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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见到我留在摔跤队，我的队友们也习惯了我的存在。他们有时把我当作另一个摔跤队员，有时则把我当成一个特别的人，区分开来。有的时候他们觉得需要关照我，跟我一起等在男子更衣室外面，直到我可以拿回我的制服；对我更温和，听到别的队里的男生尖刻的话语，还帮着维护我。
不过，一名跟我体重差不多、自鸣得意的九年级摔跤队员很粗鲁。他叫布莱恩·伍德伯里。训练时，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夹住我的头，把我摔倒在地，着地的声音那么大，其他摔跤队员会转过身来说：“你肯定没伤着她？”“布莱恩，悠着点。”很难对布莱恩产生友情，因为他是那样自大，粗野。不过我尊重他很不情愿让我歇息片刻的心情。他要求我承受跟他给其他队员同样严格的待遇。等到我通过了他的考验，毫无怨言并且骄傲地带着满身的青肿后，他给予了我一点小小的尊重。身上的瘀痕褪成蓝色然后褐色然后是绿兮兮的灰色，但我要当一名羽毛丰满的摔跤队员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昭然。
有一回，另一个队里的一名摔跤队员这样祝贺我说：“你有种，伙计。”实际上，不，我没有。为什么关于勇气的语言都是男性化的呢？为什么别人总是教导我说女人的勇气不是侵略性的，女人只有在耐心和忍耐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呢？
一天训练时，我跟里奇·特斯塔对摔。我挣脱开，转入进攻而获得了反击分。我发现自己有机会用半尼尔森式把他钉死在垫子上。我犹豫了一下，仿佛下一步不知该怎么办，弄不懂为何在比赛中间处于有利位置时突然停了下来。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是担心一旦我证明自己是个有实力的摔跤队员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将不再是个可爱的小女孩，非常努力，但不是个威胁。我很害怕要是我实际打败了男生，他们会开始对我有敌意，我便提醒了他们，他们在证明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男性力量上是那样不充分。因而我有时候满足于从几个好动作得分，有进步，但比赛最后输掉。
我觉得在摔跤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要克服社会上的不认同。我不知道要拒绝成为某种象征甚至更困难。人们对我说我摔跤没问题，但其他女生则不被鼓励去试试。我的教练其实也不想他的摔跤队里有很多想摔跤的女孩子。其他女生被告知不要去试，因为她们太性感。她们可能会被骚扰的。很难不去为我的独特、希望一直只有我一个女生的想法而狂喜。许多身处通常给男人们保留的职位上的妇女享受着作为一名象征意义女性的荣耀和权力，她们没有认识到，允许她们自己被人视为“例外”，其实在阻止其他妇女取得成功。
我也担心另一名女摔跤队员可能会比我更出色，更有进攻性，更具竞争性。只要我仅仅是被男子打败，那没事，人们能够理解，我承认自己处于弱势。然而被一名女生，一名跟我一样“弱小”的女孩打败，还有比这更难为情的事吗？那看起来并不是个令人激动的挑战。男生跟女生摔跤的两难在于，打败一个女生不是男子气概的证明。男生至多被看起来是个欺负弱小者。而输给一个女生则完全是个更糟糕的命运，会被人称为是哭鼻子虫、失败者和懦夫。
偶尔，在被队友夹头摔倒、他们的手指用力掐住我喉咙（他们应该这么做，这是这个动作要求的）后——或者再一次受到充满好意但要人领情的话语的冲击后——我会哭泣。我因为是一名女生感到羞耻而哭泣——作为女生，弱小，从来就不够好，从来就不够强壮，天生的瑕疵，一次又一次地被推倒。我继续摔跤，指望着泪水会和汗水混在一起，我眼睛的红肿会跟因为用力而发红的脸的其他部位融为一体，任何偶然看我一眼的人会以为我的眼睛是由于脸被推向垫子时混进了灰尘而流眼泪。我害怕来一段三十秒钟的休息时间，那期间我的眼泪会继续流淌下来，别人可能会注意到。教练会走过来问我是否有问题。我会说：“没事。”眼睛不看着他，仅仅发出一点抽鼻涕声。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那里潜伏着的恐惧像在火中膨胀的药葵一样在增长，充满空气而不是现实。尽管我哭泣，要是我继续摔跤，我的害怕就缩小，变得可以控制。
摔跤比赛定在每周三晚上7：00和每周六上午9：00。文图瑞利先生很尽责地要帮我在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至少安排一场资浅选手比赛。他总是提前给其他教练打电话，告诉他们他队上有名女生，我的体重等，这样其他教练就能为我跟他们队上的资浅队员安排比赛。我们刚开始的几场比赛里，应该跟我摔跤的男生决定不比了，于是比赛被判对方弃权。
高中摔跤比赛每场时间是六分钟，分三局，每局两分钟，中间没有休息。在六分钟里，摔跤选手们一刻不停地移动着，因此到比赛结束，你觉得就像至少跑了一英里一样。
为参加比赛，我穿着紧身的弹性纤维摔跤服，里面戴运动文胸，脚穿新买的摔跤鞋（妈妈为了这双29。90块钱的鞋曾节衣缩食），戴着旧的护膝以及教练给队里每个人发的帽子。第一次参加比赛我是那么紧张，我走到垫子中央，每个人都看着我。我肯定人人都在看我的屁股。在场地中央，裁判会示意我们握手。然后我的对手和我摆好摔跤姿势，互相看着对方，眼神里传递着“我要把你消灭掉”的意味。我很快习惯了站在垫子上，裁判一吹哨子，体育馆里的每个人便消失了，好像一张帷幕放下来挡在他们的前面，我脑子里惟一的想法便是摔跤。
大多数其他摔跤队没有女生。要是有，我就跟女生比。很多女生跟我的体重差不多或者稍微重一点，因为女生往往比男生的体重轻。不过即使那个女生有一百六十磅重，我仍然渴望着跟她摔跤。每次我跟女生比赛，我会爆发出额外的兴奋和害怕，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赢。
在第一个赛季里，我打败了所有的女生，输给了所有的男生。在一场跟一名男生进行的资浅选手比赛中我占了上风，可是比赛到一半他就弃权了，说是受了伤。他捂着自己的胁，戏剧性地做着怪脸，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受了伤。
我整个赛季都在训练，离第一次训练已经很久远了，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在第一个赛季接近尾声的一场比赛中，我终于学会了跑到垫子中央。（跑到那里去！不要走——教练对我们说——跑到那里就像你想要赢一样！）即使我跑到垫子中央，我的肩膀依然圆耸着。挺直背，萝拉莉！我告诫自己。我的对手是个瘦小的结实的男生，比我略矮。他有一头沙色卷发，长着绿色的眼睛，脸上长着雀斑。他看上去比我更紧张。我们握了握手。我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哨声响了。摇晃——我走着圆步绕着对手，一圈又一圈，转变成被熔化了的移动。我的移动诉说着一个故事，我的肩膀转向这严肃的比赛场地，挺直了。我面对自己。我面对我的泪水，体现在我颤抖着的血肉里，体现在我对手那笨重而害怕的血肉里。摇晃——哨声响起，我走步了。
我的前额因为在训练中用头撞人而擦掉了皮。我头上有一块像好斗的毛毛虫般的部位突出来。它跟曾经一直是我心理中一部分的女性屈服心态相碰撞了。我那简单的额头已经吸收了几十年的统治。我现在饥渴了，体内没有给我留下水，我出了汗，把水分喊掉了。我很饥渴，我的饥渴从我体内爆发，就如同太阳在平静的地平线上喷发出雄伟的光芒。渴望，我感觉到体内一股模糊的威力在诞生。一股力量像蒸汽一般从我内心深处涌起，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再没有水可给的时候。我被蒸煮着——我拥有原子分子的全部力量，可是没有一个坚固的形体。“我的诚实让我陷进热水里，我希望把我煮熟，直至把我溶解到蒸汽里。”——我想起了亨利·罗林斯的话。那蒸汽在我体内涌起，那我已经静静地吸收了几十年、几个世纪、几千年的蒸汽——它需要释放了。
我被男生紧紧抓住压下，他的肩膀压着我的一侧。他的臀部飞起，我重重地摔向垫子。
我开始练摔跤时，我性格中的软弱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但我的软弱早被我教练的话压碎掉了。“进攻！再来一次，萝拉莉，把他压倒。”软弱被完全从我身上踩掉了，就如同我肋骨之间的柔软肌肉，被我扭曲过，我一做仰卧起坐就痛，还有我脉间的肌肉——它们在我的肋骨之上——像许多根火柴一样躲藏着，等待着点燃疼痛。我软弱的一面被皮肤的接触压垮了。
在我摇摆不定的荣耀中我内心动摇了，被摔到垫子上，不清楚他是用什么撞击我的。我被抛出了界外。“不得分。”裁判说道，吹响了哨子。“回到中央。”我爬起身，跑到了垫子中间。对手雕塑般的肌肉表面是一层亮光光的汗水，不过这仅仅是表面。他正试着要展示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不过表面是不重要的，而是行动，内心充满着的欲望。
“出击——萝拉莉！你攻击他双腿越多，他就越少能攻击你。”教练从垫子一角喊着。我要来个双腿倒地。我扭转我脖子的肌肉，把手臂向内向上扣住他腿后，我站起来，往前猛推，用我双腿的力量抬起身体。我脖子的肌肉弯曲着，向内突进他不着力的一侧。我用力将他撂倒——他倒下了。
裁判喊道：“倒地，两分。”他跪在垫子上，我把男生往下压着。“一，二，三——三分，接近落下。”我没能把他压死，我们站起来又比过。
我的眼睛被他多毛的腋窝和坚硬的肱三头肌弄得看不见了，他“交叉面对”着我。即便如此，我滑进盲眼来了个下勾，扭住他，在这场跟另一个男生的非性交往中用我的另一只手把他额头往后推。我要赢了，从脚踝到脚趾都在摆动，我的双臂被他的汗水弄得又湿又滑。
我出场比赛时，我的队友们离开长凳，忘了为他们自己的比赛做热身，围在蓝色垫子周围。这是第一次我处于可能赢一个男生的比赛的位置。他们立刻都高声叫喊起来，激动地跳跃着。“加油，萝拉莉！得双分！得双分！把他翻过来！用右脚！”弗罗利赫用双手做着很大的手势，模仿着我要做的动作。伍德伯里用拳头砸着垫子。教练抓过约翰尼·理查兹，把他摔起来，示范给我看移动和钉死对手的组合动作。“把右腿压在他上面，猛推！”我朝上看，浑身是汗，散开的头发从马尾辫里松出来，从头顶和头带边上窜出来，如同瀑布一般。“用右腿！”教练又喊道，裁判吹响了哨子，第一局结束。
我选择了下位，松脱开。男生和我又围着对方转圈。我的队友们开始进到了那个大大的白色圆圈里，那是表示出界的边线。裁判转身对他们说：“往后退，离开垫子边上！”他们退后了一会儿，但很快又一次围住了垫子，继续像一群暴徒一样地吼叫着。我压住对手汗津津的脖子。我的双手要做几个闭锁动作。我猛地把他脖子往下压，旋转，我内心的暴动爆发出来。他挣脱，要给我一个单腿绊倒。我一只脚跳起，一只撑住，他把我的一只脚围抱在腋窝内。我踢、刺，挣脱开他，然后旋转身面对他。
第三局他选择下位，希望挣脱开得分，可是我又一次控制住了他的手腕，把全身压在他身上，设法施展出钉死组合动作。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可我用双臂扣住他的左手腕和前臂（这叫二上一），把他拉过臀部，将他摔到垫子上，保持控制。
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我松开对手，站了起来。他站了起来，裁判走到垫子中央我们旁边。我和男生又握了握手。裁判各抓住我们的一只手，把我的手高高举起，示意我获胜。然后又把我们转向体育馆的另一面，把我的手再举起来。我惊讶不已，我真的赢了。
裁判松开了我的手，我立刻被队友们包围住了，他们拍我的背，跟我击掌，拥抱。“好样的，萝拉莉！”这样几分钟后，他们散开了，开始为马上就要开始的代表队比赛做热身。我来回走了一会儿，整个身体都在颤抖。我来到体育馆的一个角落，一屁股坐下来，靠着女子更衣室附近的墙上。我仍然在抖个不停。我全身上下颤抖着。
我在昆西高中最后一个摔跤赛季即将结束的一堂下午的训练课上，阳光映照着满是灰尘的垫子以及温暖充满汗水味的空气里的每一片细绒毛和死皮。摔跤队员们的咳嗽声回响着，我们在等队长阿什利·戴维斯发出“开始训练”的吼声，这样我们可以开始做两百个孔武有力的跳跃动作。在那样一个肃静的时刻，整个世界似乎就只是一个冬季午后昏暗的阳光，垫子上那辛辣而又十分熟悉的味道，混合着男性身体的汗水味，还有运动。我思忖着我为何这么喜欢摔跤，它又教会了我什么。这些训练是一天里我觉得自己的身心不再分开并且两部分向着同一目的的时光。我喜欢摔跤的一个理由是，摔跤非常人性，非常身体，非常精神化，非常有感情。如果它仅仅是按照女性理论开设的学术训练的话，我就不会坚持不懈地进行摔跤了。我喜爱摔跤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动作感觉真实，我被队友们真挚的友情和爱包围着、滋养着。
在摔跤赛季里，我们吃饭、呼吸、思考、睡觉都想着摔跤。甚至我每天夜里做梦都梦见一张红垫子的图像以及在它上面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梦里的垫子上，看不见脸的摔跤选手不知疲倦地一遍又一遍地练着那些动作。早晨醒来，我的身体和大脑会因为疲劳而酸痛，就好像我根本没睡觉。
这种困扰在赛季中间某天的比赛上得到了证明。我跟其他资浅比赛选手一起坐在露天看台上。我们专心致志地看一对瘦瘦的摔跤选手比赛。他们的皮肤紧绷着，他们身上每块肌腱、每块结实的肌肉组织的收缩、外展、内收等都显示得一清二楚。他们的身体如同在运转着的精密而美丽的机器。
观众们叫喊着指令、恳求、赞扬：“把那一半沉下去。”“头顶起来。”“就那样，约翰。”嘈杂的声音乱哄哄的，就像汽车发动机的电线。一个人的指令跟另一个人的警告变得难以区分。吼叫声稀疏起来（在两场比赛间隙），我听见马克·弗罗里赫的声音在说：“……四克脂肪！”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在念着一只空酸奶盒上的说明。我的队友们围着酸奶，他们的眼睛张开着，对这种规定食品中含有这么多的脂肪量吃惊不小。我们对自己对待食品那种训练有素的反应、对我们作出的那么一致的反应突然大笑起来。
当摔跤手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对食物和体重以及禁食和狂欢（文图瑞利教练会说“发疯了”）的选择。吃是神经有问题。禁绝食物是美德。我们比一群患厌食症的少女对吃多少、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更仔细、更过分注意、更关心。每次摔跤比赛前我们排着队等候体重秤的裁决，我们的体重比面包师傅称面粉做饼干称量得更精确。
在我参加的第二个摔跤赛季——我高三那年——要是我的体重能够达标的话，教练有时把我放到代表队队员之列。我的体重在112磅的级别里，主要因为我们满119磅的队员足够了。在赛季开始时，我体重约125磅。对我这样身架的人这是个健康的体重。不过我想等我的肌肉紧紧地和皮肤包在一起时（他们的定义是由于脂肪“过剩”而没有减少），我挨的饿和消耗是值得去换我马上就要拥有的力量的。
每天早晨我喝一杯脱脂牛奶。午饭我吃学校餐厅的色拉。跟色拉搭配在一起的肉卷和奶酪我要么是扔掉要么是给别人吃。我只吃生菜和番茄丁，以及为了吸收蛋白质而吃农家鲜干酪。这顿饭可以给我每天下午三小时摔跤训练、不停地出汗以及心血管紧张所需的能量。晚饭我一般吃得比较少，喝些汤或者单单吃一只香蕉和一只苹果。我不清楚我是怎么样靠这点东西过上一天而没有昏倒的。我每天训练后晚上还要在黑暗寒冷的空气里跑两英里。我在控制体重的目标上所付出的毅力跟我做任何喜欢要完成的任务付出的辛勤是一样多的。
一次比赛后，我吃了半个小小的花生酱香蕉三明治，觉得像犯了罪似的，因为我吃了这么多。这么多真正的食物，整整半个三明治。我的胃由于那种内疚以及不要“增加体重”的担心而觉得沉沉的。
在比赛前，我有时得穿着内衣裤在过道里称体重。我身上的赘肉没有了，代之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