郝微微就像为证实他的话，当场向法庭出示了那一天在黔香阁用餐的发票。她还补充：“黔香阁是一家专营经典贵州菜的名店，菜肴很辣，之前我们只是风闻，从没去用过餐。上海人大多数都不吃辣，那一天我们怎么会跑去呢，就因为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全小良，是贵州乡下人，喜欢吃辣。请法庭明察。”
这一下，法庭上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扫了过来。
就连竹亦中律师也向我这边转了一下脑壳，我看到他的眼角里闪烁着狐疑的神色。
没想到这个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相貌也不差的女子，竟也会当庭撒谎，往我的脑壳上扣尿盆子，往我的身上泼脏水。
夏中强和郝微微这两个商人，我算是领教你们了！我真想狠狠地一擂桌子，跳起来揭穿他们的阴谋。我也懊悔没请苏悦到法庭来。听说今天开庭，她问过我，要不要给副刊部主任说一声，一起来。我说事实胜于雄辩，让她安心上班吧，我能对付他们。此时此刻，若是苏悦在场，也让她看看夏中强和郝微微当庭说谎的嘴脸，让她感受一下法庭的氛围，该是一堂多么生动的社会课，该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况且，那天吃饭她自始至终在场，她完全晓得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详细过程，她还能证明我是清白的，该有多好。
但这会儿，追悔已经来不及了，当务之急，是在法庭上揭露对方，把他们的嚣张气焰压下去。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我心中明白，这当儿，对于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冷静、镇定。
我顾不得事先说好的以竹律师为主的约定了，在获得法官同意以后，我接过话头，首先向法庭出示了一封信件和几张照片。信是佳居实业的业主写给报社投诉住房质量的，几张照片是我去采访时拍下的，有表明业主因佳居实业质量不佳愤怒情绪的，更有形象地拍下的纰漏、裂缝、渗水等等一系列住房质量问题。我还利用当记者的优势，当场播放了几段录音，证明业主因佳居实业的住房质量问题久拖不得解决、多次反映不得反馈的无奈和激愤。
在充分地用事实和证据有理有节地陈述了以后，我客观地把夏中强和郝微微找到报社来约请我和苏悦去黔香阁吃饭的过程说了一遍。重点说明他俩试图当场行贿及被我断然拒绝的过程。
“是的，我是一个来自偏远的贵州山乡的穷孩子，用贵州话来说是缠溪山里的穷娃儿。”在叙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我又不无感情地补充道，“可我从小就被告知，穷，要穷得有志气，人穷志不穷。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我用功读书，才考上了上海的名牌大学。我才到报社工作没几个月，我深知我的这份工作来之不易。为阻止我发表自己写的一篇稿子，他们当时要给我十万块钱。天哪，我从来没见过十万块钱是啥子样，那真正是一个天文数字。缠溪乡间的农民，要从泥巴地里刨出多少粮食，要编织多少只竹篾箩筐和提篮，才能赚到这十万块钱。夏中强，你是副总经理，我要在法庭上当众骂你一声龟儿子，实话告诉你，你当时一说出口，我的眼前就出现一条用钱、用人民币铺出的路，铺出的一条通往班房的路。你懂不懂？十万块钱哪，你一出口，我就认定了，你们这房子质量肯定有问题，真像大律师说的没问题，你们肯用十万块钱来摆平？你们别小看人了，别以为我是贵州来的农村娃娃就把我当憨包来蒙了！完了，就请法庭判吧，真判我和报社输，那上海就没公道可言了，那天底下就没理可讲了！”
夏中强冷笑一声：“请问你全小良，你写出了稿子，没登出来，不是你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我义正词严地当场反击过去，“如何获得这一信息，你愿意透露吗？”
“我能透露的，就是你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最早给我们打的电话。”夏中强的话一出口，他身旁的郝微微就连连点头。
那个乔海贝总经理却没点头，而只是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犀利地盯着我。
“你们佳居实业信息灵通、神通广大，涉及对你们不利的报道，自有人给你们通风报信。我佩服。记得你们给我打第一个电话，我就问，你们是怎么知道的，你们让我不要打听了。我就晓得你们有你们的渠道。”我斩钉截铁地说，“至于到底是我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先给你们打电话，还是你们先给我打电话、又跑到报社门口来堵我。只要法庭想晓得，一深入调查就能明了，电信局里自有通话记录，另外，我们报社大楼的门房间也会记得。”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法官询问双方，愿不愿调解，我说要调解他们就得当庭撤诉。
佳居实业当然不干。
于是法庭宣布休庭，并将择日宣判。
走出法庭，我竟和佳居实业的总经理乔海贝不期而遇地走在了一起。她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挑衅地瞪了我一眼，我也老实不客气地回瞪了她一眼，心里说，她一定记不起我是谁了，那也好。反正她是苗杉的东家，我知道她的。别看她开着气派的豪华轿车，住在高级小区里，那么多的钱，原来都是昧着良心赚来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她主动前来约我； 真是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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