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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赶紧回答：“学生在！不知包大人有何吩咐？”
孟子冷笑一声，阴沉沉道：“这二人的死与你有何瓜葛？”
“啊——？！”公孙丑当时就一个屁蹾儿。
只听孟子冷森森的声音向两旁喝道：“王朝，马汉！”
公孙丑两眼一黑，心说：“完了，下一句就该是‘狗头铡伺候’了。”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动静，睁眼一看，见导师笑呵呵地望着自己：“瞧给你吓的！你可是咱们这回书的主人公呢，哪可能才一上场就挂掉呢！”
公孙丑疑真疑幻，好半天才长吁一口气。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么？”
——暂停。
有人发现了没有，我前面这几百字里，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不错，孟子当然不可能招呼王朝、马汉，可这属于修辞问题，不属于知识硬伤。我说的是，我这段文字里出现了一处硬伤。
这个硬伤就是：孟子不可能招呼“公孙先生”。
有人一定觉得奇怪：如果孟子招呼王朝、马汉不算硬伤，为什么招呼公孙先生却算是硬伤呢？
我前文说过，我都开场半天了还没碰到《孟子》正文，只是讲了“公孙丑”的一个“丑”字，实在可气，而现在，更可气的是，我还得把《孟子》正文再放一放，再花些篇幅讲讲这个“公孙”。（想像一个类似的情况：课堂上，语文老师说：“同学们，我们今天来讲高尔基的《海燕》，第一节课讲‘高’，第二节课讲‘尔’，明天和后天的课来讲‘基’……”）
——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包公身边那位公孙先生复姓公孙，单字名策，我套用包公招呼公孙策的场景来写孟子招呼公孙丑，分明是把公孙丑当成是复姓公孙单字名丑了，这就大错特错了。
难道公孙丑不是复姓公孙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人，称谓是非常复杂的，怪里怪气，很难搞懂。
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很爱看小说，深深体会读苏俄小说的障碍是最大的，为什么呢，人名实在太复杂了，出版社往往需要单独印一张人名索引表夹在书里，读者要是读着读着搞不清谁是谁了，就得拿索引表来对照一下。孔孟时代的中国人名，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亚于苏俄小说。
话说回来，“公孙”如果不是复姓，那是什么呢？
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大贵族，姓张，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牙”，如果按照现代社会的称谓习惯，别人应该管你儿子叫“张牙”，可在当时，很少会把姓和名连在一起称呼。那怎么称呼你儿子呢？他是你家的贵公子，所以叫“公子牙”。等你家这位公子牙张大了，讨媳妇了，给你生了个大孙子，起名叫“恨水”，大家不会叫他“张恨水”，而是叫他“公孙恨水”，这就是“公孙”的来历。
这类称呼，除了“公子”、“公孙”之外，常见的还有“王子”，叫“王子某某”的一般都是周天子的儿子。还有很多种称谓，有体现排行的，有体现封邑的，有的在某一代上获得了赐姓，有的在某一代上以封邑为氏，女人的称谓又是一类，等等等等。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在中国，姓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人们有那么重的家族观念，所以，什么老张家、老王家的，谁家都搞家谱，认祖归宗热闹着呢，可孔孟这时候的人怎么对姓好像不大重视呢？
其实，当时的人倒也没有对姓不重视，要知道，习俗毕竟是慢慢演变的，不过，在当时的社会里，男人更看重的是“氏”，而女人更看重的则是“姓”。
姓氏姓氏，很多人以为姓和氏是一个东西，或者以为，姓就是姓氏的简称。其实不是的，姓和氏本是两个东西。简单来说，氏比姓小，一个姓里会分出若干个氏。你要是在鸡尾酒会上结交一位贵公子，一定要把他的“氏”搞清楚；你要是讨老婆，就必须弄清老婆“姓”什么——如果你是张姓、展氏，你看中的姑娘虽然不是展氏，却和你一样姓张，那你们这门婚事就算吹了，因为周代的人是有“同姓不婚”的规矩的。当然，铁桶般的习俗也限制不了火热的爱情，当时也确实有过个别人娶了同姓的女子，可结果搞得很是遮遮掩掩的不敢见人。
关于姓氏的内容，要一下子讲清楚了还真不容易，既然先遇到了公孙丑，就先把“公孙”交代清楚，后文当中还会有不少古怪人名陆续出现，那就随见随讲好了。
书接上文。
孟子说：“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吓唬你么？”
“啊——？”公孙丑摇了摇头。
孟子“嘿嘿”一笑：“我最讨厌听人提什么管仲了。”
提醒大家一下，在上回书里，齐宣王第一次见孟子的时候，就想听他讲讲齐桓公的事，孟子当时就给撅回去了，说：“我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没人尿他们那壶！”而管仲就是为齐桓公打天下、成就春秋霸业的一代名臣。所以，别人是提齐桓公的事也好，提管仲的事也好，其实都是一回事。上回书还讲过，齐桓公和管仲走的政治路线是“霸业”，而孟子提倡的却是“王道”，所以呢，跟孟子提霸业就等于在老红军面前夸资本主义，那是叼着香烟往火药桶上撞。
孟子接着该给公孙丑摆事实、讲道理了。
孟子说：“你们齐国人啊，就知道管仲和晏婴。我给你讲一段咱们儒家的历史，你认真听着。”
“嗯。”公孙丑赶紧拿出小本本准备记录。
孟子说：“当年有人问过曾西：‘您跟子路比，谁更贤能啊？’这话把曾西问得有点儿紧张，他说：‘连我爷爷生前都对子路又敬又怕，我哪能跟他老人家相比啊！’那人又问：‘那您要是跟管仲比呢？’”
孟子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嗯——？！”公孙丑着急了，“老师您别卖关子啊，曾西到底是怎么说的啊？”
我给孟子辩解一下：这倒不是他老人家要卖关子，而是一下子出场人物太多了，这个曾西是谁，他爷爷又是谁，子路又是谁，前面说的管仲和晏婴到底又都是怎么回事？这些内容，我得先插进来交代一下。
宁死也不能坏了规矩
从辈分上论，曾西他们一大家子都是孟子的师叔祖。
咱们不少人可能都没听说过曾西，这很正常，因为曾西的名头其实不算很大。可要说起他的爷爷，那可是儒家第二代领导人当中一位响当当的角色——他自然也姓曾，单名一个“参”字，人们尊称他老人家为“曾子”，马三立常说的“曾子曰：‘包子有肉不在摺上’”，说的就是这个曾子。
儒家第二代弟子都是直接受教于孔子的，这些人当中，在当时最牛气冲天的人物当属子路，而在后世名气最响的却一个是颜回，一个是曾子。
曾子对中国“礼仪之邦”的建设出力很大，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他的这一事迹在《礼记》里被记载下来，传为后人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也来认真学习一下曾子的榜样——
曾子生病了，病情很严重。一天晚上，曾子的儿子和学生正守着他老人家，一个小童（应该是照顾曾子的）在旁边随口说了一句的话：“这席子的质地可真好，一定是大夫用的细竹席吧？”
此言一出，就如同半天突然打了个霹雳，在场所有的人心脏都重重地一跳，紧接着，有人脑门儿冒冷汗，有人的衣服后襟上全湿透了。屋子里，所有的声音一瞬间消失一空，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过了也不知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是片刻——不知是从谁头上滴落了一滴汗珠，在极近的近镜头前以3D的效果无声地向下飘落，镜头推进，在汗珠即将落地的时候，镜头重复了三次，终于，那汗珠可算落地了，一落地便和地面碰撞出惊人的巨响。这一刹那，仿佛豪华影院的低音炮效果开到最足，把地面都带得震动起来。几百公理外的城市都感觉到了这巨大的异常，有人遥望远方，问同伴：“那是什么地方？”同伴回答：“那是通古斯！”……小孩子随口的一句话，竟然产生了这样夸张的威力。
什么话能有这样大的威力？
威虎山上，小炉匠看见了杨子荣，惊呼一声：“这不是少剑波手下的共产党么！”
楼顶，梁朝伟拔出手枪，对刘德华说：“我知道你是卧底！”
可眼下，这小孩子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看着曾子身子底下的席子光滑可爱，便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而已。
小炉匠为自己的话付出了生命。
梁朝伟为自己的话付出了生命。
幸运的是，这个小孩子并没有为自己的话付出生命——为这句话付出生命的是大圣人曾子。
曾子转了转病重的脑袋，突然醒觉：“对呀，我躺的这席子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我不够这身份，我超标了啊！”
房间里的各位面面相觑，都知道这下可坏了。
曾子连忙挪动着身子：“快扶我起来，把这席子给换掉！”
曾子的儿子哭丧着脸：“老爸，您都病成这样了，一折腾准得咽气。我看不如您先这么躺着，明天早晨再换。到明天早晨您一糊涂，说不定就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就接着躺着好了。”
“嗯——？！”
“哎呦，不好，我怎么说漏嘴了？！”
曾子大怒，大声说：“君子爱人重在德行，小人爱人姑息纵容，你不让我换席子，就是姑息纵容，就是小人！不行，我不干！非得换！我就算死，也不能坏了‘礼’的规矩！”
大家一看，老头子坚持原则，没办法，那就换吧，于是抱头的抱头，抬脚的抬脚，可算把席子换下来了，正要把曾子搀回去躺在不超标的席子上，老人家已经没气了。
——这就是曾西的爷爷，曾子，“礼仪之邦”的第一楷模。如果我们现在部级、局级、处级等等官员住的房子、坐的车，乃至夏天睡觉的凉席都严格符合国家规定而不超标的话，那曾子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安慰的。等我们全国上下真的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才基本上有资格说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我们再来看看被曾子又敬又怕的这个子路是什么人。
孔子的学生们号称“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这里边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而且，什么岁数的人都有。如果这些人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那场面就像有学生一起参加的家长会。
子路就不像个学生，而更像个学生家长，他的年纪比孔子只小九岁。
如果从《论语》里来看，子路和颜回正好是两个相映成趣的形象。颜回穷得吃饭都成问题，但一心向学，性情又温文尔雅——我觉得这恐怕一方面是因为人穷底气弱，另一方面因为一个人要总是饿着肚子也自然不会强横起来，但孔子很喜欢他，觉得颜回能做自己的传人；子路性格粗豪，有点儿像鲁智深，而且钱多本领大，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上也是个有点儿能力呼风唤雨的人物，当真是建过功、立过业的。孔子虽然对子路的评价远不如对颜回的评价为高，但孔子这一生得力于子路之处极多，得力于颜回之处却似乎绝无仅有。
管仲最像人？最佳损友
再说管仲。
管仲这人是很值得详细介绍一下的。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符号型的人物。所谓符号型，是说这类人已经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多姿多彩的人了，而是具有着鲜明的代表性，代表人类的某一种特定的情操、道德取向或者性格特点等等。比如，一提秦桧，那就是要说汉奸了；一提李广，那就代表着有能力的倒霉蛋儿；还有什么西门庆、潘金莲等等，大都如此这般。
那么，管仲是什么符号呢？
——他是功利派的符号。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往往会拿管仲来作为自己的偶像，比如，诸葛亮在南阳隐居的时候，邻居们在床头贴的海报都是玛丽莲？梦露和麦当娜，可人家诸葛亮床头贴的却全是管仲同志——唉，因为语义的变迁，我还得澄清一下，我这里所说的“管仲同志”，取的是“同志”一词的本意，意思是诸葛亮认为自己和管仲是志同道合的人，期许自己将来也能成就管仲一样的事业。
可在儒家眼里，管仲却是两千年来的头号假想敌。孔子对管仲的感觉很复杂、很矛盾，孟子却已经全然看不起管仲这厮，后儒们在这一点上更是变本加厉，谁要是崇拜管仲，他们就得跟谁急眼。于是，管仲变成了“管仲路线”，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谁要走管仲路线，就等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走资本主义路线，谁要是为管仲说话，那就是公然与正统儒家为敌——凡是管仲的朋友，都是我们的敌人；凡是管仲的敌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无论管仲多像一个符号，可他毕竟还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通观管仲的一生，是一个“人”的一生，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活得最像人的少数一些大人物之一。
我所说的“活得最像人”，这个“人”字饱含着文艺复兴时期里“人”的涵义。我们看到，孔子不大像人，他是圣人；孟子也有点儿不像人，他是亚圣；后儒们一个比一个更不像人。在这些不像人的人的相形之下，管仲实在称得上是一个“人”。
我这段话有点儿绕嘴，不过别急，听我慢慢讲来。
管仲年轻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但好在他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朋友，叫鲍叔牙。他们两人的交情实在是太好了，好到流传成了一个成语——“交同管鲍”，或者叫“管鲍之交”，的确，如果没有鲍叔牙，也就没有后来的管仲。
两个人既然交情这么好，是不是联手做点儿什么事才好呢？俩人一商量：那就一起做买卖吧。
现在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咱们中国人是没什么诚信的，朋友之间绝对不能一起做生意、一起开公司。这个道理不仅在现代社会是个道理，拿到两千多年前也一样是个道理；不仅在狐朋狗友之间是个道理，拿到“交同管鲍”这个中国两千年来的友谊典范的源头哪里也一样是个道理。管仲和鲍叔牙联手做生意，开始做得还不错，真赚了点儿钱，等到分红的时候，鲍叔牙豪爽地说：“咱兄弟之间没话说，二一添作五！”
管仲点点头：“对，咱哥儿俩比亲兄弟都亲，就听哥哥的，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把钱一算，两人一人一半。刚刚分完，管仲突然说：“哥哥哎，你先等等，我这儿还有点儿打车的发票没报销呢，都是当时跑业务打的车。”
鲍叔牙非常爽快，大手一挥：“那就赶紧报啊！”
管仲一回身，搬出一个集装箱来：“哥哥哎，你算算吧，车票都在这里呢。”
等第三天晚上鲍叔牙才把账算完，管仲一个月打车累计行程两万五千里，花的钱比本地三大出租车公司一年流水的总和还多。鲍叔牙叹了口气：“怪不得中东的油价要涨呢！”
分红完毕，两人接着做买卖，生意仍然不错，没过多久又该分红了。照旧，还是二一添作五。算完之后，管仲说了：“哥哥，我最近加班可加得厉害，按咱们公司的新章程，得给我加班补贴呀。”
鲍叔牙一听，嗯，在理，难怪最近总看见管仲夜里留在公司连看A片带值班的，眼睛都熬红了，累得还经常流鼻血，腰膝酸软、气血两亏，实在辛苦得很，该多拿点儿钱，也好买点儿万艾可补补身子。管仲拿出来加班单子，鲍叔牙算账，这一算，管仲三个月来连续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好家伙！鲍叔牙看着这个数字，不禁万分感动，心说：我这兄弟真是太辛苦了，这钱他该拿！
第二天，鲍叔牙还把管仲的加班情况向公司的全体员工做了通报：“大家都学学人家管仲，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公司做贡献，三个月累计加班四千三百二十小时——我这可不是瞎说，是拿数字说话，你们都学学人家，看人家这加班加的，平均每天得加——嗯？！——平均每天加班——平均每天加班四十八小时？！”
第三次分红的时间到了。鲍叔牙把钱往地上一堆，管仲看了看：“哥哥，咱们还是老规矩，二一添作五？”
鲍叔牙看了看管仲，清了清嗓子，半晌才说：“兄弟，你有什么要报销的没有，先说，呵呵，先说。”
管仲一笑：“没什么要报销的。”
“哦，”鲍叔牙缓了口气，擦了擦额头的汗，接着又问了一句，“那，加班的单子有没有？先拿出来，呵呵，先拿出来。”
管仲又是一笑：“没有，最近一直朝九晚五，很规律的。”
“哦，”鲍叔牙又松了口气，停了停，还觉得有点儿不放心，又小心地问了一句，“兄弟，别嫌哥哥多心，嗯，你还有没有什么……哦，这个，这个那个——”
管仲还是笑：“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我这回什么都没有，既没报销票据，也没加班单子，其他的也都没有。”
“哦，”鲍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