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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报告，开车把这些证据送到州实验室去。
安德烈亚醒来，为自己煮了一杯咖啡。读着报纸，她开始从头一天的紧张情绪中放松下来。她听到有敲门声，原来是威廉姆斯警官。
“早晨好，法官。你今天怎么样？”
“仍然有点发抖，威廉姆斯。你发现什么情况了吗？”
“裤子是被调味酱弄脏的。”
“这实在让人恶心，威廉姆斯。”
“我看看你的冰箱，你不介意吧？”
“为什么？”
“也许冰箱里的某个瓶子上有指纹。”
“当然。”
威廉姆斯打开冰箱，看见了调味酱罐。他把罐子拿出来，放进一只证据袋里。
“我将马上把这个送到实验室。今天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晚了点，我们将看看到底能发现点什么。”
“谢谢，威廉姆斯。”
“也许你应该叫医生，看上去你还是抖得很厉害。”
“我没事的。我们只是得了结这件案子。”
威廉姆斯开车走了。安德烈亚坐在前廊上想，如果她能适当地处理这件案子，这个管理松懈的落后县就会注意到她。她渴望到中级法院工作。她最终可以从这个镇子搬走，与跟自己一样的人们一起住在县里。今天她要放松放松，看看电视，看些书。到夜幕降临时，她已经十分疲惫，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话铃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她伸手抓起电话，拉到自己身边。
“喂？”
“纽菲尔德法官，我是《纪事报》的托尼·洛林斯。你有时间和我谈谈吗？”
“当然，洛林斯先生。是什么事？”
“我们一直在跟踪报道米勒的案子，并得到了警方关于你最近两天因为这件案子而受到骚扰的消息。”
“眼下我对此事无话可说。警察正在调查情况。”
“谢谢法官，祝你晚安。”
安德烈亚站起来，走到浴室喝了一杯水。她进入卧室去睡觉了。
当她醒来时，阳光正照在她的脸上，晒得她暖烘烘的。她起了床，走到前廊上，取回星期天的报纸。做好了咖啡和烤面包，她坐在餐桌前，逐页翻阅起《纪事报》。翻到第三版，页顶的头条标题引起了她的注意：“法官因种族案件受到骚扰。”
她开始阅读洛林斯撰写的简短报道：
普林斯县的纽菲尔德法官，最近两天两次报警，声称因悬而未决的指控拉里·米勒在小镇橡树镇进行种族恐吓的案件而受到威胁。米勒是个过客，不是该镇的居民，被当地警方看作是个盲流。橡树镇的警察证实了由纽菲尔德法官提交的报案。橡树镇警察威廉姆斯警官声称，此案正在调查中，他正在就纽菲尔德法官提交的报案与地方检察官进行协商。昨天与法官联系时，法官没有发表意见。悬着的米勒案件，星期三将由纽菲尔德进行预审。
安德烈亚面带微笑，看着印在报纸上的她的名字。毫无疑问，这个管理松懈的落后县现在该注意到了，在本州的乡村地区，一个小镇法官勇敢地面对种族主义者。想到威廉姆斯，她知道凭他的业务能力，是查不出究竟是谁对她做的这个。再过三天，她就要把那件案子脱手了。
坐在餐桌前，她想知道住在县里是个什么样子，和专业人员共事，那些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不用整天为打猎和足球发愁的人们。她开始做白日梦，想象所有那些她可以从中挑选的男人。她会喜欢上这落后县。敲门声把她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她站起身，走到门口，发现是威廉姆斯、艾伯茨医生和地方检察官法林顿。首先开口说话的是地方检察官。
“安德烈亚，我们可以进来吗？”
“当然，梅尔文，请进。”
坐在起居室里，法林顿环顾了一下这个整洁的家。
“安德烈亚，我们有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在不怎么损害你的情况下解决。”
“损害我？我什么事也没做呀，梅尔文。我正在因为米勒这件案子被骚扰。”
“安德烈亚，米勒是个盲流，不属于任何种族主义组织，我们会同FBI专案组核查过了。这是一个我们能够解决的孤立的小案子。问题是你提交的这两起报案。”
“梅尔文，你是专门为这事来的吗？你是他们中的一个吗？”安德烈亚站起来，指着威廉姆斯说。“他在体育馆甚至不想接受这个报案，说米勒可能属于一个种族主义组织。威廉姆斯有些担心。”
“安德烈亚，冷静！”
“冷静？什么，你是说这两次报案有问题？艾伯茨医生来这里是做什么的？”
“艾伯茨医生是来观察的，安德烈亚。我们知道，从你十几岁起，他就一直为你看病。”
“我小时候是有问题，我的家人和所有的人都有。这和你来这里有什么关系？”安德烈亚开始发抖。
“我们有两个选择，安德烈亚。我们可以指控你报假案，或者，艾伯茨医生可以接受你去费尔温诊所。这就看你的了。”
“费尔温诊所？报假案？梅尔文，我没做任何错事！”
“安德烈亚，你有权利保持沉默。如果你要个律师，你可以停止说话，直到你指定一个。你随时都可以停止回答问题。你明白吗，安德烈亚？”
“梅尔文，你是要逮捕我吗？”
“安德烈亚，我正在试图尽量不那样做。”
“梅尔文，我不是疯子！”安德烈亚站在房间的中央，她的脸通红，两只眼球向外暴凸。她颤抖得越发厉害了。
“安德烈亚，体育馆里一个人也没有。调味酱罐上的唯一指纹是你的，安德烈亚。”
“别对我喊叫，梅尔文。他们向你许诺了什么，我的法官职位？这件案子能够使我提拔到中级法院去，而你想要这份工作，梅尔文。你是他们一伙的，对吗？”安德烈亚退避开他们。“在这件事上，你和威廉姆斯还有艾伯茨，都是米勒的朋友，难道不是吗？”
安德烈亚冲着地方检察官大声喊叫。她背靠在起居室的墙上，逐渐顺着墙下滑，最后坐在了地板上，身体蜷缩成一团。
威廉姆斯走过去，从地板上把她拉起来，给她戴上了手铐。“法官，你因报假案和精神病发作而被逮捕了。”
威廉姆斯把纽菲尔德法官安排到警备车的后边。法林顿决定，等从费尔温诊所接到鉴定后，再处理这起报假案。艾伯茨医生和威廉姆斯开车送安德烈亚去住院。
地方法院于上午8点整开庭。电视转播车停靠在小镇的大街路边。法庭要审的只有两件案子。
法警站起来，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俯视着小小的被告席。他的黑头发和黑眼睛，还有他那英俊的相貌，吸引着电视摄像机。
“全体起立。有请尊敬的刘易斯·牛顿法官主持庭审。请诸位随法官一起就座。”
“阁下，第一件案子是政府指控拉里·米勒的案件。”
拉里·米勒进入法庭。米勒瘦小枯干，看上去，完全像是新闻报道中所描述的一名行踪不定的盲流。他同他的公共辩护人站在被告席上。
牛顿法官看着米勒。“这是一次预审，米勒先生。你可以现在提出你的抗辩，你有放弃听证或者听取指控你的选择权利。你明白吗？”
“明白，阁下。”
“你服罪吗？”
“服罪，阁下。”
“米勒先生，由于你的服罪，你就放弃了接受与你同等的人审判的权利，即面对对你的控告的权利。你明白这一点吗？”
“明白，阁下。”
“地方检察官，你有什么建议吗？”
“有，阁下。鉴于本案中的种族恐吓行为，我们建议判处他在县监狱监禁三个月。”
“拉里·米勒，你对被指控的犯有种族恐吓和暴力罪已经服罪，被判处在县监狱监禁三个月。”
两名行政司法长官助理把米勒带离法庭，送他去县监狱服刑。
法警再次站起来。“阁下，下一件案子是政府指控安德烈亚·纽菲尔德案。这是一起提讯案子。”
安德烈亚被带进法庭，她的双手被铐在前面。她挨着她的辩护律师威尔逊·里金斯站在被告席上。
“被告服罪吗？”
“阁下，我是辩护律师威尔逊·里金斯。纽菲尔德女士提出不服罪。”
“地方检察官呢？”
“阁下，纽菲尔德女士被指控报假案，声称因为前一件案子而受到种族主义组织的骚扰，而前一件案子中的被告已经服罪。她目前正在费尔温诊所接受观察，我们不建议保释，请求延期举行预审，直到有了费尔温诊所的鉴定。”
“被告没有异议，阁下。”
“安德烈亚·纽菲尔德，你被责令等待预审，继续呆在费尔温诊所，直至能够就这些指控举行预审的时候。”
安德烈亚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两眼含满了泪水。她不明白，到头来，米勒为什么居然服了罪。
安德烈亚被带上警车，安排在后座上，电视摄像机把镜头聚焦在后车窗上。当汽车驶离大街时，安德烈亚看见他站在拐角，高高的个子，黝黑的皮肤。他站在那里，冲她微笑。她朝前看看法院，又回过头来。他已经不在了。
跪者的尊严
［澳大利亚］蒂姆·温顿／著 韦建华 莫云春／译
蒂姆·温顿（Tim Winton），1960年生于澳大利亚西部珀思市。在珀思柯廷大学攻读写作课程期间，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露天泳者》（An Open Swimmer），21岁时即获澳大利亚弗戈杯文学奖 （1981年），之后从事全职写作，成为澳大利亚当代顶尖级青年作家。至2005年的25年间，先后发表了21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 其中，有11部作品获得澳大利亚作家奖、美国图书协会最佳青年读物奖等24个文学奖项，作品畅销本国和欧美，有的小说还被改编为电影。他的作品文笔清新，结构与涉及范围宏伟复杂，句段之间跳跃性强，人物生动真实，对澳大利亚西海岸生活的描绘淋漓尽致，具有丰富完整的神学基础。阅读他的作品，不仅能使人联想到生活中的现实，还能唤起人们更多地去关注人性的情感，激起对生活的热望。
《跪者的尊严》（On Her Knees）选译自蒂姆·温顿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变向》（The Turning）。该书于2004年出版，2005年再版，同年获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联邦国家作家奖”。
我十六岁那年，老爷子归西了。一年之后，我们搬回市里居住。母亲靠替人打扫房间维持全家生计，同时还要偿还老爷子生前欠下的债务，供养我读完大学。她从不让我利用课余时间去打工挣钱。“学习嘛，太重要了！”她说。干钟点工，的确不如她先前做过的活儿体面——十八年前，她曾在一家外科诊所当接待员，尽管，那是她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好职位。她告诉我，替别人擦洗地板，较之于让别人来擦洗自家地板，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尊重。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后来，了解到她每天都要在别人家的淋浴室里跪着干活后，尽管心中不是十分情愿，我还是无可奈何地去给她当了好几回帮手。有很多次，我本可以抽空去帮帮她的，但却没有，而是宁愿赖在家里，一边又遭受着负罪感的折磨。对此，她从未有过半句责备的话儿。
母亲身上有着工人阶级特有的强烈的自尊心。老爷子走后，“整洁”与“卫生”，就是她的人生追求。她虚怀若谷，忠诚坦荡，一丝不苟，始终固守着她那些崇高的行为准则。人们开始对她刮目相看。凡是经过卡罗尔·兰打扫过的房屋，间间都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在沿河两岸的郊区，她的名字家喻户晓，是个难得的、最受人欢迎的清洁工。有可能她还到过我的那些比较富裕的同学家里去打扫卫生，但论起聪明和能干来，我们当中无人能及。
她为自己拥有这么好的口碑而骄傲，也喜欢听到人们对自己的赞美，快乐地感受着四处的褒扬。可是，对于那些一方面折服于她的劳动成果，一方面又无端低估她的劳动价值的人们，我感到十分的憎恶。我读过户主们毫不经意地写在花纸上的那些神气十足、傲慢无礼的便条，亲眼目睹过他们在和母亲讨价还价，企图用最少的价钱从母亲身上获取最大的利益。其实，越是自命不凡的人，越是抠门得要命，邋遢得出奇，经常把家里给弄得乱七八糟。在这些人看来，收拾房间的事似乎全该由钟点工来完成，故而，他们平时养成的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生活习惯也就顺理成章了——反正，是花钱请了人的，干吗不来点“巧取豪夺”，尽量让钟点工多干些活儿，也好赚回自己付出的那些工钱。然而，母亲始终维护着个人的尊严，坚持按自己的钟点计费标准收取劳动报酬。有些人的活她宁可不接，但更多的活儿却会给她找上门来。
二十年来，母亲仅仅因为一副丢失的耳环被解雇过一次。那一次，户主让她一周后离职，她回家后独自一人站在屋外的那棵柠檬树下哭泣，生怕被我听见。我试图劝她不要再去干那最后一周的活了，可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为此大吵了一架，整整一周，硝烟未尽。打自老爷子升天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说话，从未提高过嗓门，生怕一旦稍有不慎，对方就会离自己远去，故而双方都在尽量息事宁人。可眼下，妈妈和我常为这事口角不断。
她准备回去为那个户主继续干活的早晨，我们又争吵开了。接下来，我在浴室里洗澡，她则立在门边给我上课，告诉我什么才是做人的尊严，好像我根本就不是年已二十的法律专业大学生，而是一个整天需要大人呵护、乳臭未干的小毛孩。
“你说啥都行，反正我不在乎，”我叫道。“真是顽固透顶！你要去就去吧，别想要我帮你！”
“我可没说过要你帮我，”她说。“我啥时候说过要你帮我了？”
我低声叹息，无言以对。她要干的，可是四个钟头的活——至少，要是有我帮忙，也得需要两个钟头。特别是，在已被户主责斥的情况下，这四个钟头，将会是她一生中最为漫长的四个钟头。我坚信，她不该再去。“真是毫无道理，滑稽可笑，荒唐之极！”在她给停在私人车道上的“花冠”牌轿车装填清洁工具时，我这样对她说道。我两手横抱于胸，在走道上直直地站立着，看着她回屋取扫帚和水桶。妈妈其实早就猜到我会跟她同去的，真是这样。我重重地将车门带上。随着汽车底盘的瞬间下沉，妈妈脸上的一丝疑团散去了。她挂了一下倒挡，驱车来到了街上。
车子里散发着漂白粉和橡胶手套的气味。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摇下车窗。母亲那双饱经磨难、已是粗糙不堪、不成样子的大手，正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她的下巴微微翘起，神态稍显愚笨，但却带着几分威严。妈妈驾车时显得有些烦躁不安，但外表上却故作镇静。
“怎么啦？”她从我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些什么。
“没什么，”我装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你能跟我来，真是太好了！”
“唔——寻思着你需要个帮手。”
“哦，不是帮手，是爱，是亲情哪！”
我对妈妈的怨气未消。听她这么一说后，倒直想打开车门钻出车外，不再理会她的事情。
“又怎么啦？”她问道。
我摇了摇头，不想和她再次发生冲突。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应该付给她双倍的工资才对。现在，她做事更加谨慎小心，诚实守信。这正是那些富人无法与她相提并论的地方。她甚至不会随便打开主人家的一个抽屉，除非是将洗净的刀叉放入其中。对她而言，被人污蔑为“贼”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知道，做人很不容易，”她说。
“可你这是在委曲求全，是在给人低三下四啊，妈妈！”我已顾不上心中存有的顾忌，脱口而出。“就这么回去，其结果就是给人辱没了自己的名分！”
“是在给谁低三下四？”
“反正就是低三下四。”
“嘿，抱歉，我的小长官，”母亲轻蔑地哼了一声。“那么——维克多，我这又是在给谁辱没了自己的名分了？给你吗？”
我两眼望着窗外，脸颊因羞愧而变得通红。
“你们这些爷儿们哪，”她用一种比较缓和、轻松的语气说道。
“其实，我是在关注一位受人尊敬的妇女的事情，妈妈。是谁诬陷你偷东西了？还说要解雇你，叫你一周之后离职，好让她有时间去物色其他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哎，是她自己给弄丢的！”母亲一边说，一边准确无误地更换着车道。“她知道的，不可能再找到比我更优秀的人了！”
“就是！即便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她都甭想再找到了！休想！”
“谢谢！”
“五百澳元的耳环，妈妈！她居然不去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