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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因为我在这里
你就不得不
我没说什么
他说我父亲
说也许
你有着正在做的大事
或者也许你应该去看望
某个人我不想留你
我看着窗外
我的朋友比我年长
他说我对父亲说是这样的
于是我起身离开了他
你知道
尽管我没有要去的地方
也没有要做的事
（谢艳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430073）
母亲的蓝色药瓶
［美国］帕梅拉·佩里·布莱恩／著 孙开元／译
每年的这个季节，天气逐渐变冷，人们就开始患上了伤风和鼻塞。孩子们在学校里传染上了流感，然后又回家传给了父母和兄弟。有的人能忍受一段时间，希望自己用些药物，而不去地方医生的诊所。
我长大一些的时候就不用请医生了，除非是绝对必要，那时许多的当地医生只是出诊看病，至少在乡村地区是这样。尽管我认为那是落后时的事，但好像也可以避免病人们在医生诊室里的交叉感染。
在我们家，妈妈总是先试着使用她的家常药，不管用了再去请医生。很多人都使用家常药和祖传下来的“偏方”。 我很小就学会了掩盖自己的病情，以免受用药之苦。然而，即便你什么也不说，妈妈也能知道你是否生了病。
妈妈有包括鸡汤在内的很多家常药，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妈妈用来治疗伤风、喉痛和鼻塞的药，被称作“药膏”。感冒的第一个症状刚刚出现，在临睡觉时，妈妈就会说：“上床前先到炉子边来一下，我给你涂上些药膏。”
用药膏意味着妈妈将拿出一块“药布”。这块布放在一个抽屉里，每次给我们“敷”完药膏后，妈妈都会把它洗净，然后放进抽屉。其实那只是一块厚厚的法兰绒，是从破旧的法兰绒睡衣或被单上裁下来的，平铺在胸部上，左右能盖住两肩，下面到腰部。
准备好“药布”后，妈妈就开始给我们敷药。她取出一个常用的装有维克斯达姆膏的蓝色药瓶，然后把臭烘烘的药膏涂在我们的脖子和前胸上。涂好后，她把这块布拿到火炉上烤一会儿，使它受热变软。这块布烤到温度合适时，妈妈就把它系在我们的脖子上，再用别针别上。这块布围起来又暖和又舒服。在我的记忆里，我还能够感受到那个老火炉，听到当我站在火炉前烤火，妈妈为我擦上维克斯达姆膏时，从火炉里发出的噼啪爆响的声音。我们穿起温暖的法兰绒睡衣，把这块药布也穿在里面，然后蜷缩进被窝，妈妈再给我们搭上几条柔软的毯子。维克斯达姆膏的刺鼻气味确实使我们的鼻子通了气，不论是否能治好，我们的确感到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第二天早上，妈妈会坚持让我们洗净身上的维克斯达姆膏，我们不能带着它到外面去，因为这是一种浓烈的薄荷醇类药膏，遇到空气就会使人感觉到发冷。妈妈也许认为那样会使我们生病，但我当时却以为如果不把它洗净的话，我肯定会死，而且验尸官的报告上会写着“死因：维克斯达姆膏”。有时，如果我们鼻塞严重，妈妈会担心我们得了肺炎，她就把一滴维克斯达姆膏放进一壶热水中，在我们的头上盖上一块毛巾，让我们低下头吸进壶中的药气。第一台土蒸馏器就这样诞生了。
妈妈常讲起我哥哥在刚学会走路时使用维克斯达姆膏的情景。这个可爱的蓝色药瓶吸引了他，他就想办法把瓶盖打开了。妈妈发现他站在地板上，把大半瓶药膏都涂在了身上。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那声音就像《星球大战》里的黑武士达斯维达得了重感冒一样。
他大张着嘴喘着，因为那强烈的药味呛得他出不来气。那是他最惨的一次经历，妈妈很快把他身上的药膏洗净了，然后小心地把药瓶放在他够不到的地方。
我们都觉得维克斯达姆膏闻起来强烈刺鼻，但我们都已习惯了它。妈妈常告诉我们能用上这种好闻的药膏是多么幸运，因为她小时候感冒时要戴上一种阿魏胶药袋，就像项链一样戴在脖子上。妈妈说阿魏胶是一种树脂，闻起来像臭鼬味，有时还夹杂着硫磺、大蒜、松树油、樟脑的味道，还有的味没法说。她说孩子们晚上就戴着这个药袋睡觉，有的孩子还得把它挂在脖子上去上学，据说这样可以使孩子们不得病。这也许是真的，因为稍有点自尊心的病菌都不会接近他们。据妈妈说，戴上这种药袋后，周围连个活物都找不到，因为没有谁会愿意呆在戴着阿魏胶药袋人的风口下。
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妈妈也常给他们“敷药膏”——如果赶上他们在她那里得了感冒的话。我猜这些家常药会流传后世，因为我也给孩子们用维克斯达姆膏，而且他们都活蹦乱跳的。我不知道是因为维克斯达姆膏，还是因为鸡汤、那块温暖的药布，或是因为充裕的爱和关怀使我们感到舒服，可我们的确好了！
也许见到我的孩子们时，他们会先告诉你“小心妈妈”，因为在我的药柜里还有一瓶可爱的蓝色维克斯达姆膏，还有一块“药布”也在那。
孩子们说：“有的药比得病还可怕！”
（插图：夏丹）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５０年
周小进
在澳大利亚众多的文学奖中，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是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奖项，每年迈奖的评选和颁奖典礼都是澳大利亚文学界的大事。2001年，著名评论家海瑟廷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最闪亮的奖项》，通过该奖的历史解读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迁，足见这个奖项在澳大利亚文学文化中的重要意义。
澳大利亚著名民族主义作家迈尔斯·弗兰克林在1954年去世前留下遗嘱，将大部分遗产捐赠出来，设立一个年度文学奖，授予“描绘任何阶段的澳大利亚生活、文学价值很高的小说或剧本”。用于文学奖的资产由基金托管，每年由托管委员会聘请评论家、作家、学者组成评委团，评阅出版商送来的作品，最终决定获奖作品。自1957年第一届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颁发给怀特的《沃斯》以来，该奖已经历了50年48届（1973、1983、1988年未颁奖），共有34位作家获奖。《时代报》的斯特格说，50年来“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是传统、成就和文学价值这三者的综合体现”。威廉斯则说迈奖50年历史“波折横生，充满怪事、吵嚷、反对和斗争，足够写一部小说”。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奖金丰厚，资助了一大批澳大利亚作家，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很多年轻作家正是因为该奖的支持，才能够专心从事写作。迈奖50年内有个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奖金也与年俱增。1957年怀特的奖金是500镑（当年男性平均年工资约为600镑），到2007年，奖金增加至42； 000澳元（2006年澳年平均工资约为52；000澳元）。1988年之前，该奖每年五六月间颁发，参赛的必须是在头年1月31日之前的一年内出版的作品，这样从作品出版到奖项颁布之间至少有一年半左右的间隔，有利于作品的接受、理解和评价。1988年，为了商业效应，迈奖将规定中的“出版年份”改为“颁奖年份”，即在颁奖年份前一年内出版的作品均可参加，比如要参加2007年评选，作品在2006年内出版即可，这样作品出版和获奖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少不过半年，有利于作品的推广和销售。1987年，主办方开始提前公布“短名单”，2005年开始提前公布“长名单”。同时，与奖项相关的各种活动、赞助、合作也逐渐增多。获奖的作家不仅能得到奖金，而且知名度、作品销售都会大幅度提高。
澳大利亚人口少，图书馆事业极其发达，所以作家生存比较艰难。2003年，出版人海沃德说：“在澳大利亚出版市场，一部优秀小说可能只卖出1000册。”据说全澳只有怀特和基尼利两人能以写作为生，其他作家都必须“打零工”。因此，迈奖的商业化行为也有助于扶持作家。不少后来成为主将的作家年轻时都获得过该奖的支持，伦道夫·斯托23岁以《归宿》获奖，基尼利32岁以《招来云雀和英雄》获奖，蒂姆·温顿24岁以《浅滩》获奖，他们后来都坚持写作，成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1997年的得主大卫·福斯特原来在捕虾船上打工，得奖后才得以专心写作。
然而，也有人对文学奖项的商业化提出批评和质疑。文化名人麦奎因在2001年就呼吁大众对包括迈奖在内的各种奖项和资助予以抵制，因为奖金并不能真正解决作家生存问题，“卑躬屈膝参加一天的颁奖晚宴只会让剩下364个艰苦的日子更加难熬。”一些迈奖得主的作品后来淡出市场，并没有畅销（迈克尔·威廉斯统计，约一半作品现在已经淡出市场）。更糟糕的是，有些作家为了获奖，刻意迎合奖项的要求和评委的口味，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机构化的过程中被抹杀。麦奎因认为作家在追奖逐利的过程中变得非常“虚荣”。评委也把入选当作获取权力和荣耀的机会，并不是真的关注作品的文学价值，“面对60多本书，有几个人读到40页之后？”文学奖还让作家之间相互猜疑、竞争，而“我们要做的是团结起来，对抗这种鼓励作家自甘堕落、追逐名利的环境”。今年著名书评人罗斯玛丽·索伦森也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对迈奖提出质疑。她说有的获奖作品，如伊丽莎白·奥康纳的《爱尔兰人》，现在一般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出版人赫伍德措辞更加激烈：“评审团的决定是随机的，同一帮人换一天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很多人需要通过获奖，才能够让自己的作品留在书店里。而且如果你知道一个有经验的评审团都赞同一本书，你买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反对者指责迈奖注重商业、轻视文学价值，并非空穴来风。1995年的蒂米邓科事件之后，更多人开始怀疑迈奖评委对文学价值的评断。当年，年仅24岁的海伦·蒂米邓科以《签署文件的那只手》摘取迈奖桂冠。小说的主人公是二战时乌克兰的一位农民，独裁统治给他的村庄带来了巨大灾难，后来德国纳粹进入乌克兰，他便加入纳粹，对原来“迫害”过他的人——尤其是犹太人——进行迫害。他的故事后来便由移民澳洲的后代讲述出来。蒂米邓科自己是乌克兰农民的后裔，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是部自传体的家族史。但是，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质量低劣，有严重问题。拉特罗布大学的罗伯特·曼恩认为该书唯一的主题就是“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暴力和复仇”，蒂米邓科试图为“大屠杀”翻案，“对死者毫无尊重”、“对历史无知”、“道德上不负责任”。
蒂米邓科获奖后不久，人们发现该小说有严重的抄袭痕迹，不少段落来自各种已发表作品和互联网材料，虽然没有展开独立调查，后来人们发现同一作者的专栏也有逐字逐句抄袭的现象，可以作为佐证。随后人们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发现：海伦·蒂米邓科并非作者真名，她其实叫海伦·达维尔，父母均是正统的英国移民，现住在布里斯班，绝不是作者本人所说的什么“从乌克兰移民澳洲的出租车司机”。如此说来，这部小说就毫无历史根据，作者本人没有任何乌克兰经历，整个故事是虚构、拼凑、杜撰出来的。这一发现石破天惊，让迈奖陷入史无前例的困境。人们开始认为大名鼎鼎的迈奖在“多元文化”、“少数族裔”的政治招牌下昏了头脑，海伦·达维尔利用了这一点，将自己送入了文学殿堂，却将久负盛名的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拉入了深渊。
在蒂米邓科事件的冲击下，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和批评迈奖的“政治正确”姿态。这体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多元文化”主义。
对“民族性”的坚持是迈奖的一个基本原则，当初弗兰克林本人就说获奖作品必须“描绘任何阶段的澳大利亚生活”。50年来，迈奖的托管者和评委也都遵循了这一原则，获奖的50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以澳大利亚为背景，仅有少数作品中的部分故事发生在海外，但主人公却是澳大利亚移民或移民后裔，作品题材不外乎18世纪末期的流放犯历史、19世纪的农场牧场拓荒经历、二战前后、当代生活等等。描写典型澳大利亚自然风貌的作品，往往更易受到推崇，比如米勒的《石乡之旅》、默里·贝尔的《桉树》、大卫·福斯特的《林中空地》、汤姆·弗拉德的《欧什艾纳·法恩》、蒂姆·温顿的《浅滩》。根据这一原则，迈奖对很多年轻且有潜力的作家进行了大力扶持，获奖作家在35岁以下的就有9次之多。另一方面，迈奖也塑造了一批所谓“澳大利亚经典作品”，在民族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得奖的重复率很高。迈奖共颁发了48届，获奖作家却只有34位，平均每人得奖1。4次；34位获奖者中，重复获奖的有11位，将近三分之一。许多作家在创作生涯的不同阶段都得过迈奖，年轻时频率尤高，西·阿斯特利1962年至1972年间得奖三次，大卫·艾尔兰1971年至1979年间得奖三次，基尼利1967、1968年连续得奖，杰西卡·安德森1978、1980年两次获奖，中间仅隔一年。获奖作品中，历史题材、地点在乡村、作者为英裔白人的，占绝大多数。这些都明白无误地体现了迈奖扶持“民族文学代言人”的目的。
一个民族的文学奖项，侧重于表现民族特色的作品，绝对是“政治正确”的做法，自然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个“民族性”如何定义？什么是体现“澳大利亚特征”的小说？主人公是澳大利亚人，还是故事的场景必须是澳大利亚，还是描写澳大利亚自然景观，还是表现澳大利亚主题？1979年，科赫就曾为《危险的岁月》是否为“澳大利亚”小说这个问题与评委发生激烈争执。1990年，著名学者科林·罗德里克认为周斯的小说《长安街》不能体现澳大利亚特色，与其他评委发生争执并愤而辞职。“民族性”的定义显然没有定论，但是迈奖的评委们却有权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参赛的“不合格作品”先行剔除。伊丽莎白·乔莉的《乔治一家的妻子》是其维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体现了其小说的最高成就，但故事发生在英国，主人公是英国人，自然要被迈奖剔除。彼得·凯里《屈斯坦·史密斯不同寻常的生活》写的是想象的国家里想象的人，虽然主题类似于美澳之间的关系，同样被迈奖评委认为不合格。穆尔豪斯的《大日子》写的是一位澳大利亚年轻女士20年代在万国联盟的经历，评委认为“不够澳大利亚”。也许是因为1994年穆尔豪斯为此大发脾气、差点将迈奖告上法庭，也许是因为评委们后来意识到用故事发生的地点来确定“民族性”过于褊狭，1995、1996连续两年的得奖作品，故事均发生在海外。而且有意思的是，穆尔豪斯“万国同盟”小说的续集《黑暗的宫殿》虽然人物、场景都没有变，却在2001年得了奖。足见迈奖评委对于所谓的“民族性”也毫无把握。
撇开“民族性”的定义不谈，现在人们对于种族、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理解，都和弗兰克林时代不同，是不是还有必要坚持迈奖的“民族性”？在弗兰克林的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是“稀有物种”，需要特别滋养、保护和鼓励，所以弗兰克林说：“没有本土文学，人们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感到陌生。”但时过境迁，如今澳大利亚作家描写“国际题材”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作家本人满世界跑，作品也在英美澳三地同时出版。正如2006年简·萨利文所说，再坚持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性”，是“荒谬的”，“如果迈尔斯·弗兰克林再生，也会希望澳大利亚作家能够自由地选择题材。”萨利文建议干脆彻底修正“民族性”的界定，“只要是澳大利亚作家写的作品就行，不管人物、题材、地点是否和澳大利亚有关。”
这个建议似乎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是“政治正确”的“民族性”，是否应该压倒文学价值，仍然没有答案。不少批评者认为不仅“民族性”的定义荒谬，连坚持“民族性”本身也是荒谬的主张。澳大利亚设立的文学奖要奖励表现澳大利亚的作品。这有什么问题吗？评论家克雷文回答：“这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渴望我们的世界得到艺术表现，好像艺术表现就能证实我们的文化存在一样，这种渴望如果排他或者占据主导，就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文化自卑心理。”克雷文反问，难道会有人质疑《哈姆雷特》没有表现1600年的英国生活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安全感的试纸。”克雷文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