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目瞪口呆，不敢答话，看着儿子。重新下楼，一肚子气，一言不发。奥德丽跟在我后面，莫名其妙。
十四
一进门，我就惊呆了：职员们安静地坐在桌前登记姓名、算帐、划线、打字、互相通话。我把爱德华递给奥德丽，让她坐下。一个年轻的妇女开口问我。我把自己的姓、名、地址、职业、社会保险登记号以及孩子的名字、出生时间和地点一一告诉她，并且看也不看就在各种单子上签了名……
“您是信什么的？”
“嗯……天主教。”
调查结束后，她指着一条走廊，要我过去检查。我走了几步又折回来找奥德丽。她没有跟上。
我们走进一个宽大的候见厅：右边有几张长凳，坐着男女老少，其中妇女居多，陪着孩子；左边是几间小小的检查室。
有个护士走过来，我上前对她说：
“护士，很急，我儿子病了，很紧急。”
“好的，先生，在那儿坐下……”
我不放松：
“很紧急……已经检查过了……”
她没有理我。
“我想立即见值班医生。”
她转过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走到走廊尽头，跟一个同事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回来，拿起电话说了几句又挂上了：
“坐一会儿，先生，医生马上就来……”说完，她就走开了。
我忍不住要发火，最后终于在奥德丽身边坐下。她耸耸肩。爱德华在睡觉，脸色十分苍白。我们进医院的大门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
等了几分钟后，我站起来叫护士：
“护士，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话，我想医生是不是下午才能来……”
“不要激动，先生，我知道您很着急，但您这样发火无济于事。医生会来的，已经通知他了……可您知道，他分身无术嘛……”
“这与我无关……总之，让人不知道怎么说……”
我又坐下来，看见儿子，我就不敢再粗鲁了。护士走远了。奥德丽碰碰我的肩膀，朝我一笑。
一刻钟过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做什么好。我盯着来来往往的护士，不住地发牢骚。也许被她猜到了……她躲着我。我什么都不再想，只盯着面前的椅子，忘了一切，连医生叫我跟他去检查室也没有立即听见。
“哪儿不舒服？”他问。
我把所有的单子都给了他，然后开始讲爱德华的病。从星期二讲起，详详细细，翻来覆去，一讲再讲。“好了，让我们来看看……”
奥德丽已经脱掉爱德华的衣服。爱德华醒了，呻吟着。医生仔细地作了全面检查，跟一小时前所做的检查一样。当他看见流出的尿有血时，他跟儿科医生一样惊呆了。不过，他什么都没说。体温：三十五、三十八。他看了以后仍然一言不发。他看着我，简单地告诉我检查结果，最后说：
“我无法准确地对您说是什么病，我想是两三种病……我们将再做些补充检查，并会把检查结果告诉您……”
奥德丽最后一次给爱德华穿回衣服。护士过来阻拦说：
“啊，如果穿着麻烦，那就别穿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很快就会把他的衣服还给你们的……”
一个男护士过去，抱走了睡着的爱德华，我目送着他在生人的怀里渐渐走远……
医生在单子上签了字，跟我们说声再见便走了出去。那个女护士非常和蔼地说：
“来，跟我来。”
我请她原谅我刚才的冲动：
“我知道你们很忙……”
“别为这件事感到不安了，先生，这很正常，我理解您……”
我们回到刚才开车去的那栋楼，女医监笑眯眯地重新接待我们。她把用被单包着的爱德华的衣服全都还给了我们：
“我现在就把它给您，免得弄丢了……他一来我们就给他穿上……”
我让奥德丽接过这包散发着生命活力的衣服。
“您的医生上午应该来的……也许她告诉您什么时候去看她？”
“是的，是的，她要我十二点钟左右过去。”
“对，是这样。十二点左右再回来吧。那时，我们将把最初的结果给您……”
外面，医院里很热闹。跟城市一样，医院也苏醒了。护士、见习医生和医生，大家步伐各异，各就各位。也许我的脸苍白得可怕，有几个人碰到感到很惊讶，不是压低声音就是一言不发。
我身边的奥德丽一句话不说。当我看着她时，她朝我笑笑。她不愿意相信她所看护的这个孩子会得重病。我觉得她并没有把医生的诊断当回事……上车时，她忍不住叹息说：
“啊，要是我们在都柏林就好了……”
十五
安娜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孩子的一个玩具。见到我，便抬起焦急的眼睛。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安，不料却忍不住哭出声来。安娜走过来，与我抱头痛哭。
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声音严肃，犹豫了半天才回答我，这使我越发担心。他明天就来。
不一会，接到安娜通知的帕斯卡尔赶来了，要求中午我带安娜去医院时也跟着去。
我们坐在候见室里。别的家长们也在那，跟我们一样默不作声。走廊里，医生们在讨论。他们说得那么清楚、那么大声，我们一字不漏都听见了。几分钟过去了。我站起来，去办公室找医监。她认出了我，一边继续写她的东西，一边对我说：
“您见到医生了？哎，这很奇怪，我一分钟前还见到他……”
“不麻烦您了，医生，我去找她……”
在一个房间里，儿科医生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听见习医生说话。我走上前去。她看见了我，但这回，脸上没有微笑：
“啊，我们正在说您的孩子……我想对您说病很重，非常严重……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但我们已经有了部分结果：孩子得了罕见的肾综合症……我不一一详细说了，但我们认为，这是由一种大肠杆菌引起的……我应该跟您说清楚，眼下，我保留我的诊断……”
她看着我，也许在等待我的反应，等待我提问……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惟一的希望是他的体力……这孩子生命力很强……我们给他注射了抗菌素……也许明天会看得更清楚的……可现在，我无法安慰您……孩子的母亲怎么样？现在不要把情况全告诉她……当然，我们会尽一切努力的……”
“谢谢，医生……我晚上再来……再见，小姐，再见，先生。”
安娜和帕斯卡尔在走廊尽头等我。
“检查还没有全部结束……医生认为问题很严重……也许是大肠杆菌……不过，还有希望……孩子似乎很强壮，会顶得住的……也许……”
安娜走近我，靠在我身上，抓住我，扑到我怀里哭了：
“我的孩子……我不想他死……我的孩子……”
我把她拉到了外面。
一回家，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起初，他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开始鼓励我……
奥德丽也许猜到了我们希望独处，便跟我们说她要走。她很快就收拾好行李，答应每天都打电话来了解消息，并说，欢迎我们一家三口去爱尔兰。她拥抱了安娜。我感谢她对爱德华的照料，付了钱。当她离开的时候，我勉强笑了笑。
三点钟了。帕斯卡尔建议带我们去吃饭，我们拒绝了。安娜不停地抽烟，没烟了。我出去买烟。
外面，马路上、人行道上、商店里人来人往，我想起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我穿行在人群中。他们怎么不知道我很不安，我觉得这很奇怪。在我常去的烟铺里，几个人问我儿子的情况。孩子出生后，我曾告诉过他们。
“谢谢，先生，他很好……我们希望他一直健康下去……”
“啊，没有理由不健康……”
“不过，您知道，命运无常……算了，不想它了……您呢，一切都好吗？”
我回家时，发现安娜的眼睛红红的，她刚哭过。我吻了吻她的额头，然后来到厨房。帕斯卡尔正在沏茶。
四点左右，我打电话去医院。孩子的症状没有变化，检查在继续。我通知他们我晚上八点左右过去，了解最后的结果。
我不停地问自己：“孩子是从哪儿染上这病的？我不明白……大肠杆菌……也许是从母体带来的？……”
我手一松，杯子掉到地上打烂了。安娜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我身边：
“别再折磨自己了……我敢肯定你正在责备自己……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追究责任又有什么用……”
我再次赞赏她。她能猜到我的心事，并且敢于调解。
帕斯卡尔给我们端来了茶，并跟我们谈起了她丈夫。今天早上，她得到了丈夫的消息：
“那是个很危险的地区……我得承认我不是太放心……”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安娜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详细地提了一些问题。帕斯卡尔觉得很投机，一一作了回答。尽管她们不想冷场，但有时仍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她们赶紧没话找话。
七点半左右，我要帕斯卡尔留下来陪安娜，直到我从医院里回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好的……我想等到最后的结果出来……你们看吧……我敢肯定会是好消息……”
关门时，我还认为也许她说得有道理。
十六
当我来到医院时，楼里空无一人。没有护士，也没有来访者。灯关了，只有每十米一盏的蓝色夜明灯还亮，以方便两个保安值班。我一来到走廊尽头，便有一个女护士迎上来。我问她：
“我儿子爱德华从今天早上起就在这里住院，我能问问他现在情况如何吗？”
“啊，对了，我知道这事……是这样……现在没有变化……我们做了血培养……当然，结果最快也要明天才出来……孩子的病情好像没有恶化……我刚刚看过他……他蠕动着嘴唇，好像要吃奶。”
“我可以看看他吗？”
“啊，当然。不过，您看不到什么东西……”
爱德华赤着身子，躺在一张婴儿床上。这床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是那么小。他闭着眼睛，张着嘴，呼吸着，难以察觉地呼吸着。半明半暗中，他的嘴唇没那么肿了。我凝视着他，哭了。
“好了，好了，亲爱的先生，别这样……好了，好了……现在，回家吧，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您的孩子的，别害怕……我们会替您把他治好的。”
我无法动弹，额头贴在把我与儿子隔开的玻璃上。保安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拖走了……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他了。
十七
星期天早上。昨晚，安娜和我看了一晚上的书。八点钟，我打电话去医院。爱德华被推到抢救室去了。他的病情很糟。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安娜，她一言不发。我打电话给我父亲：他已出发来巴黎了。母亲跟他一起来。他们将在中午前后到达。
就像整整两个星期前的那天一样，街上空荡荡的，天空明亮，但天边布满乌云。在医院门口，门卫这次没问任何问题就让我进去了。我赶紧地找医监，她刚好从楼里出来。
“出什么事了，医生？”
“今晨两点钟左右，您儿子情况不妙……医生来了，决定送抢救室……我刚从那里出来……他没有好转……您不能去看他……必须等几个小时……中午前后再打电话来吧……或者回到这里来……如果您愿意的话……”
不能看他。
我什么都没说，也没坚持……我谢了她，离开医院，回到家中。
安娜坐在自己房间的扶手椅上，脸色苍白，一动不动，身体仍很虚弱。见到我，她想笑，却笑不出来。我把医生说的话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她。她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嘴唇，去厨房了。
十一点半，我去车站接我父母。我去得太早了，我不停地来回踱步，从郊区火车上涌出来的人提着大包小包，把我撞得东歪西倒。
我还没认出父母亲来，他们就看见了我。他们拥抱着我。我担心他们的身体：
“旅行顺利吗？……人不会太多吧？……”
我们害怕提起孩子，便天南地北乱扯。母亲和蔼地说：
“你应该穿件大衣的……如果天再晴下去，就不会这样热……我敢肯定，天要下雨了……”
我毫无表情地把最后的消息告诉他们。父亲没有发表意见。我把他们送到家门口：
“我想最好还是先放下行李，然后马上和安娜一起去医院……你们看怎么样？”
“照你说的办吧，孩子，照你说的办……”父亲说。
十八
我们在电梯里进进出出，在楼层里上上下下，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好不容易才找到抢救室。指路的箭头标得让人非迷路不可……
我们终于来到一条走廊里，几个房间两头都没有门。里面的孩子有的哭，有的笑，有的在玩，大大小小，得什么病的都有。看护他们的护士态度有些粗暴。我们对面有间办公室，有个穿蓝罩衫、白长裤的瘦瘦的男护士在里面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浇花。右边是一扇大玻璃门，门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几个字：抢救室。禁止入内。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张塑料带编织的椅子和一张小桌子：那是候见室。母亲和安娜在那儿坐下，父亲打算推开抢救室的门，想了一下，又改变了主意。他按了按门铃。
有个护士马上开门出来。
“您好，小姐……我是热里厄医生。我想看看我的孙子，他是昨天晚上送来的……”
“请等一会，先生，我去找医生……”
我们等着。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父亲几次把手指放在门铃上。但没有按。母亲焦急地敲着鞋跟。安娜盯着墙，一言不发。我看着她。
一个年轻的医生出现了，很和蔼，很稳重。他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本能地跟我父亲说话。我听不懂他说什么。简短地谈了一会之后，我父亲要求去看看孙子，但医生劝他不要看……父亲没有坚持。安娜似乎很害怕。孩子现在该怎么样了？
医生彬彬有礼地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当我们走向汽车时，父亲把我拉到一边，说：
“最好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你明白吗？对孩子来说，最好……这将非常可怕……”
我忍不住哭了。母亲和安娜在等我们上车，当我们来到汽车跟前时，看到我泪如雨下，她们也不想问什么了。
我们回了家，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人感到羞耻，大家都放声大哭。
父亲显然非常伤心，弄得我心慌意乱。
痛哭一场之后，母亲和安娜去弄便饭。父亲嚎啕大哭，有时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向我解释了医生的话：确实是大肠杆菌病。
“对他来说，也许最好是死……尽快……”
我感谢父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我对此已不再怀疑。他知道我完全信任他。他打消了我的所有希望，我佩服他的勇气。
中饭准备好了，吃得很快。我们谈起了我的兄弟姐妹们，谈起了他们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我问母亲她养的狗怎么样了，还有她的花。安娜则谈起我们在巴黎的生活和被这场我们希望忘掉的意外事故取消的计划。
四点左右，母亲给我端来茶水和她去买来的点心。父亲打电话去医院，想知道最新的消息。毫无好转。我们又谈了一分钟，然后，快到他们上车的时间了，我把他们送到车站。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但我们依依不舍，好像要分开很长时间一样。他们难以掩饰目光中巨大的痛苦，这使我们更加难受。
夜晚一直持续到黎明。午夜前后，安娜给我端来一大碗加奶咖啡，我们读着几星期前互赠的书，直至睡着。
七点钟时，电话铃把我们惊醒了。我知道我会得到什么消息。
十九
“是5642738吗？”
“是的。”
“是热里厄先生？”
“是的。”
“这里是儿童医院……我打电话来是关于您儿子的事……您必须尽快来看他……他情况很糟……”
“好的。谢谢您，先生。我马上就来。”
安娜就在我身边。我把听到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并补充说：
“不要再抱有幻想。他肯定死了。”
安娜发起抖来……就像她分娩的那天早上，当她得知必须离开家里时那样。她因惊恐、不解和孤独而发抖。
在汽车里，我们哭了。
我认出了那些人：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我三次在早上行走这条通往医院的道路。门卫亲切地向我点点头，也许他已猜到我为什么一大早就来医院？
在抢救室，我一敲门，便有一个护士为我们开门，就像昨天一样。
“我是热里厄先生，我接到通知来看我儿子。”
“是的，先生……请等一会儿，我去通知医生说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