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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奉铁路的路政原来十分混乱，大小军官仗着手中有枪，“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公然无票乘车，且蛮横不讲道理，碰上铁路人员查票，他们牛眼一瞪，如凶神恶煞一般，亦无人再敢盘问。此风一开，一般的旅客也趁机浑水摸鱼，不买票，白乘车，路局屡禁不止，毫无办法，因此，收入甚少。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张作霖特别选派常荫槐以军警执法处处长兼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常荫槐的职务仅属于中上级之间，地位并不算高，但他很有胆识，工作能力也强，上任伊始，就放了熊熊燃烧的三把火：拟定规章，严格稽查，在锦州和山海关等大站加派得力武装切实检查。他不怕得罪权贵，执法严明，凡违法者一律严惩不殆。
一日，寿夫人娘家的厨师在京奉铁路客车上，无票而强占头等包厢，态度倨傲，言语无礼，口气大得没边，验票人员见他颇有来头，被他的嚣张气焰所吓倒，未敢让他补票。说来也巧，那天刚好常荫槐也在车上，铁路人员就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常荫槐一听勃然大怒，决定亲自去检查，煞一煞该厨师的威风。进入包厢，该厨师眼皮也没抬一下，并未将常荫槐放在眼里。常荫槐强忍住怒火，叫他把票拿出来检查，该厨师傲慢地抬出寿夫人大名，以为会把常荫槐吓走。但常荫槐并不理会，对他说：“乘车买票，天经地义，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该厨师仍置之不理，拒绝补票。于是常荫槐让执法队将其强拉下车，该厨师还是执迷不悟且出言不逊，常荫槐为严明法令，杀一儆百，就令执法队在站台上当众执法，将其按倒在地，棒打十余下，直到该厨师哎哟哎哟求饶，保证下次绝不再犯之后，常荫槐才让执法队放了他。厨师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一瘸一拐地来到寿夫人面前，添油加醋地向寿夫人哭诉，并要寿夫人为他做主。寿夫人听了厨师的一面之辞，也十分恼火，认为常荫槐目中无人，太跋扈了，常言说：“打狗还得看主人”，竟然下如此重手打我的仆人，这还了得？平素十分冷静克制的寿夫人这次也忍不住了，她找到张作霖，婉转地将厨师被打之事详细告知，最后恳请张作霖一定要为王家出这口气。张作霖听完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猛然地站起来：“竟有这等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寿夫人以为张作霖也同样怒火中烧，正要劝他保重，张作霖接着激动地说：“这小子敢打王家佣人真是有种，我正需要这种铁面无私的角色呢！”寿夫人一听就明白了张作霖的意思，当下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往下说了。
从这件事中，张作霖看出常荫槐办事认真负责，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对其加以重用。常荫槐从此官运亨通，由铁路局局长一跃而升任北京中央政府交通部部长。
正因为张作霖“治家有术”，不许妻妾干政、包庇亲友，所以他的家事一直处于较为和谐、安宁的状态，这也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1、小六子张学良
张作霖称张学良为“小六子”，并非张学良排行老六，其实他是张作霖的长子，乳名小六子，这一昵称倾注了父亲张作霖所有的慈爱和关怀，还有着一个美丽的故事•；•；•；•；•；•；
1901年2月18日，正值大年三十，张作霖遭到了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跑。此时赵氏夫人已怀孕多月，行动极为不便，为了摆脱后面的追兵，张作霖先将妻女藏在八角台西北的胡家窝堡张景惠家，而后又转送到桑林镇以东的张家窝堡赵明德家，转送途中，6月4日，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婴，马车颠簸得厉害，婴儿的哭声更响亮，赵氏怜爱地拍拍儿子，幸福而又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在叔伯侄赵明德家朝南明亮的东屋里，赵氏和婴儿被安顿了下来。
此时张作霖已摆脱当初的窘迫，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并头一次打了个胜仗，正在喜出望外之时，又听说夫人赵氏平平安安地为他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不禁高兴得蹦了起来，双手合十，连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刚打了胜仗，又得贵子，真是双喜临门啊，张作霖难掩内心的喜悦，当下大宴宾客，摆酒庆贺，并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个小名叫“双喜”，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
双喜长到3岁时，体质孱弱，张作霖爱子心切，就请了个算命先生给他批“八字”，看看儿子的命相究竟如何。算命先生问得小双喜的生辰八字，掐指盘算，一阵念念有词之后，慢条斯理地说：“这位公子大富大贵，将来必定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在一旁紧张期待着的张作霖，听到此话，顿时喜上眉梢，正想把酬金奉上，“不过，”就听得算命先生突然话锋一转，皱着眉说，“这位公子的命太硬，恐怕要克爹克娘克兄弟。”张作霖大惊，忙问：“有法子破吗？”算命先生沉吟了好半天又掐算了一阵才说：“法子倒是有，不过，公子要到庙里跳墙，拜寄给和尚，还要换个名字，这样才能消灾灭祸。”张作霖听说有救，这才如释重负，重谢了算命先生。
为了给儿子破灾，张作霖特地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让人挑上干鲜果品，带上香烛，抱着小双喜，来到八角台镇南的庙里。在去庙里的路上，听见村里有人在叫“小六子”。按当时的迷信说法，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取来做小名可以逢凶化吉。张作霖一听这个名字就乐了，连连说：“小六子，好！小六子就是‘小留子’，我这宝贝儿子算是留住了！”到了庙里以后，张作霖吩咐随从在大雄宝殿的佛像前摆上供品，点上香烛，自己则领着小双喜跪在蒲团上，恭恭敬敬地向释迦牟尼佛像磕了三个响头。每磕一次，站在边上的和尚就敲一下铜盂。参拜过后，张作霖又让小双喜背对着佛像站着，请和尚一面念经，一面用手摩挲小双喜的脑袋。念完经，和尚又在小双喜的脑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这样，小双喜的灾算是破了，命也留住了。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从此以后，张作霖不再以“双喜”的小名称呼张学良，而是改叫他“小六子”。
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张作霖请来当地名流给他正式取名学良，意为学习西汉开国元勋张良。张良是汉朝大臣，臣者，卿也，因此，又取字为汉卿，张作霖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因为他对张学良的期望很高，一心希望儿子将来能够成就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就像儿子的名字所含的深深寓意，如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那样，成为国家的栋梁。
张学良幼年丧母，因此与张作霖的父子之情异常深厚，张作霖一直以“小六子”的昵称称呼儿子，即使张学良长大成人，统领军队，成为长官也是如此，而敢叫张学良“小六子”的，也只有张作霖一人。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谋害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他闭眼之前，还念念不忘“小六子”。这是他最后一次称呼小六子，从此以后，再没有人亲昵地称呼张学良“小六子”了，“小六子”作为父亲生前对张学良的专称，在父亲死后，则成了张学良纪念父亲的方式。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2、“我希望成为救人的医生”
张良学究天人，有神鬼不测的军谋政略。张学良既以张良为榜样，那么首先自然应该在读书学习上下些功夫。张学良很幸运，他有一个与一般土匪迥乎不同的开明父亲。
父亲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却算得上是个见识不凡的人物，并不以舞刀弄枪作土匪为满足，他常悔恨自己年轻时没上几年学，因此在长子张学良身上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下决心把张学良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接班人。
1907年，张学良刚满7岁，开始从师学习。父亲精心选聘了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为张学良开蒙，随即又请来海城老儒杨景镇设立家塾，教授四书五经。杨景镇是张作霖少时的开蒙老师，张作霖为报答他当年的恩德，特意请他来为儿子学良启蒙，但实际上杨景镇的思想已趋老朽。
少年时的张学良聪敏过人，思想活跃。当时正值辛亥革命，不久袁世凯篡夺了大总统要职，杨景镇老师就此事叫张学良作文一篇，题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这时的张学良已经具有新思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所以他写了与老师的作文题目截然相反的内容，阐述民国是时代潮流的必然产物，复辟帝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那时敢于反抗老师的教诲是大逆不道的事，老师看罢大怒，告到张作霖那里提出罢教。张作霖非常生气，要责罚张学良，被督署秘书袁金铠劝住了，他对张作霖说：“大帅，你不能只听老师一面之辞啊，还是先看看汉卿的作文写了什么再说吧。”张作霖觉得此话有理，便要袁金铠去看看张学良的作文。袁金铠看了后大加赞赏，向张作霖报告说张学良的作文符合时代潮流，根本没什么错误，而是杨景镇老师的头脑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张作霖这才知道错怪了张学良，他当然不会再惩罚学良，反而解聘了杨老师，另又请到辽阳名儒白永贞讲授古典文学。
白永贞是清代拔贡出身，当时担任国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学品端方，素有文名，写得一笔好字，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再读《论语》、《孟子》直到《史记》，还学作文、填词和书法，张学良的国文水平在白永贞的教导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能作千言，下笔颇快”。他古文功底扎实，作诗填词得心应手；书法师黄庭坚，喜作篆书和钟鼎文。这一时期的儒家传统教育，使张学良的忠孝仁义思想根深蒂固，使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愚忠思想，这从后来他对蒋介石始终不渝的忠诚，反映得最为明显。
转眼间，张学良长大了，他交了个南满洲医科大学的学生作朋友，耳濡目染，他对医生职业心生敬慕，也希望能成为一个医生，悬壶济世。可是父亲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军阀事业，并不同意他学医。张学良暗暗下定了决心，打算离家出走，逃往美国，进美国的大学学医。他买好了车船票，又与美国的朋友联系妥当，万事具备，张学良又有了犹豫，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朋友陈英，陈英先是责备他太不懂事了，“你父亲不是希望你成为军人吗？你这样做，你父亲肯定会难过的。”接着又给他出主意，“我教给你一个好办法，向你父亲撒个谎，就说到美国去读军校，你父亲肯定会赞成的。到了美国，你想干什么都没关系了。”听了朋友的话，张学良又考虑了好久，“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也束缚了他，父亲早已为他选择了军旅之路，最终张学良还是屈从了父命，放弃了自己认定的“救人”职业，走上了行伍生涯。
张学良先是和三个朋友一起报考保定军校，不料考期已过，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个考场，考时四人互相抄袭，但因没学过数学，都答不上来。考官拿出去找人代答，结果四人居然都考取了，还名列前茅。不过，张学良最后也没有去就学，他被父亲用“激将法”送进了讲武堂。
讲武堂原是清光绪年间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所设，训练陆军巡防和八旗武员，是东北唯一受新式陆军训练的军校。1919年，张作霖为增强军事势力，培植奉军军官，特拨巨款重办讲武堂，课程设置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相差无几，张作霖自兼监督，他切盼张学良能获得军事学识，很希望学良第一期就入学。他怕张学良不去，又怕他吃不了苦，受不了军纪约束，于是用“激将法”对张学良说：“你甭去了，去了怕给我丢脸。”果然此计很灵，自尊心极强的张学良就是受不得激，他决心进讲武堂，并且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让父亲刮目相看，于是，张学良就进了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从此天马行空惯了的张学良，举止行动乃至饮食起居都严格按照章法，张学良学习很勤奋，除了规定的战术、军制、兵器、地形、交通、筑城这六大军事课程外，每天还有作五十里路急行军练习，训练非常繁重。张学良的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榜首，其他学生不服气，误以为是他沾了父亲的光，校方有意偏袒。学校知道后，有一次就采取突然袭击，教育长熙洽亲自监考，要学生全部调换位置，当堂出了四道题，结果只有张学良一个人全答对了，这次考试解除了学生们的误解。其实奉军的中、下级军官都是行伍出身，文化素质很差，有的甚至从未读过书，而张学良本就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再加上天资聪明，学习刻苦，学习成绩自然是鹤立鸡群了。
一年后，张学良以炮兵科第一名的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授予陆军炮兵上尉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从此正式踏上了军旅之路。
晚年张学良曾自嘲地说：“我希望学医，成为救人的医生，结果倒成了杀人的军人。”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3、青年会的热心人
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张学良开始希望能够学习一门外语，当时奉天城是东三省的军政和文化中心，那里有许多日本、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的租界及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特别是日本，不仅有总领事馆，还有警察署、独立守备队、特务机关等。但张学良没有选择学习日语，他首先学的是英文，老师是奉天交涉署英文科科长徐启东。以后，经同学周大文和医师杜泽先介绍，张学良结识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人物，该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赖德便成了此时张学良的英文教师，张学良为青年会所吸引，逐渐成为该会的活跃分子。
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筹办于1914年，张学良入会之前，该会仅有狭窄的十几间租赁房屋作临时会所，游艺室很小，与北京、天津、上海青年会的规模无法相比。开展的活动也很有限，仅有英文夜校和周末的讲演会。尽管条件简陋，但夜校的英文课程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因此办得很有生气，极受青年人的欢迎。青年会的经费，除了外籍干事由各该国供给外，其余全都依靠募捐，草创时期，筚路蓝缕，进项极少。
自从张学良加入青年会，并成为其中的中坚分子以后，它的面貌便大为改观。张学良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他入会后，自作董事并拉来许多东北名流加入，还与地方当局商洽请拨会址。每次募捐，张学良总是踊跃打头阵，自任队长，穿着紫衣玄裳，手拿大把物品，在会场往来穿梭，逢人就劝说购买，高呼“密斯特”，最为活跃。只要有他参加，募捐的收获必定丰厚。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青年会的业务蒸蒸日上，终于正式宣告成立，盖起了一幢三层大楼，教室、游艺室、讲演大厅等应有尽有，设备也很齐全，足以与京津沪会所媲美。
青年会成为当时奉天最时髦的地方，是少年张学良最早与社会的接触，他用不纯熟的英语，求教于普赖德，普赖德每天教张学良两个小时英语，还附带介绍世界知识，西方风俗习惯，张学良的思想见解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倾向西方化。除普赖德外，张学良还结识了不少外国友人，其中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和教育界人士，如苏格兰人邱树基、丹麦人华茂山、文汇书院派克尔夫妇和在奉天西方人中声望最高的惠特等。
张学良在青年会学会了跳舞、打网球、玩高尔夫球，后来又学会了开汽车、驾驶飞机，他开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青年会里，张学良如鱼得水，享受着在家里得不到的乐趣，呼吸着传统式中国家庭所缺乏的自由气息，他越来越喜欢这里的所有活动。当时沈阳基督教青年会在外面已经小有名气，能够邀请到许多社会名流、学者文人来作讲演，每当这时，张学良总要参加听讲，并且在大帅府里铺张一番，隆重招待。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曾经先后来沈阳讲演，其中张伯苓的演讲给少年张学良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爱国思想自此萌生。
那天张伯苓先生讲演的题目是《中国之希望》，面对内忧外患，张伯苓先生大声疾呼：“中国不亡吾辈在”，张学良一听很生气，当即反驳说：“有我在，中国就亡不了，你这是讲的什么，你把你自己想成什么人了！”在张学良看来，张伯苓虽然是社会名流，有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不过只是一校之长，无财无权更无一兵一卒，一介书生居然敢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