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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郭松龄已经和冯玉祥、李景林取得了联系，密谋反奉活动，正当郭冯签订密约之际，张作霖电召郭松龄回奉，张学良也劝郭松龄回去当面向老帅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估计张作霖已经摸到自己的动向，回奉天等于就擒送死，于是立刻下定了“提前行动”的决心。当天他坦率地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并建议“父让子继”，由张学良接任东北最高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张学良骤然听到这些怪话，不禁“骇然失色”，他虽无违背父命之意，更不想大义灭亲，但他同情、信任郭松龄，所以他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
接着，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郭松龄召集了上校以上军官的百人紧急军事会议。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会场上的气氛也十分紧张，郭松龄一身戎装，身披黑呢大衣，他首先说：“自民十（1921）以来，兵连祸结，民生十分穷困，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今又无故兴戎，吾辈军人实在苦于再战。”说到这儿，郭松龄用目光巡视了与会军官一眼，接着说：“在老将（指张作霖）面前专与我们作对的是杨宇霆。此人娇纵专横，长君之恶；忌妒贤能，排斥异己。权臣在内，大将焉能立功于外。我们打仗打到头发白了，仍然是个我们；打出地盘，杨宇霆、姜登选当督办。现在他们被江苏、安徽的人民赶出来了，又叫我们为他们收复地盘，为他们卖命，我是不干的。我主意已定，此后绝不参加国内战争。东北土地辽阔，物产丰富，我们从事农业开垦，岂不远胜于阋墙的战争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时，姜登选专车经由滦州回奉，郭松龄立即命人将姜登选骗下火车，将其秘密处决掩埋。
11月22日，郭松龄以东北国民军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反戈讨奉的通电，通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痛斥杨宇霆嗜战祸国，并促请张作霖息战下野，拥戴张学良领导东北。电文声称，不求内战，反对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改革东北内政，清除腐化势力。
郭松龄反奉通电把张学良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郭提出反父不反子的做法，使张学良左右为难，郭反对的是他父亲，而拥戴的又是他自己，岂非犯上作乱？郭松龄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能有今天，可以说都是张学良一手引荐、扶植的。虽然他屡建功勋，但是以他偏狭狂傲的为人，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庇护，他早已成为派别倾轧的牺牲品，更不用说到处安插亲信，自成势力了。
而张学良也深知父亲张作霖被少数坏人蒙蔽，勾结日本，又体念郭主张革新，治军有术，为人正气，有爱国反日思想，与他意见一致，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出力最大，一向倚为左右手，他自以为能够笼络住郭松龄，所以虽然郭一再流露出“反心”，张学良仍始终不做戒备，期望郭能回心转意。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6、亦师亦友郭松龄（2）
其实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不满之心就初露端倪，公然违抗张学良的命令。当时郭松龄主攻山海关，久攻不下，适逢冯玉祥北京倒戈，直系军心为之动摇，奉系于是决定抽调山海关正面的部队，要郭松龄亲率所部到石门寨，组织大军出击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以便全歼敌军。张学良将这一计划告知郭松龄时，郭极其兴奋，因为他在山海关毫无进展，没有战功，正觉得脸上无光，他正准备接受任务，率军出击，但这时韩麟春因所部攻占石门寨，十分得意，不愿以唾手可得之功，与别人分享，对调郭松龄来充当出击先锋，极为不满，故顺口插了一句说：“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这句话刺伤了郭松龄的自尊心，闻言脸色大变，愤然说：“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他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姜登选先开口说：“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该当何罪！”又停了好一会儿，张学良才接着说：“我去把他找回来。”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在一个小院子里，张学良严肃地说：“过去，你是我的老师，我是你的学生，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是你的上级，你是我的部下。要都像你这样行动，除非首先把我杀了。现在我没带任何武器，你有枪。如果你想叛变的话，那你就错了。也许你是想带着队伍走，我是你的长官，我不许可。如果你不服从命令，那就必须杀了我。是服从命令，还是不服从，杀了我？”说到这，郭松龄流泪了，说：“我的一切都是你所赐，但我实在干不下去，但求一死。”张学良说：“要死还不容易，你到战场上去拼，死得其所，死得漂亮。”苦劝一夜，终于将郭松龄劝回，返回石门寨阵地，参加战斗。当时张学良就已隐隐感到，不定什么时候，郭松龄肯定还会违抗命令的，但他很自信，自以为能控制住郭松龄。
由于张学良一向依仗、重用郭松龄，将奉军精兵让他统率，所以当时奉军主力尽在郭松龄掌握之中，张作霖盛怒之下痛骂张学良：“就你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并冲着他嚷：“小六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不知所措，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的全部责任。当时奉天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学良只好带了他几名亲信，往前线跑。临行，他向父亲叩头，痛哭流涕，发誓不制止郭松龄，宁死不归。此时此刻，张学良的心情是十分痛苦的。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背叛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全没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心灰意冷之下，据说他曾想过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想自杀！
25日，张学良乘军舰前往秦皇岛，在舰上又给父亲发电自责：“学良一无知人之明，二无用人之能，三无辅佐上将军之才，四无调和诸同僚之技，无颜再见关东父老及祖宗坟茔，抛弃妻子终身无养矣。倘有回天之日，必有后会之时，乞老父安心保重，勿过焦虑。天理人心，必有公判。”这时的张学良对郭松龄至少已经是大失所望了，但即便如此，当看到郭松龄部一列列兵车经秦皇岛铁桥往东开进时，军舰炮长向他请示：“我舰上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的兵车，是否可以开炮？”张学良仍抱着一线希望，对炮长摇摇手说：“不能开炮，他们都是我的部下。”
张学良到秦皇岛有两个目的，一是侦察郭松龄动向，二是劝降，说服他能收兵归顺。25日下午，日籍军事顾问给郭松龄的医生守田福松打电话，要求守田劝说郭松龄无论如何要和张学良见上一面。郭松龄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所要说的话，业已有宣言中作了充分阐述，再也没有必要会见张学良，也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态度十分强硬。守田从旁劝导说：“见一面，把话说完再打也无妨嘛！”郭态度始有所松动，同意见一见，但要求张学良不可带兵来。军事顾问怕张学良单枪匹马有危险，希望选一个适当的地点，双方前往，被郭松龄一口回绝了。张学良想与郭松龄面谈的愿望未能实现。
26日晚上，守田医生见到了张学良，张学良愁容满面，憔悴不堪，他说：“实在没有死心，烦请先生再辛苦一趟。”张学良让守田带一封信给郭松龄。信上首先问候郭的病情，然后说“倘吾沦为天涯，相逢之日难有期”，满篇悲痛词句，末尾还有“向夫人致意”。郭看完信，满面悲情，静坐无言，眼中含泪，瞑目良久。守田见此情景，乘机上前劝郭不可起事。郭松龄反驳一两句后，终于默默无语了。
第二天，郭松龄托守田转达张学良：“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现在决不能中止。但我已经42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指张作霖）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同时，提出5天时限，到12月2日半夜12点，等候答复。
在此期间，郭松龄还先后给张学良写过两封信，前一封信说：“龄一身所有，皆公所赐。拼得此身，以效忠于公为职志。现分途前进，清君侧而除宵小，另造三省之新局面。成则公之事业，败则龄之结局。”向张学良表明自己的心意。后一封信劝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希望他“为世界之伟人，不为旧时代之枭桀；为平民所讴歌，不为政客所崇拜”。同时也表达了他举事的决心：“龄临书心疼，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设不幸失败，自认驽下，不图恢复，甘愿为农夫以殁世。倘因病弱不能以苦力自食，亦惟有伏剑自杀而已。决不要钱，决不讨饭，决不步现代失败人物后尘。龄之志事，如斯而已。撅诚奉告，虔请钧安。”另外，郭在信件中对张学良也颇有责难、愤怨之词。
张学良看罢信，对郭松龄的披肝沥胆、赤诚忠心很是感慨。他理解郭松龄起兵之因，他也同样从心底里“厌恶内战”，但同时他也恨郭松龄陷自己于今日不忠不孝的尴尬境地，父子之情，岂能割舍，张学良无法接受郭的劝告，他在复信中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家父。故兄之所谓统驽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张学良的信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拒绝与郭松龄合作。
郭松龄看了回信后，虽百感交集，心乱如麻，但终究志向已定，无可更改。张学良在父亲的一番痛骂之后，也接受了前线总指挥的使命，布置阻击郭军，至此，这一对昔日的好伙伴、好搭档、推心置腹的朋友，再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谈到一块儿了，只好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情同手足的师友，在会面竟只能是两军对阵，兵戈相见了。
12月21日，奉军和郭军在巨流河边展开决战。仿佛是命中注定，以前在讲武堂时，郭松龄与张学良曾在此演习过，这里的地形、方位，他们都很熟悉，一时间，两人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战争的形势对郭军不利，因为郭松龄反奉，在奉系中下级官兵中是不得人心的。在郭松龄倒戈的军队中，各级军官都是张学良亲自从讲武堂、教导队中选拔出来的；郭部的士兵们都敬佩张学良的为人，再加上他们都有强烈的宗法观念，不愿对张学良的部队作战。滦州起事时，郭松龄盗用拥戴张学良的名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兵出山海关后，接受冯玉祥的国民军番号，不再以张学良之名发令，这就使军心大为浮动，迫于命令，倒戈官兵不得不与前来阻击的张学良部队交战，但大多放的是空枪。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所以战斗进行了没几天，旅长富双英和参谋长邹作华便起来反抗，命令士兵停止交战，使郭松龄孤立起来。
此外，日本对郭松龄起事很关注也很紧张，他们在得到了张作霖的优厚保证后，决定“援张排郭”，声明南满铁路20公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极为有利，为此，郭松龄军队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
23日夜，郭松龄败局已定。翌日清晨，他携夫人弃军出走，下午2时，被捕获于民家的菜窖中。张学良闻讯后，要求押解郭松龄夫妇的队伍一定要从他的驻地经过，他毕竟还是难忘旧情，决心放郭氏夫妇一条生路，然而，杨宇霆料到以张学良的为人，再凭郭张昔日的关系，如果不早下手，恐怕再无机会，所以他当机立断，矫称奉张作霖之命，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决了。张学良对郭氏夫妇的死深为惋惜，他曾对部下说，郭松龄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送他到国外去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张学良和郭松龄相交几载，其感情之深，外人很难参透。即使郭死后，张学良也一直对他念念不忘，后来每当遇到难题，深感沉重压力时，常会感叹：“要是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啊。”痛惜、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不过，郭松龄的反叛也在张学良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如果说从前张学良信奉儒家“以德服人”并身体力行的话，那么此后他更多地借鉴了法家和道家的权术手段，从此不再轻易授人以权柄，身边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郭松龄那样光彩夺目、权势足以取代自己的下属。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松龄反奉，是他身为人师给张学良上的最后一课。
第三章 潇洒倜傥的民国四公子7、阿芙蓉之好（1）
张学良吸食鸦片由来已久。当时，他以区区弱冠之年，统领千军，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又奉父命频频参与军阀混战，戎马倥偬，时时目睹战场上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之惨状，内心惶恐不安，几难排解。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奉双方相持不下，作为总负其责的司令官，张学良精神无比紧张，开始吸食鸦片，藉求麻醉。这是他初度涉足，浅尝辄止，未曾上瘾，但吸食时飘飘欲仙的解脱之感，已让他欲罢不能。
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此事对张学良几乎是灭顶之灾，打击之大，难以言表。为了解脱忧思与苦恼，张学良借毒消愁，再次与鸦片结缘。郭松龄生活艰苦朴素，在人欲横流的旧时代，他能严格约束自己，也严格要求张学良。此前他常常规劝张学良勿染旧军阀、官僚之恶习，不要打麻将和抽大烟，要读新书刊。对于郭松龄的铮铮直言，张学良都是很乐意接受的，郭松龄的失败被杀，使他失掉了一位良师益友，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管束他了。由于张学良的性格恣放，时常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吸食鸦片渐至成瘾。
郭松龄事件后，张学良接受了教训，不再设副手，军政大事一切均由自己决定，每当疲劳困顿袭来时，他就靠吸食鸦片提神，长此以往，又养成了依赖毒品驱除疲劳的恶习，天长日久，竟成痼疾。
1928年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对日本侵略暴行痛恨不已，悲愤交加，更是常以毒品麻醉身心，无法自拔。其实，他岂会不知鸦片有害之理，他自己也承认吸大烟是一种很不光彩的行为，曾对周围的人说：“一个活人不能叫一个死东西管着。”所以1928年夏天，张学良决意戒除毒瘾。但他病急乱投医，听杨宇霆说有一种日本进口的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对戒除鸦片有特效，便叫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岂料这种日本进口的药物虽去瘾止痛，但里面含有海洛因，注射日久，有习惯性，结果一段时间之后，张学良虽然放下了烟枪，却再也离不开吗啡针。且针瘾欲演欲烈，一天之内需要注射多次，即使在接见宾客，举行宴会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也必须离席入内注射，愈发搞得身体孱弱不堪不说，还伤神误事，常常引人误解。当时张学良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并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有一次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到北平来看他，张学良强打精神陪汪谈话，勉强支持了一个多小时，实在没精神了，只得请汪精卫稍坐一会儿，他则召医官进里屋去打针，注射完毕，又赶快出来陪汪。汪精卫将此举视为张学良摆架子，对他无礼，从此与张结怨。张学良认为马医官不辨真伪，是他的失职，盛怒之下将其逐出了帅府。
1931年春，张学良因病入住北平协和医院，告痊后，重又吸烟，形神日非，不能自拔。“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热河失陷，举国上下对张学良进行谴责，张学良的烦恼、焦躁、忧愁、痛苦无法摆脱，于是，他更加变本加厉地吸食毒品、注射吗啡麻醉自己，以摆脱难言之苦衷。刚刚三十出头，昔日英俊飘逸、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少帅变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老态龙钟，如同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1933年3月，在背负“不抵抗将军”的罪名下，他被迫引咎辞职，悄然南下，住在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虽然衣食无虞，但常年吸毒成性，毒瘾却相当难熬，他的胳膊、大腿，打针的瘀痕累累，肌肉铁硬，有些地方甚至连钢针也插不进去。端纳初见他时，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黄绍竑在北平会晤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