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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纸条递给于涛。
他接过去看了一下：“呼你肯定回吗？”
“当然”
“我要是现在呼你，你就不能回吧？你手里就一个钱包，根本就没带呼机。”
“可是我回到家，看见你呼我，马上就给你回电话呀。”
他摇摇头：“不行，你还得告诉我一个电话，我最讨厌呼人，呼完跟傻子似的等在电话边上，我需要一下把你找到。”
于涛跟我见过的有限的男人们不太一样，他有些傲慢，换一种说法是有些霸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看起来是个真的有钱人的缘故。我不知道那个伟达洋行究竟有多大，但是看他的做派和排场，好像不会是一个三、五个人的小公司。他大概习惯了命令别人，让别人迁就他，所以他不呼别人，而是拿起电话就能直接给那个人下一道命令，可是别人只能呼他，只能听任他选择是不是立即回应或者根本就不理睬。
“你的名片上也只有办公室电话，一样的没用。”我把他的名片冲他晃了晃。
“我开车呢，没法给你写，我说，你记，我的手机号和家里电话。”
我记下两个号码，在他的名片底端的空白处。
“我没有手机。”
于涛偏过脸来，眯着眼睛看我：“你不敢告诉我家里电话，怕我是坏人吧？”
“不是。不过咱们确实是刚刚认识。”
“那就再等等吧。”
车在通往花卉市场的路口拐弯，于涛停了下来。“还送你吗？家里电话都不告诉我，我再送你是不是就认识你家了？”
我知道他在凝视我，虽然我只是侧面对着他。我闭了闭眼睛，点一点头：“好吧，都告诉你。”我在纸条上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从这儿再向前走大约500米，右转，直行过去的第一个楼，1单元403号，我就住在那儿。不过不用你送了，路窄，不好调头。”
“行，打电话吧。”
我已经拉开车门，他忽然叫住我：“等等，你的花儿……”
他解开安全带下了车，从后座上抱出我的那一束剑兰，我接过来，他再次弯腰从后座上捧出那束花10块钱买来的红玫瑰：“这个，你也带回家吧，我没地方放。”
干涛高高大大地站在我面前，捧着二把浓艳的花，他的米色亚麻西装因为开车有些皱了，但仍然是玫瑰红色的绝好背景。
这样的男人是我今生第一次遇到，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师出无名的赠送。
“我不要。我告诉过你，我家里从来不放红玫瑰。”
“改变一下，没有坏处。再说，这也不能算是送花给你，只是请你帮我的忙。拿着吧，我谢谢你。”
我说过从遇到这个人开始，我总是在白天也仿佛身处梦中，而他有办法让我接受他的一切要求并积极配西口。
接过那一束玫瑰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那再见了？”
“再见”
我抱着两束鲜花往家的方向走。
我的身后是汽车的声音。
不用回头就知道，他没有停在那儿目送我走，而是迅速地奔赴下一个地方。
我在车声渐远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
于涛正在绝尘而去。
第二节
从花卉市场回到家里，我又换回了“坐家”的样子。
吊带的白色细棉布长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因为太旧已经穿不出去的开身小线衣，纯棉线袜子和有动物图案的布面拖鞋。
像我这样过着简朴生活的人，只是和纯棉有缘。
我把剑兰的长枝条剪掉了大约有四寸长，它们才肯乖乖地站在我的磨砂花瓶里。可是，玫瑰怎么办呢？我没有多余的花瓶，而且，我的小房子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适合摆放这么张扬的花。
最终，我选择了单人床边的窗台。
我把平时为了免得一次次站起来加水而从继父家里要来喝水用的大咖啡瓶子洗干净，玫瑰们暂时安顿其中。
看着一个不伦不类的玻璃瓶子里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伸头伸脑的红玫瑰，我觉得好笑。仿佛一个穿着布鞋的人领口上无端地别了一枚钻石别针。
简陋的小音响中缓缓流出邓丽君唱的宋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我想着999朵玫瑰和替别人买玫瑰的于涛。也许他不能理解，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批人，可能终生都与这种玫瑰样的奢华无缘呢。
我的生活在很多时候是清贫的，但是所不同的是，我可以过得很安闲。
自从我把那个“正经”职业辞掉之后，日子就变得非常自由起来。
别人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通常会说是“写字的”。听的人不明白，写字算是一个职业吗？那小学生也能算我的同行了。我就必须要加以解释。解释的过程永远是索然无味的，我说我就是人们说的那种自由撰稿人，靠写文章、卖字为生。我已经看惯了那种困惑之中夹杂着一些对所谓有文化的人的敬意的古怪表情。
每当这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想：也不知道是谁更老土，连这么一个自在的事由也弄不明白。
我有一个自己开了一家小化妆品商店的朋友叫刘超，他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排行老四，我们叫他刘老四。
他说，这个社会按照领子的颜色把人分了三六九等，比如那些出人写字楼的年轻男女通常叫做“白领”，大概是指他们经常要穿着体面，时不时打上一条领带之类的。
还有一种人叫做“蓝领”，指的是劳工阶层，穿着蓝色的工作取在不同的地方出力气赚钱。“蓝领”的文化水平通常不如“白领”高。
那天我们一帮困人坐在酒吧街上一间叫做“兰桂齐芳”的酒吧临街的落地窗边上，我喝着一杯很体面也很便宜的屈臣氏汤力水。我说我想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属于什么“领”。刘老四喝着更加便宜的冰水，听见我的话就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你算什么领？你没有领！你挣到钱的时候就是小礼服上粉红的领子，凑合著风花雪月几天；挣不到钱的时候，你连和尚领都不能算。
明白了吧？“
从那天开始，我就被大家叫做“粉领”了，我们为了这个词喝干了各自杯中的饮料。
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什么样严肃的事情都可以用轻松的腔调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愁苦是没有用的，愁苦了，倒霉事情还是会发生，还是要一双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伸长了脖子等着天塌下来把自己砸个正着。
决定从以前当办公室秘书的机关辞职出来之前，我和刘老四也曾经在这里聚会过。
刘老四当时是我们几个好朋友中活得最好的。所谓好，就是他有一家店，卖着上至夏奈尔五号那样的高级香水、下至舒肤佳香皂这样迎合著不同阶层的日用品，每天的收益能让他除了应付吃喝拉撒税之外，还可以偶尔坐坐酒吧、喝上一杯冰水。
“我要辞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是为什么？”
刘老四把双臂支在小小的木头桌子上，双手围住他那林永远的冰水，半低着头，收紧下巴，眼睛向上看。
“告诉你不想干了就不想干了，你别像戴安娜那样无助地看着我好不好？”
“咱俩当中要是有一个戴安娜就好了。现在无助的人是你。辞职以后怎么生活，想好了吗？”
刘老四就是有办法让我不能不正正经经地跟他说“为什么”。
我说我要去应聘一家报社，当记者。
“记者是那么好当的吗？”
“好不好当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想在这个破机关里混了。从早上八点半上了班，就开始张官儿、李官儿地叫，什么玩意儿呀，就是一帮解放后进了城的农民。天热的时候，把裤腿儿往上一卷，下班的时候，一人一腿的抽水机管子，我看着他们就来气。不想伺候了。
再说，混下去我也没戏，到死也当不了林处长。我现在一到早晨就心慌，不想上班……“刘老四比我大两个年级，毕业以后干了不到半年就从机关里辞职出来跑单帮了，他不可能不了解我的状况。
他笑了：“怎么跟我当年一摸一样？！”
“怎么样？理由充分吧？”
他喝了一大口水，把林子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墩：“你跟你妈说了吗？”
“她不管，我继父已经够她爱的了，她没功夫管我。”
刘老四不说话。
确实是这样。
自从我大学四年级那年我妈再婚之后，我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没存在过的人，我妈眼睛里就只有我继父了。
但是，我也应该算是我妈再婚的一个受益者，她搬到了我那个教授继父的大房子里，原来我们一起住的那套一居室名正言顺地归了我。我也无所谓，既然每个人都必须要有自己的生活，我妈也不应该例外啊。
还没等刘老四再开口说话，他的BP机响了。
他披着眉头看完信息，把杯子冲着我举了举，然后一口喝干：“我得走，有新货了，我下午得去机场。”
照例是刘老四付帐，之后，我们一前一后走出酒吧，上了他开来的一辆“小面”。这是老四买来的二手车，有货运货，没货的时候就运我们这些人。白色的车身上写着彩色的“好日子化妆品专营店”以及电话和地址。
“这儿停的车净是奔驰、宝马，你这破车也敢开过来。”我一边看着他打火，一边说。
“怎么了？这可是我自己挣来的。它现在还帮我挣钱呢。”
老四的车拐上了三环路。我家就住在三环路边上。
“老四，你别担心，我肯定能比现在好，最起码我喜欢写字呀，你忘了咱们小时候，我的作文老是当范文让大家学？”
“小时候胖不算胖。”老四面无表情地开车。
“当记者能认识好多人呢，说不定我采访的时候就能认识一个什么有钱有势的人，他就把我收编了，你也得多了一个阔朋友，是不是？就算没有，我也能建立好多关系，到时候咱们想干点儿什么，也能有人帮个忙……从记者到作家只有一步，素材多了我就可以去写小说。你知道我最佩服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侦探小说那个老太太……”
老四仍然面无表情地开车。
从汽车的前风挡看出去，三环路上是几列各式各样正在疯跑的汽车，那些我认识标志的名牌轿车有的挂着黑色的窗帘，有的在车窗上贴了深颜色的防爆膜，看不到车里坐着什么人。每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就会猜想，也许，就是那么一辆小车里面，就有一个神秘的故事，就盛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它跑过多少路？那是些什么样的路呢？它换过多少个主人？那是些什么样的主人呢？
和刘老四在一起，从来都是我比他说话多，很多时候，我总是跟在他旁边，他干着自己的事，我说着其实跟他无关而只是我自己想说的话。有时候我怀疑他是不是在听我说。偶尔我试着问他：“老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看看我，说：“接着说呀。”他从来不评价我，不说他是不是同意我的说法，甚至不告诉我他是否从我的话里感觉到有哪怕一点点共鸣。他就是听，听完了带我去吃饭或者送我回家。
但是我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跟老四说。
在我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我妈和我爸离婚，他们分头问我想跟着谁，我拿不定主意，就去找刘老四。
那时候他正在上一个走读的大学，每天下午回家。
我坐在他家的院子里跟一只大花猫玩儿，等着他。他回来了，我就跟着他进了屋。
那是一个明天还是晴天？我忘记了。好像很热，他给我喝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雪碧。
我喝，他看着。
我说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他点点头。
我说我不知道应该跟谁，他还是点点头。
我问他：“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他认真地想，然后慢慢地说：“谁也不跟。”
我记得我哭了，说：“那我就没有家啦！”
老四就站在我对面，斩钉截铁地说：“怕什么？再过几年你就跟着我了。”
那时候他好像比现在瘦，从我坐的那个角度看上去，他的脸显得有些长，有棱有角的。
我们那时候是在恋爱吗？好像也没有。
好像从来就没有。
我离开他家的时候，他一定让我把那听喝到一半的雪碧带走。
我们两家离得不远，他家就在我们住的楼房背后的一条小街上，据说是已经住了好几辈人的一个院子。
后来，我还是跟了我妈。因为我爸新认识的那个比他小的女人不愿意他带着孩子。
我爸搬家的那天下午，家里乱七八糟的，到处是他的衣服和书。我妈好像放意似的，专门选这个时候把他们俩结婚19年的照片拿出来，一张、一张地烧。
我又去找刘老四。他正好在家。我跟他说了我爸不要我的事。我坐在他的那张小单人床上，他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说：“我一辈子都不会这么对我的老婆、孩子。”
那时候他好像还不到20岁。
后来我们一直是朋友，甚至每个月，我家的煤气罐都是法定由他来换的，一直到我上了大学，一直到我有了第一个男朋友然后又失恋，一直到我妈也搬走，一直到今天。
有多少罐煤气了？
他再也没有提起过几年以后我就会跟着他了这样的话，但是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了女朋友。
我上大学之前都是叫他“刘超哥哥”，后来他开始进入我的朋友圈子，最终成了刘老四。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转眼之间我已经24岁，已经开始在自己谋生了。
谁说流光不容易抛弃人呢？
我坐在车上胡思乱想着，老四还是不说话。再走大约100米，就是我住的那栋已经有些破旧的居民楼了。
我叹了口气：“老四啊，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是在听我说话还是在想你自己的事……”
“当然是听你说话，我有什么事儿可想啊。下车！”老四把他的“小面”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我家的单元门口。
我从车上跳下来，老四也跟着下来。我忽然就生气起来：“以后，什么事儿也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了你也没有反应。”
老四把双手的大拇指分别插在牛仔裤两边的口袋里，看看天，正有一朵云静静地从我们头顶走过。他兀自点着头说：“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过，你最好客客气气地辞职，这儿也是你以后的关系之一，对吧？如果出来了，觉得不行，也别着急，我那儿正好缺一个收款的，给你留着位置……”
跟刘老四谈话的第二天，我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离开工作了差不多一年的机关，我没有得到我在家里预先设计过的那种所谓挽留。
我的直接上级办公室孙主任是一个已经五十出头的女人，岁数大，但是打扮还是很显年轻的。她的丈夫是跟我们这个局平级的另一个行业主管局的副局长，姓赵。我曾经见过她在很多场合提起“我们家老赵”时那种不经意之中流露出来的、别人很难学到的优越感。说我是办公室秘书，其实我就是她的秘书。
孙主任在我交辞职报告这一天对我格外关心，甚至坐到我对面轻易没有人会坐的那把黄色的木头椅子上，见怪不怪地问我：“小林，是不是找到什么好去处了？”我说没有。她就笑了：“还保密呢！我早就说过，像你这样家在北京的大学生，谁愿意在机关于一辈子呀。去一个什么公司也比这儿挣得多。就是那些外地大学生为了留在北京才进机关呢，过一两年，户口解决了，马上就跳槽。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没赶上好时候，要不，我也早就走了。”
我只能点头称是。
我没法想像，有一天，我也像孙主任这个年纪了，还坐在这么一把岁数比我女儿都大的木头椅子上，说一些可说可不说的话。听见别人叫自己一声“X主任”或者“X处长”就立即眉开眼笑，要不就是无端地把架子摆起来。怎么看怎么像我妈被人尊为教授夫人的时候那种喜形于色的样子。
我的辞职报告很快就批回来了。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办理有关的手续，档案转到了人才交流中心。我彻底成了一个没有职业的人，也彻底不用每天早晨一边吃油条一边一路小跑着去赶班车了。
当然，我也没有顺利地成为记者。我去应聘的那家报社需要我经过一个漫长的实习期，直到他们认为我可以成为正式记者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没有限期的。实习期间我没有任何经济保障，只能靠稿费生活。
我把这种情况告诉刘老四，他点点头说：“就是计件工资。你写了多少字人家就给你多少钱。”
的确是这样。
然而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到证明我的实习记者身份的介绍信，然后出去采访。同时，我也可以用这样的身份和一些报刊杂志联络，给他们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倾向、仅仅是风花雪月之类小情调的副刊文章。
慢慢的，我的名字也开始被业内的几家专门刊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