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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把刘、邓两位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就是说服同学们和战友们不要这样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需要用揪斗的办法，不需要面对面，可以用背靠背的办法。斗争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送大字报就是书面的嘛。
周恩来还说：今天天快亮时，我们还处理了这样一件事。中南海的4个门──新华门、西南门、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包围干什么呢？要冲进去揪人。结果在西南门有100多人爬着铁门冲进去了。同学们，工友们，你们不是大家都说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吗？这么个情况，我怎么样？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这样的事我处理了5件：两次冲北门，3次冲进了西南门。这是第5次，劝说了很久，结果我把他们引到人民大会堂。我们希望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事，你们要向其他同学、工友宣传这个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
当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别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家，强行揪斗、围攻刘、邓、陶。
1月16日，周恩来打电话给王光美说：要经得起考验。
次日，周恩来在接见国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时，告诫说：你们的会可以开，但报纸上还没有公开提刘、邓，他们还是政治局常委。你们开会不能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刘少奇的问题似乎明显升级，毛泽东好像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1967年3月9日、10日两天，在北京召开的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陈伯达、康生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颠倒是非的诬蔑，旨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打通全军高级干部的思想。10天以后，在一次有毛泽东、林彪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正式决定将运动中揭发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
此后，刘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魔掌。谢富治是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刘少奇专案的，江青虽没有头衔，但却是抓刘少奇专案的“主帅”。
应当说，对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贺龙那样，后来他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的造反派，当造反派指责周恩来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的口径不一样时，周恩来说了这么一句话：“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
这句话，很能反映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方面所处的艰难处境和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只要毛泽东没有决定要打倒，周恩来就会想方设法以毛泽东的支持来挡住林彪、江青一伙射向老干部的枪弹，保护老干部。
对刘少奇，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彻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他还肯定了刘少奇写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并且，毛泽东还提出过开九大时要选刘少奇、邓小平当中央委员。
后来，江青、康生一伙不断向毛泽东提供有关刘少奇所谓“历史问题”的假材料，毛泽东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想保刘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所面临的处境要比在保护贺龙的问题上更为严峻、敏感、艰难。贺龙主要还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打倒他，毛泽东表示默许。而刘少奇的问题，直接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如果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周恩来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对意见，这就意味着他要直接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林彪、江青一伙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刘少奇的问题上，许多学者都谈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决定时唯一没有举手的陈少敏。首先要肯定，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氛围中，陈少敏的这种勇气确是难能可贵。
然后，我们不妨作些冷静的比较。
陈少敏不举手，表示不同意中央关于刘少奇的决定，从直接效果上来说，她这一票也改变不了刘少奇当时的命运，事实也确是如此。周恩来当时要这样做（不仅仅是投票时，包括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试想，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如日中天之时，加上毛泽东的偏听，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周恩来的反对票也是处于绝对的少数。但是，由不举手这一举动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就大不一样了。以陈少敏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刘少奇，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严酷的政治打击和迫害，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不了什么大的影响。如果周恩来也这样做，由于他所处的位置，其政治后果就不仅仅是导致他自己下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将会对当时的中国政坛产生一系列的举足轻重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的政治和权力格局将发生于党、于国、于民十分不利的大裂变：那就是周恩来被彻底打倒失去合法的斗争权力，中国政坛将会沦为林彪、江青一伙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上，周恩来的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公布了这样两条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的政治报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要提刘少奇。
第二天，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为周恩来看病的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细心琢磨这两条材料，不难看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周恩来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情绪激动？恐怕是与对刘少奇的处理有点关系。
对刘少奇的处理，在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已经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宣布“把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但那毕竟还是在党的中央会议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公开提刘少奇的所谓“罪行”，那就等于将党中央对刘少奇的错误处理公之于世了。因为九大的政治报告要向全国、全世界发布。这一做法，周恩来是有看法的。
后来，在张春桥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一开始就点出：文化大革命“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赞同打倒刘少奇，对周恩来个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痛苦的违心之举，但对党和国家的江山社稷来说，确又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陈毅带头作检查
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
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