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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对阿眉涌起一阵轻蔑感，她并没惹我。薛苹语气有些变化，意外地缓和下来：
“你跟阿眉说过吗？”
“我没告你吗？我跟她是——两岔的。况且她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
薛苹仍然和气、甚至带有几分惋惜地说：“你以後可能再也找不着比阿眉更好的姑娘了。再考虑考虑。”
“我想通了，谁娶都是娶。”
“你他妈的真是个畜生。”
薛苹破口大骂。她是义务兵出身，骂起粗话来不亚于任何人。
十六
回到家里，我有一种痛苦的解脱感。我只好用“痛苦”这个词。我从杭州走的那天，在九溪镇等公共汽车时，碰见了清晨出来跑步的王眉。她和几个女孩沿江走过来，看到我就站住了。当时，太阳正在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有一种预感，她有话要对我说。她仿佛立刻要走过来，对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后来，车来了，我上了车。在车上我回头看她，视线相遇时，她身子一抽搐（的的确确是抽搐）。我觉得我就要听到她喊了，而且我下意识地感到，倘她喊出来，我会立刻下车，那就是另一种变化了。可她没喊，车开走了。一路上我都在想，她要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父母是很久后才觉察到我生活中的变化。妈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爸爸埋头报纸，耳朵却支楞着）：
“王眉怎么很久不来我们家？”
我简短说了一句：“我把她休了。”
我用同样的口吻跟躺在卧床的关义讲时，他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这种骄傲的“自我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想什么，我全知道；可阿眉想什么我不知道。
她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那最后的一句话。
后来，我把她忘了，或者说好象忘了。我没有勇气那么当真地去干掏粪工，而是在一家药品公司当上了农村推销员。经常下乡奔波，条件很艰苦。住大车店里，要随身带根绳子把衣服晾上，光屁股钻被窝，早上起来把虱子扑落干净，再穿上衣服出门，有的地区还要自己背着炉子和挂面，否则，吃了不法小贩的不洁食品，拉稀会一直拉得你脱肛脱水。我的一个很强壮的同事就是那么拉死的。
两年过去，我已经到了只得胡乱娶一个媳妇的年龄。我没再见过王眉，也没得到过她的音讯。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一个女孩背影很象她，我没追上去看，因为她决不可能出现在北京站。即使是休假、公出，民航也给她们飞机乘的。还有一次，我做缓缓出站的火车和一列天津方向开来的火车相错而过时，有个从车窗往外看的女孩和我对视了半天，直到递次而过的车窗远去。我真的以为那是王眉了，但由于如上的原因，我最终认定是自己看错人了。
关义象对他的民警工作一样起劲地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认识一些漂亮姑娘，都是“失足女青年”，改正了的。他认为使她们从良，最终过上正常生活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道。他的爱人就是这样一位姑娘。他很尊重她，待她非常好。说实话，有时在他家感受到的真正动人的夫妻感情竟会使我热泪盈眶。我这个人轻易不说人好，往往大家说好我还偏要挑挑骨头。可是关义，我的老朋友，我要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我们第一次驾船出海时所共有的那种最强烈、最纯洁的献身精神。
他也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位姑娘。我努力了，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象走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
有时我倒想起薛苹的话：“你以後可能载也找不着更好的姑娘了。”
可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
“其实王眉并没有多好。”我对关义说。那天，我刚在几个山区县卖掉十万片四环素，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由于超额完成了计划。领导加了我这个月的奖金。我很高兴，晚上去关义家吃饭，同时看看他可爱的妻子为他生下的大胖小子。
“这是你积了德的结果。”那孩子确实让父母自豪，我快要嫉妒死了。“我本应该走在你前面，老关。王眉叫我的希望落了空。”
“你干吗和她吹？因为她太单纯？”关义那位因单纯遇祸，又因单纯得福的妻子问我。
“因为她太小。太小就有这么个现象：天生的缺点样样不少，该养成的优点没有及时养成。懂吗？总是一副没头没脑的样子……”
“你不要侮辱别人。”关义粗暴地打断我的话。他边吃饭还在边看一份报纸，上面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可能是某个委员会或主席团的名单。这周，好象有几个民主党派在开全国代表大会。
“我没见过她，不过我想是你对她太苛刻。”关义的妻子看了眼熟睡的婴儿，因委婉地批评了我而歉意地微笑，“我坐过一次飞机，空中小姐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飞机上我得了晕动病，吐个没完，她们给我盖上毛毯，清理秽物，始终那么殷勤，都使我不好意思起来。
”
“她们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嘛。我想她们一定经过最严格的挑选。我坐一回飞机都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那家伙摔下来。她们却要长年累月在上面干活，肯定得是最有勇气、最有胆量的女孩才能胜任。象过去口号里总说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脏；四不怕累。得有点……精神。”
她羞怯怯着重说了最后一句，看了眼她的爱人。那话好象是引用关义的话。他们两口子没事议论这个干吗？我哈哈笑起来：
“你把她们神秘化了。实际上，她们是最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人，象你我一样。说到一不怕苦，她们可不能算苦，待遇是拔尖的第一流的。说到二不怕死，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她们才不上天呐，她们并不比顾客多一份危险。她们那种舒适的工作环境培养不出超人的气质。只有艰苦的、真正充满生死考验的生活才能造就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比方说边防军人、外勤警察——你丈夫那样的人……”
“我不爱听你这些讨人嫌的话。”关义再次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她们是有勇气的。
比起你我来，她们有超出我们不知多少倍的可能遇上劫机、机毁人亡等意外事故，也就是你说的‘生死考验’——你看看这份报纸吧。”
“出了什么事？”我接过报纸，展开。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你这些天没看报，也没看电视？”
“没有，我刚从人迹罕至的地方回来。”
“民航摔了一架飞机，撞在山上，机组和乘客全部罹难。”关义说，“机组名单上有你过去的女朋友。”
王眉！我看到密密人名中这两个字，清晰、无误。
阿眉殉职了！泪水涌出我的眼睛。旧日的情景如歌，重新响起……
我回到家里，不慎打破一个瓷罐，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都是些放在抽屉里疚会丢掉的小玩意儿：民航航徽，不锈钢小飞机饰物。都是阿眉遗留下的。我以为我这儿已没她的一点痕迹，那些甜蜜的信我都烧掉了，可我烧不掉记忆……我仍然爱她。我怎么能再回避这个事实！那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关于空难事故的最后报道是载运死难者遗骸的飞机抵达锦云机场。电视屏幕上出现飞机在夜色中降落；悲痛欲绝的乘客亲属和带着黑纱的民航地勤人员围着抬下担架哭泣的镜头。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数十只轮子如同从我心上轧轧驶过。我看到人群中薛苹、张欣、刘为为等熟面孔，她们哭成了泪人儿。我的心碎了。
夜里，不论我醒着孩是入梦，阿眉无时不在和我相亲相近，和我悄嗔谑笑，和我呢喃蜜语。鲜艳俏丽，宛如生时。有一刻，我仿佛真地触到了她娇嫩的脸颊，手里软和和的，暖融融的。后来，她哭了，说起她那被伤害的感情，说那原是一片痴情。她又要说什么，张张口又咽了回去。我蓦地全身痉挛了。我又身处在九溪镇那行将起动的公共汽车上，她有一句重要的话没对我说就要走。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
我擦去横溢入耳的泪水，紧张地思索起来。如果说过去我是凭直觉感到她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那么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的的确确有话要对我讲，还是句对我生死攸关的话。是什么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看来只有她本人才能清楚。我又睡着了。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我的床头时，我如梦方醒——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见到阿眉。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这周补休了，就动身去首都机场。
十七
我在二楼国内航班安全检查口外面的沙发圈里坐下。所有国内航班过站和到站客机的机组人员，都要走这个口出来去三楼餐厅吃饭。中午前后，是锦云机场北飞客机落北京最集中的时候。
大厅里不停广播着各地到站飞机的航班号和飞机号，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那些飞机在停机坪上滑行。机械臂似的客桥自动与客仓门吻合，潮水般的旅客通过自动走道，从一楼的出口出去。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从二楼检查口出来。我走过去问两个从广州飞来的航班下来的乘务员，是那个乘务队的？她们说是北京乘务队的。我走回沙发圈。又过了一会儿，在一架刚刚飞走的波音飞机的空档上，一架“三叉戟”滑了过来，接上客桥。我留心听了航班号，确认这架飞机的机组是锦云乘务队的无疑。客人下光后，先出来了几个飞行员，闷声不响地走过。接着，几个面带忧伤的空中小姐也出来了。我看见薛苹。
我迎着她走过去。她略一怔，便扭过脸和别人说话，从我身边绕过去。我叫她，她只好站住，十分不快地望着我。
“算了，你先吃饭去吧。”我灰心地对她说，“吃完我再找你说句话。”
我蹒跚地走回沙发圈坐下。她呆了呆，也垂着头走了。我想，不到再次上客。她不会出现了。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个花卷儿，在我面前停下。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迫切希望知道两年前我从杭州走后阿眉的情况。”
“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利要知道？阿眉早就跟你没了关系。在我眼里，你是个陌生人。
”
重新提起了阿眉，我们都有些歇斯底里。
“我有理由。我要知道一句话。那年，在最后的时候她要对我说却没说。”
“我知道那句话，她对我说了。”
“你知道？”我激动极了，“告诉我。”
“她说，她错了，她后悔了，不该总是让着你，反倒让你这个没有人味的东西，蹬着鼻子上脸把她甩了。”
我犹如兜头浇了一桶冰水，心都凉透了。沉默了一会儿，我坚决地说：
“不是这句话。她要跟我说的不是这话。”
“确实不是这句话。”薛苹淡淡地说，“这句话是我说的。”
“我恳求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薛苹说了。
“从杭州回来，阿眉几乎变了一个人，不笑不闹，沉默寡言，只是要飞行。不管队里哪个人提出什么站不住脚的理由不飞，她都主动替飞。哪怕对方是和她吵过嘴、谁也不理谁的，也不例外。甚至‘安—２４’飞‘三亚’这样又长又辛苦的航线，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现在也抢着飞。她历来，从来乘务队的第一天起就晕‘安—２４’的，这样大小时量的不要命地飞，吐得真是骇人。人明显憔悴了。
“队领导一开始看她刚疗养回来，就放心排她飞。后来发现不对头，她身体消耗太厉害，也有点看出阿眉情绪上的变化。找她谈，她什么也不说。问我，我也不便妄自汇报，毕竟这是私人的事，而且她也跟我说过别把这事捅出去，她的自尊心受不了。这期间，我们机场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追她。给她写来长长的、热情的信，约她出去，她却象木头人一样无动于衷。我曾私下问她，是不是还忘不掉你这个混蛋？她说不是，说早就把你忘了，只是情绪还有点转不过来。有时候，梦里醒来，还觉得心寒。她说——这确实是她说的，我没有添枝加叶——她因为太想和你好了，结果反而好不成。
“我想她的意思是指她对你的无原则迁就。我全知道你们之间闹的那些破事，最细微的情节都知道。你表现的象个无赖，而阿眉呢，也做得不好，象个资产阶级小姐。我对她讲，应该去见见那个小伙子，总要再嫁个什么人，况且这个小伙子比前面那位强上百倍。阿眉只是说不想见。她对你还抱有幻想，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她当然是无法再给你写信。而你，你也真的一封哪怕露出一点试图挽回意思的信，一封信都没有。
“立冬后到春节前，有个短暂的萧条，去一些风景城市的机票打了折扣仍不满客。阿眉的身体越来越糟，再这么搞下去，非停飞不可。队领导便研究决定利用这个不太忙的空隙安排她探次家。那天是队长跟她谈的。在飞成都的航班上。我也在场。因为我忙着给客人开饭，没注意他们还谈了什么。好象队长跟她说这样下去不行。国家培养一个空勤人员要花一大笔钱，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毁了。大概批评的很厉害，我开完饭回来看见阿眉哭了，哭得很伤心。从杭州回来，阿眉一次也没哭过，虽然她是很娇气的姑娘。那次是第一回哭，也是唯一的一回，后来没再哭过。就是那次哭，也不是为你哭。是为了别的，比你更重要的东西，怕失去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想起爸爸妈妈禁不住哭的。她妈妈对她非常疼爱，阿眉是她最小的女儿，本来是掌上明珠。那时，恐怕也只有她妈妈能抚愈她的伤口……你算是把她伤透了。
“她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假期满后又续了几天。在家里大概是把疙瘩都谈开了。阿眉回来时，象阳春三月的晴天那样开朗明媚。我真为她高兴，尤其是她告诉我她又有了个男朋友，我更高兴！这说明她完全从你粗暴地加在她身上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又可以开始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还要特别着重地谈谈她那新的男朋友。他叫沈同平，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一个优秀的海军飞行员。对阿眉情真意切，一点没有社会上某些青年矫饰做作、妄自尊大的恶习。人长的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比你强多了。我们乘务队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和阿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极为般配。
“他给阿眉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对工作的热情。阿眉考上了天津民航学院的英语进修班，在天津学习了一年。对，她经常周末坐火车来北京玩，寒暑两个假期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你不要瞪大眼睛，她告诉过我，她在火车站碰见过你。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一点不冲动。她象一颗进入轨道的星，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稳稳的运行，不再受任何引力的干扰，放着自己晶亮的光芒，同其它无数星一起织成夜空璀璨的星幕，直到陨落下来……”
仿佛突然袭来一道强光，薛苹用手蒙住了眼睛。片刻，她镇定下来，接着说：
“她入了党，追认的。出事的头天晚上，她跟我说，后天小沈从北京回来，她要跟我换飞北京，去接他。我答应了她。那天，我跟她一起坐车进停机坪。我去上海，她去桂林。她要我给她买上海的奶油瓜子和酱油瓜子回来嗑着吃。我要她买桂林的板栗回来煮着吃。我从上海买回了她要的瓜子，她却一去没回头。晚上，他们机组没回来，飞机也没回来，传言却起来了。我们飞行队的人都慌了，不知出了什么事，问调度值班室，他们也不说。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头班飞桂林回来的机组带回了昨天一架飞机撞山的最初消息，说桂林已动员了军队和民兵进山搜索。接着，民航领导飞来了，报纸、电台都证实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可能你们听到哪里摔了一架飞机，上百人丧生，只是嗟叹一阵，或者骂两句民航人员太差劲，草菅人命，也就罢了。可我们就不同了，别说我们自己的飞机摔了，死者里面有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不相干的外国摔了一架飞机，我们也要难受好久。夜里在被窝里哭完，白天还要上飞机哟。还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飞下去。
“遗体运回机场那天你看电视了吗？成百上千的人都哭了。哭的人各有各的原因，我是为阿眉哭的。她太年轻了，不该死呀！她活着还会对我们国家有很多用，她还没有尝尽人生的欢乐。还没有孩子。为什么不让一个废物去替她死？有很多混吃等死的废物在愉快地活着，白白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譬如你。”
“我不是废物，你不能随便侮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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