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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痴迷于写诗，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了几年，转为痴迷于做文学研究。一九六○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农业机械学校，但痴迷不改，仍然想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我在大学后期参加选注《近代诗选》，为《中国文学史》一书撰写过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有关章节。南社文人，在清末、民初曾经很活跃过，连鲁迅都曾加入过它的分社。那时，中国文学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南社文学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我觉得，可以写一本题为《南社研究》的书。主意既定，便和我的同窗学友刘彦成君商量，两人合作。刘君也是《近代诗选》的选注者之一，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西城区教师进修学校，一开始没有多少事可做，在那里刻钢板，写蜡纸。和留在北大或分配到其他显赫单位的同窗学友比，我们两人可以说“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一谈即合，决定动手。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一边写作《南社论纲》，一边分别致函北京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说明写作计划。我和刘君都是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又都在和科研完全无关的基层工作，出版社会接受我们的写作计划吗？信寄出之后，我们都不无惴惴。但是，出乎意料，两个编辑部没有瞧不起我们，很快都回了信。上海编辑所要求我们就近和北京总局商量；北京总局的近代史组则表示，南社“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确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欢迎先将《论纲》和已完成的部分初稿寄去。我们当然照办。一个月之后，中华书局文学组复函，说是南社在晚清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欢迎我们的选题计划。大概是书局的近代史组认为南社是个文学团体，所以将选题转出了。
我们虽有大学时编诗选，写文学史的经验，但仍不敢怠慢。找资料，看资料，一切从头做起，但是，已经没有大学时的研究条件，其中的辛酸苦辣这里就不想说了。书稿完成后，寄给了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三月，书局复信，表示同意出版，提了几条修改意见，书名建议改为《南社》，列入当时几家出版社联合编辑的《知识丛书》。信末称：你们有空时，请来我局面谈。
谁要找我们面谈呢？我们想，大概是责任编辑吧？没想到，一打听，却是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我们知道，灿然同志当过文化部出版局的副局长，是著名的老出版家，这就使我们颇有受宠若惊之感了。记得是在一个炎夏的下午，责任编辑傅璇琮同志陪我们到灿然同志的寓所去。那时，中华书局还在北京城西的翠微路，灿然同志的寓所就在书局的大院里。那是一座极为简朴的小院，灰砖，平房，竹篱内有点稀疏的花木。灿然同志在他的客厅里接待了我们。说是客厅，不过十平方米左右吧？房间里除了白墙，似乎没有什么摆设。记得灿然同志身材不高，圆乎乎的脸，着圆领老头衫，灰色短裤，摇着一把蒲扇，坐在一把破旧的藤椅里，完全没有一个大出版家的架子。坐定后，灿然同志给我们一人递了一把蒲扇，然后说，南社是否值得写本书，书局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写几篇文章就可以了，但他认为南社是有进步意义的团体，书稿有价值，极力主张出版。同时，他又告诉我们，《知识丛书》规模很大，作者有著名的老专家，如《楚辞》专家游国恩等；也应该有年轻的作者，你们刚从大学毕业，能如此用功，所以希望见见。灿然同志并说：最近刚刚出版了湖南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可以参考此书的体例修改。于是，璇琮同志就回书局取了两册书送给我们。灿然同志还问，今后准备再做什么。我当时表示，准备编一本《林则徐诗文选注》。鉴于搞注释需要有很深的学养，不是毛头小伙子可以轻易涉足的，于是，我特别说明，我们有编注《近代诗选》的经历，可以承担此事。灿然同志听了后，非常爽快地表示，你们可以做。不过，此后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这一计划始终未能付之实施，这是愧对于灿然同志的。
金灿然同志爱才，对许多事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一九五七年那个难忘的春天，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一批年轻的助教们准备办一个同人刊物，名叫《当代英雄》，宗旨、条例都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在一座宿舍楼的墙上，无非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之类。其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形势变化，《当代英雄》并没有出世，同人们却一个个被打成了“右派”。反右后期了，进入处理阶段，“英雄”们似乎不能留在北大继续执教，出路成了问题，就在此际，金灿然主持的中华书局编辑部毅然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后来，中华书局的骨干中，有几位就是原《当代英雄》中的同人，现在有的已是国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了。这件事，使很多人都佩服灿然同志的胆识和气度。
金灿然同志很忙，但他在百忙中仍然抽时间约见两个无名的年轻作者，是不是也因为“爱才”呢？我想大概是，虽然我自己和“才”并无什么缘分。
我们按照书局的要求认真作了修改，傅璇琮同志也对稿子作了加工。不过，书稿并没有能顺利出版。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等人指挥下，文化界展开对《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作品的批判。毛泽东于同年十二月批评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在这一形势下，书局被迫检查已出和待出的书稿，通知我们说：“对遗产要强调批判精神”，“南社的时代与现在接近”，“要格外慎重”，正在重新审读书稿，云云。所幸的是，这次审读，书局只对原来已作过加工的稿子再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付排。接着就是读校样，签合同，准备插图，似乎出版在即了。
没有想到的是，历史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夕，“批资”的火力越来越猛，南社当时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团体，因此，书局又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将三校样退给我们，要我们“根据目前的革命形势”，重新研究资料，加强批判。书局称：如一时不容易改好，就准备对排版作出处理。我和彦成君商议之后，觉得意见难以接受，决定暂时不动，其结果自然是拆版。一直到“文革”以后的七十年代末，陈旭麓教授帮我在上海出版了《黄遵宪》一书后，又想帮我出版《南社》。我向中华书局重提此稿，书局不愿让出，于是，重加修订，由周振甫先生当责任编辑，于一九八○年将此书重排出版，但是，金灿然同志已经见不到了。我们从其他方面知道，他主持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在“文革”中被说成封、资、修大毒草，受到了残酷的批斗，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逝世。
《南社》重排出版时，我们在后记中写了一段话：
十八年前，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即积极支持本书的出版，并约见著者，热情鼓励，体现出一个老出版家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本书出版，金灿然同志已经去世，书此以为纪念。
一本小书，从确定出版到真正出版，竟拖了近二十年光景。新中国文化事业曾经有过怎样一段艰难的历程，于此可见一斑。
读《〈金瓶梅〉作者新考》的一点想法
？ 徐国鸿
编辑与我
近来在一九九九年第一期《书屋》杂志上，拜读了彭见明先生《〈金瓶梅〉作者新考》后，深觉彭先生以一位文学家对语言的敏锐感受力，为研究《金瓶梅》一书的作者应为何方人氏，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愚以为，仅凭某些俗语俗词的对应，就遽而断定笑笑生当为平江人可能稍快，似嫌不妥。
笔者降生的湖南省浏阳市，也是一很典型的语音地域。从彭先生文中所引《金瓶梅》的例语来看，其中颇多也合于浏阳方言。浏阳市旧制亦分为东、南、西、北四乡。因地处湘、赣交界，加上有客家人聚居，四乡的方言大致分别隶属于湘方言、赣方言和客家话。而东乡在历史上一直包括县治，东乡语言也是公认的“县语”正宗。这种东乡语言属于赣方言，当地相对于客家话称为本地话。彭先生所引的例子就多与这种本地话相合。譬如“净面”、“画卯”、“张见”、“执古”、“不到处”（浏阳本地话还可说：“不周处”、“不周到”）、“简慢”、“买办”、“打平和”、（浏阳方言汉文表多写为：“打平伙）“不是事”。据我所知，浏阳北乡社港话跟平江方言更接近。
另彭文中所说的民俗场景以及称棺材为“板”的情况，在浏阳甚为常见，断不为平江所独有。
倘依彭先生的逻辑，我想说笑笑生降生于浏阳并生活过较长时期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我的意思并不是非得把笑笑生弄到我们浏阳去，只是想说明，我们湖南东北部、江西的西北部以及湖北的南部的各县份之间，在文化民俗方面存有纠缠不清的关系，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最好还是别忙于肯定笑笑生是哪一县甚而至于哪一乡人，不妨先在湘、鄂、赣开辟一块“根据地”，作番艰苦细致的工作。倘集我三省之力，最终解开这一史学上的大谜团，可说功德无量。
契卡主义
？ 刘洪波
书屋品茗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对维克多·雨果的“温情主义”有着很多的不满足。我们可以欣赏他对邪恶社会的揭露，但他在《悲惨世界》中坚决不让冉·阿让以血洗血，总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过瘾。至于冉·阿让的人道精神最终竟然让那个警察头子自责而死，我们觉得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对于对手，我们更愿意说的一句话是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敌人在哪里，也是十分明确的：“谁今天不是跟我们同声歌唱——谁就是反对我们”。（马雅可夫斯基语）
在苏联，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第一执行机构——克格勃以庞大的网络，先进的技术手段，结合古已有之的无所不在的眼线，通过各种各样的罪名，“惩罚”了无数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敌人。然而，随着惩罚而来的，是这个机构本身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瓦解。它的恐怖色彩，不仅使它在平民中失去了声誉，而且也摧毁了它自身。还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布尔什维克最集中的机构开始向传统的意识形态惩罚机构告别，一夜之间，克格勃里的党委停止活动，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为它“说句公道话”。
早在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以克格勃为首的苏维埃“惩罚之剑”的内幕。当时，他不得不为此流亡国外。而今，轮到克格勃自己的人马出来述说真相了，瓦季姆·巴卡京——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自己的经历，书名叫做《摆脱克格勃》。短短二十年时间，克格勃从最勇敢的人都不能挑战的神圣，变成了它的主席都要摆脱的魔鬼。
索尔仁尼琴通过大量的个案调查，勾画出将普通人从正常社会流向古拉格的那条“暗道”。巴卡京走得更远，通过少量关键性的“核心事实”，从内部攻破了克格勃赖以生存的理由。索尔仁尼琴的笔墨，一直追溯到苏维埃革命初期捷尔任斯基的“契卡”；巴卡京不仅如此，更为克格勃及其前身的行为逻辑给出一个名词：契卡主义。
按照巴卡京的理解，以人民的名义“保护”人民，与人民的“敌人”斗争，乃是克格勃的权力。虽然人民不能确定谁是敌人，但“敌人是永远需要的”，因为没有敌人，整个克格勃体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契卡主义的实质，就是“根据一个臆造出来的方便公式，经常不断地寻找敌人”，其思想体系不是与法律，而是与现实意识形态完全融合在一起。契卡主义“把恐怖与不法行为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克格勃机构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当时称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此后，这一机构的名称经过一系列改变，从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部（恩克夫德）、人民安全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格勃），直至一九七八年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名称改变的同时，这一机构的职能也略有差异，但一直不曾变化的，便是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寻找并消灭“敌人”，契卡主义思想体系的坚固性，远比克格勃这一具体机构要强。
设立契卡，是政权初立那种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按照正常发展，国家将逐渐向法律制度过渡，契卡机构这种临时设置也将会消失。然而事实正如人们所知，这一机构不仅未能消失，反而逐渐扩大，成为苏联制度的标志之一，至一九九一年退出历史舞台时，克格勃有将近三十个总管理局、管理局和独立科，直接管辖着四十八万名工作人员，此外还有更多的“线人”。
为什么在国家政权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克格勃机构还能得到如此大的发展呢？在苏联的领导人看来，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将引起被专政者的反抗，甚至专政本身必然造就出被专政者，所以这种专政不仅需要有包括警察、法院等专政机器在内的政权机构来保证，还必须有一种专门从事惩罚事务的机构，它负责将一切破坏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消灭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之前，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斯大林的“随着社会主义向完全胜利逐渐推进，阶级斗争也将逐渐激化”的论断，实际上是克格勃这一特务机构不断强化的理论基础。
契卡主义要将“敌人”消灭在做出实际行动之前。那么一个“敌人”一旦进入了警察程序，就意味着契卡机构的失职。因此，契卡机构必然要依靠秘密而且非法监视公民的言论、思想、通讯、交往等自由，并以它认为公民是否有“异向”为标准来惩罚公民，“侦察英雄”变成了社会的榜样。这样一来，事实上就剥夺了宪法所昭告的公民自由权利。契卡主义惩罚思想所造成的恐怖，不仅消灭了“敌人”，而且消灭了思想。随着这部“轧肉机”的运作，社会不再具有活力，个人独裁受到欢呼，个别不甘于思想被绞杀的勇敢分子，则被用作“阶级斗争正在激化”的证据，使克格勃得到“只能加强”的理由。
在契卡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九三七年”在苏联，正如“一九五七年”在中国一样，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斯大林以“暗害分子”、“间谍”、“工业党”等无奇不有的罪名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清洗。契卡机构在清洗无辜公民之余，甚至也一次又一次清洗了它自己的首脑，被告申请“最严厉惩罚”的审判与枪杀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契卡机构的死亡游戏，但赫鲁晓夫逮捕契卡机构头子贝利亚时，也要给他加上一个“英国间谍”的正统契卡型罪名。
契卡主义之所以能够有效地作用于所有公民，不仅仅是因为契卡机构手段无所不至，作风神秘恐怖，还因为它得到整个意识形态的帮助。许多人为情报机构工作，负责地监视他们的同事、邻居、朋友，真诚地认为这是为祖国尽着神圣的义务。教师们日复一日地让学生牢记敌人无处不在，敌人必须被消灭；新闻工作者则言不由衷地歌颂着层出不穷的成就，根本不理会社会制度的缺点。任何一个普通人，要么照领袖或“人民”指示的那样，“像大家一样”生活，要么就是“人民的敌人”，应该进入不存在的状态。在这种气氛下，“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已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固地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的未来利益漠不关心。”（萨哈罗夫语，1973年）
被契卡机构控制的，不仅是普通公民。随着契卡机构日益成长壮大，它像一切官僚机构一样，成了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苏联制度给予契卡机构无所不在的特权，契卡机构则负责为这个制度提供合口味的服务。契卡机构垄断了国家领导人赖以作出决策的情报，社会信息通过契卡机构的过滤，才能流向制度最高层的人物。在这种情报的传递中，契卡机构使整个国家的决策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克格勃主席根据个人倾向，决定哪些信息应该提供给领导人。克里姆林宫事实上被克格勃洗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克格勃的玩偶。
一个制度所以会采用特务政治，往往是由于以为这种政治最能消灭潜在的威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权力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