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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她把蜡烛竖在碟子上，一边安慰着始终还在哭哭啼啼的斯特凡，一边从碗橱
里取出施卡特牌，扔到桌上，宣布祝寿活动第二部分现在开始。紧接着，马策拉特
在吊灯的旧灯头上拧上了新灯泡，摆好椅子，呼呼地开啤酒瓶。他们开始在我头顶
上玩施卡特，十分之一芬尼一点的输赢。我妈妈一上来就提议，输赢一点为四分之
一芬尼；可是，表舅扬认为风险太大，所以仍旧按十分之一芬尼一点来碰运气，除
非在加倍或偶然打成大满贯时，才提高赌注。
我呆在桌子下面，坐在下垂的桌布的阴影里，觉得很自在。我的漫不经心的鼓
声合着头顶上出牌的声音，跟随着牌局的进行，在他们玩了整整一小时施卡特以后，
宣布扬·布朗斯基输了。他的牌挺不错，尽管如此，还是输了。这毫不奇怪，因为
他心不在焉。他脑子里想的不是他该拿够的二十七点的牌，而是别的事情。牌局一
开始，他一边同他的姑妈说话，告诉她，对刚才黑暗里小小的秘密宗教仪式不值得
大惊小怪，一边脱下左脚的黑便鞋，把这只穿黑短袜的脚从我脑袋边上伸过去，去
探坐在他对面的我妈妈的膝头。他刚一碰到，我妈妈就往桌子靠拢，这样，扬——
他听马策拉特叫完牌后，就随便说了声“不要”——先用脚尖撩起她的裙边，随后，
整只脚——幸亏袜子是今天刚换上去的——伸到她的两腿中间去。我妈妈真使我惊
叹不已。尽管在桌子底下受到穿羊毛袜的脚的挑衅，在结实的桌布上面，她却在进
行十分冒险的赌博。她叫到六十点，把握十足，谈笑风生，终于获胜。相反，扬在
桌子底下那么果断，在桌面上则一输再输，这样好的牌，如果让奥斯卡来打，即使
在梦游的时候，也保证会赢的。
后来，困得要命的小斯特凡也爬到桌子底下来了，他不明白他爸爸那条穿着袜
子的腿在我妈妈的裙子底下找什么，没过一会儿，就呼呼入睡了。
晴转多云。午后下了几场小阵雨。第二天，扬·布朗斯基就来了，取走了他送
我的生日礼物，那艘讨厌的帆船，到西吉斯蒙德·马库斯的玩具店里把它换了一面
铁皮鼓。下午稍晚的时候，他回到我家，被雨淋了，衣服有点湿，他带来了那面鼓，
白底红火焰，是我熟悉的图案。他把鼓递给我，一手抓住我那面残破的旧鼓，上面
红白两色的油漆只剩下斑斑点点了。扬抓住旧鼓，我抓住新鼓的当口，扬、妈妈和
马策拉特的眼睛都盯着奥斯卡；我差一点微笑了，难道他们在想，我不愿弃旧就新，
我会坚持什么原则吗？
出乎他们所料，我并没有大声尖叫，没有唱出震碎玻璃的歌声，而是交出已成
废铁的旧鼓，立即双手捧住了新乐器。我一门心思地敲了两个小时，掌握了击鼓的
诀窍。
可是，我周围的成年人并不是个个都像扬·布朗斯基那样有见识。一九二九年
（当时，大家谈论最多的是纽约股票市场的崩溃＇注＇，而我也在考虑，远在布法罗
做木材生意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是不是也亏了本），我五岁生日过后不久，妈妈
因见我明显地不再长个儿，大为不安，每逢星期三，便带我到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
霍拉茨博士的诊所去。检查没完没了，叫人心烦，但我还是忍过去了，因为我当时
已经喜欢上了站在霍拉茨边上帮忙的护士英格的服装；这种白色的护士服，叫人看
了眼睛舒服，还使我联想起妈妈在战争期间当护士时拍的照片。我集中注意力观看
不断改变形状的护士服的褶裥，因此根本听不见医生时而咆哮、时而使劲加强语调、
时而用令人讨厌的长辈口吻讲的话。
做完检查，霍拉茨一边翻阅我的病历，一边若有所思地摇头，眼镜片上反射出
诊室里的全部家当：许多镀铬、镀镍和光滑的搪瓷制品；还有架子和玻璃橱，里面
放着玻璃瓶，贴有字迹工整的标签，酒精里泡着蛇、蝾螈、蟾蜍以及猪胎、人胎、
猴胎。他一再让我妈妈讲我是怎样从地窖台阶上摔下去的，而当她破口大骂马策拉
特，说他没把活板门关上，这一辈子都要担当罪责时，霍拉茨便又转而安慰她。
几个月以后的一个星期三，他可能为了给自己，或许也给护士英格证明他这一
段时间治疗的成果，想要拿走我的鼓。于是，我大吼一声，捣毁了他收集起来的大
部分蛇和蟾蜍以及各种胚胎。
除了过去震碎过未开盖的啤酒瓶和妈妈的香水瓶以外，奥斯卡还是头一回破坏
这么多盛满东西、小心保存、锁在橱里的玻璃瓶。效果无与伦比，不仅慑服了所有
在场的人，而且使知道我同玻璃之间秘密关系的妈妈也大为震惊。我发出的棱角不
分明的第一声，就切开了霍拉茨存放他的全部令人恶心的古怪东西的玻璃橱，差不
多整块玻璃摔到漆布地板上，裂成万千碎片，却仍保持原来的正方形。随后，我用
极富穿透力的立体声震碎了一个又一个试管。瓶瓶罐罐像放鞭炮似的破裂了。绿色
的、部分已经凝结的酒精四下飞迸，带着经过特别处理的、苍白的、目光忧郁的蛇、
蝾螈、人胎等等，流到诊室红漆布地板上，满屋子刺鼻的气味，弄得我妈妈恶心要
吐，护士英格只好打开正对布鲁恩斯赫弗尔路的窗子。霍拉茨博士很有办法，善于
逢凶化吉，消灾为福。在我干了这次暴行以后没有几个星期，他在专业杂志《医生
与世界》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论本人，奥斯卡·马，一个能唱碎玻璃的不寻常的
人。据说，霍拉茨博士在这篇二十多页的文章里所提出的理论，在国内外专业圈子
内引起了重视，不少专家撰文，或反对或赞同。他送了好几本杂志给我妈妈，她竟
因这篇文章而感到自豪，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她不厌其烦地把文中一些段落读给
格雷夫夫妇、舍夫勒夫妇以及她的扬听，而且每天饭后，总要读给她的丈夫马策拉
特听。甚而至于殖民地商品店的顾客也得听她朗读，并恰如其分地赞赏我的妈妈。
而文内的专业名词她虽然读错了重音，但却表现出她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的名字首
次在报刊上出现，这个事实对于我本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当时就已持有的警觉的怀
疑态度，使我懂得如何去评价霍拉茨这篇文章：它篇幅不小，行文也不能说不老练，
但仔细一读，便知是一个沽名钓誉、想要捞个教授职位的医生讲的不得要领的离题
话。
今天，奥斯卡躺在疗养与护理院里，他的声音已经连刷牙玻璃杯都震不碎了。
类似那个霍拉茨的医生们，却在他的病房里进进出出，给他做所谓的罗尔沙赫测验
＇注＇、联想测验以及其他测验，想给他的强制送人＇注＇找出
一个响当当的定语来。
今天，奥斯卡仍然乐于回忆起他最初获得那种声音的岁月，他的声音发展史上的太
古时代。当时，他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彻底唱碎玻璃制品。到了后来，在他的艺
术繁荣和没落时期，他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就运用他的能力。他纯粹出于游戏
的欲望，沉溺于个人后期的惯用作风，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奥斯卡把唱碎玻璃当
做自我表现的手段，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年岁也逐渐增大了。
课程表
克勒普有时用安排时间表来消磨时间。他总是一边排表，一边大嚼血肠和问扁
豆。这一事实证明了我的一个论点，它断然宣称：梦想家都是贪食者。克勒普总要
花不少功夫来填他的时间表。这一事实又证明我另外一个论点：唯有货真价实的懒
骨头才能做出省力的发明来。
在这一年里，克勒普也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功夫来排他一天的时间表。他先是神
秘地干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昨天才来找我，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了九次
的纸来递给我。他容光焕发，得意非凡。他又一次做出了省力的发明。
我把这张纸条粗粗看了一遍，上面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十点吃早饭；午饭
前沉思默想；饭后午睡一小时；醒后喝咖啡——尽可能在床上喝；坐在床上练一小
时长笛；吹着风笛在屋里来回走动一小时；在院子里露天吹风笛半小时；随后的两
小时，或喝啤酒、吃血肠，或上电影院，隔一天一换；在进影院前或喝啤酒时，不
引人注目地替非法的德国共产党＇注＇做半小时宣传，但不夸张。一周三个晚上在
“独角兽”饭店奏乐伴舞；星期六下午，喝啤酒及为德共宣传挪到晚上，因为这段
时间预定到格林街洗澡与按摩；之后到“U－9”去同某个姑娘搞三刻钟卫生术，再
带着这同一个姑娘和她的女友到施瓦布的店里去喝咖啡和吃点心；在理发店打烊前
去刮脸，必要时还理个发；到照相馆拍快照；最后去喝啤酒，吃血肠，替德共做宣
传以及娱乐。
我称赞克勒普精心画在表格四周的曲线花纹，请他复写一份给我，并问他，准
备怎样填补空白时间。克勒普稍加思索便回答说：“睡觉，或者想德共的事。”
我是否要告诉他，奥斯卡同自己的第一份课程表打交道的故事呢？
事情是在考尔阿姨的幼儿园里开始的，没有危险。黑德维希·布朗斯基每天早
上来接我，带我和她的斯特凡到波萨道夫斯基路考尔阿姨那里。我们总共六到十个
幼儿（有几个老是生病），都得在那里玩耍，直到呕吐为止。幸亏我的鼓可以当玩
具，他们无法强迫我去玩积木，至于让我坐摇木马，只是在他们需要一个头戴纸盔
的擂鼓骑士的时候。我的鼓谱是考尔阿姨有上千个扣子的黑绸裙。我可以心安理得
地说，我成功地每天多次在我的鼓上给这位单薄的、由皱纹构成的小姐解开扣子又
系上扣子，给她脱去衣裳又穿上衣裳，却一点也不会想到她的肉体。
我们每天下午去散步，穿过栗树林阴道，到耶施肯山谷的森林，登上埃尔布斯
山，经过古膝贝格＇注＇纪念碑，无聊得令人愉快，乏味得使人轻松，因此我今天还
希望挽着考尔阿姨像薄纸似的手在图画书上散步。
我们这八个、十个或十二个幼儿，必须被套上挽具。这挽具便是一根当车辕用
的、用毛线编织成的浅蓝色带子。毛线车辕左右各有六个毛线织的辔头，套在十二
个幼儿身上。每隔十厘米挂一个铃铛。考尔阿姨手执缰绳，我们在前面似马儿奔驰，
铃声叮当，嘴里咿咿呀呀，我则敲击黏稠的鼓声，穿过秋天里郊区的街道。有时考
尔阿姨起个音让我们唱《耶稣，我为你而生，耶稣，我为你而死》，或者《海上的
星，我向你致意》；当我们唱起《玛利亚，救助啊》和《甜蜜的圣母，甜甜甜》，
向十月清朗的空气倾诉时，过路的行人无不为之感动。当我们横穿过主干大街时，
交通就得中断，当我们唱着《海上的星》过马路时，电车、汽车、马车全都停了下
来。每一回考尔阿姨都要向指挥交通、让我们过马路的警察挥动她那只像薄纸似的
沙沙响的手表示感谢。
“我主耶稣会奖赏您的。”她这样许诺道，绸裙子瑟瑟地飘拂。
奥斯卡在过了他的六岁生日以后的那个春天，由于斯特凡的缘故，不得不同他
一起离开了衣服扣子可解可结的考尔小姐，这对于我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情。
这又同政治有关，而一涉及政治，就会有强暴行为。那一天，我们又登上埃布斯山，
考尔阿姨把我们从毛线挽具上解下来。到处是新枝嫩叶，树梢间开始出现了新的生
机。考尔阿姨坐在一块布满苔藓的路标石上，那上面标明好几个地点的方向，由此
步行前往，需要一至两个小时不等。她像一个年轻姑娘，不知道春天在自己身上唤
起了哪些感情，特拉拉拉拉地唱着，脑袋瓜像抽搐似的晃动，这样的动作，唯有在
雌珍珠鸡身上才能看到。她正在替我们编织新的挽具，鲜红的，可惜，我再也套不
上了，因为这时，从灌木丛中传来一阵喊叫，考尔小姐慌忙站起身来，拿着编织物，
红毛线拖在身后，踏着高跟鞋往喊声和树丛处走去。我跟在她身后，顿时她的毛线
显得不那么红了，因为我看到，斯特凡的鼻子在淌血，很多很多的血。一个名叫洛
塔尔的男孩，鬈发，太阳穴上青筋暴起，骑在这个弱不禁风、正在吃苦头的斯特凡
的胸口上，仿佛要把他的鼻子打瘪似的。
“波兰佬！”他打一拳骂一声，“波兰佬！”五分钟以后，考尔阿姨又用浅蓝
色的挽具把我们都套上了——只有我是自由行动的，正在替她缠红毛线——她当着
我们大家的面念了一段祈祷词，一般是在祭献和化体＇注＇之间念的：“羞愧啊！心
里充满悔恨和痛苦……”
随后，我们下了埃布斯山，停留在古膝贝格纪念碑前。她用细长的手指指着用
一块手绢堵住鼻子、正在啜泣的斯特凡，温柔地说：“他是个波兰小孩，对此他不
能负责。”根据考尔阿姨的建议，斯特凡不再上她的幼儿园。奥斯卡虽说不是波兰
人，也不特别喜欢斯特凡，但却声明同他团结一致。复活节到了，他们打算让我们
上小学去试试。霍拉茨博士戴着宽边角质框眼镜，他鉴定说这样做没有坏处，并且
说出了他的意见：“这对于小奥斯卡不会有害处的。”
扬·布朗斯基打算过了复活节，就送他的斯特凡去波兰公立小学。他主意已定，
谁也劝阻不了。他一再对我妈妈和马策拉特说，他是波兰公务员。他在波兰邮局工
作，干得不错，波兰国给他的报酬也不坏。总而言之，他是波兰人；等到申请批下
来，黑德维希也就入了波兰籍。此外，像斯特凡这样聪明伶俐、天资比一般人高的
孩子，可以在家里学习德语。至于小奥斯卡——他一讲到奥斯卡，总要叹几声气，
他同斯特凡一样，已经满六周岁了，虽说讲话还结结巴巴，智力也远远不及同龄儿
童，身材也是如此，可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应当试一试。义务教育就是义务教育
嘛——只要校方不提出异议就行。
校方表示疑虑，要求有医生证明。霍拉茨说我是个健康的孩子，从个子看，好
像只有三岁，尽管说话还结结巴巴，但是智力决不比五六岁的孩子差。他还谈到了
我的甲状腺等等。
不论做什么检查，做什么试验——这些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都很太平，满
不在乎，甚至采取了友好态度，尤其因为没有人再想拿走我的鼓。霍拉茨收集的蛇、
蟾蜍以及各种胚胎悉遭破坏，对于此事，所有替我做检查和试验的人都记忆犹新，
余悸未消。
只是在家里，虽然是在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得不让我声音里的金刚钻显显威力，
因为马策拉特明知故犯，硬要我不背着鼓走到弗勒贝尔草场对面的佩斯塔洛齐学校
去，硬要我把鼓留在家里。
他终于动手来夺这件不属于他的东西，夺他不会摆弄的东西，老实说，要摆弄
这面鼓，他还真是缺根神经呢！我大吼一声，把一只空花瓶裂成两半，据别人说，
这可是件真古董。这只马策拉特心爱的真花瓶摔在地毯上，成了真正的碎片。他一
见，举手要揍我。这时，妈妈跳了起来，扬一步跨到他们两个中间——真是无巧不
成书，他刚好带着斯特凡，拿着纸口袋走过我家时看到了。
“算了吧，阿尔弗雷德。”他心平气和地说。马策拉特一见扬的蓝色目光和我
妈妈的灰色目光，便压下心头的怒火，把手放下来，插到裤兜里去了。
佩斯塔洛齐学校是一座新盖的四层楼房，红砖、平顶的长方形箱子，有彩色拉
毛粉刷和壁画等现代化装饰。它是在当时还相当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大声疾呼之下，
由幼儿众多的近郊区区政府兴建的。这口箱子，除去它那股气味以及彩色拉毛粉刷
和壁画上那些做体育运动的青春派＇注＇儿童以外，还算中我的意。
大门外铺砾石的空场上，种着不像天然的小树，树梢上正发绿芽。小树都由一
头弯曲、好似主教的曲柄权杖的铁棍支撑着。母亲们从四面八方拥来，一手拿着五
彩圆锥形纸口袋，一手拉着孩子，他们有的乱喊乱叫，有的规矩老实。奥斯卡还是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母亲朝一个方向拥来。她们仿佛在赶集市，到那里去卖掉自己
所生的第一胎或第二胎的孩子。
一进前厅，就闻到这股学校的气味，经常有人描写它，因此它比世界上任何一
种名牌香水更为人们所熟悉。在厅里的大理石地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四五个花
岗岩石缸，缸底有许多泉眼，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周围挤着一群孩子，也有同
我一样年岁的，他们使我联想起比绍我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母猪，它有时侧身躺着，
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究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