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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时务，懂得离开空中楼阁。他们定定心心地在经济的空间里过着自己的日子，可一眼一眼地膘着可能有的机会，期望更上一层楼。他们不是那种纯真的人，当然也不太坏。
上海的弄堂总是不会有绝望的情绪的。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干菜、刚买来的黄豆，背阴的北面亭子间窗下，挂着自家用上好的鲜肉阉的成肉，放了花椒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动乱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城市镜子里的家乡人
一个人无法自己看见自己，只有站在镜子前面，才靠着本来和自己没有相干的玻璃和水银，发现自己的眼睛原来不是书上写的黑色的眼睛，而是深棕色的，只有瞳仁是黑色的。
一个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到本来没有相干的外国去了，然后就会像站在镜子前一样，从陌生的城市里开始认识自己的家乡。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穿着一双北方的红皮靴子到上海，在上海成长，可并不了解上海，也不喜欢了解它，我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过路人，早早晚晚是要回到我自己的故乡去，可我并不知道它是什么，在哪里。歌里唱着的那故乡的小河，我没有。那小红皮靴子早穿白了鞋头，送给了收旧货的安徽老头子，我把它当成故乡来怀念。就这样忽视着自己天天生活着的地方，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日子。
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结束了，我有了自己的褐色护照，飞机斜着飞上了天，越过了山，越过了海，越过了许多城市和树以及红绿灯。飞机比地球转得快，它一直往西飞过去的时候，我就可以多过一个夜晚。我以为自己从此是到广阔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去找自己的故乡，其实却找到了镜子，看到的是那镜中的家乡。
对我来说，上海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让一个外来的孩子生活二十年而对它视而不见，又可以让这个人把三十岁以后的所有海外旅行都用在对它的探索上，在咖啡馆里草草记下的句子大多是对它的追忆和疑问。每次拖着箱子回来，总是再去找笔记里问题的答案。它就是那个能够让一个人把这样的旅行延续一年又一年，将一年年辛苦挣来的钱大半用光在旅途中的城市，它对我来说真了不起，每次虹桥国际机场那白色的大飞机大吼着冲进沾着污染的白云，我大多是去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带着不同的计划，可是看到的，还是它。只是它有所不同，就像在一个人的心里发生了新的爱情，那样的不同和那样的惊喜。
圣彼得堡与上海红色都市的浪漫
彼得堡有一种只有红色国家都市才会有的浪漫，凋败的、梦幻的、稍微过了时的古典，洋溢着孩子式的激情，单纯而固执，就像上海。
在圣彼得堡期间，我住在一栋绿色的大房子里，楼厅的四角有巨大的雕像，男人和女人，裸体的，很大块的肌肉和卷发，雕像低头抵着天篷，像是用力撑着天篷，他们的颊，鼻子，肩膀，乳房，脚趾，一切隆起的地方都落满了灰。那是沙皇时代一个贵族的宅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倒了，贵族跑了，他家的房子被不相干的人住了快一百年，从来没有维修过。楼厅里有一个老式的电梯，用的是拉门，黑色的铸铁纹饰里结满了灰尘。那种灰尘腐蚀着生铁的甜腥气味，那种日久失修的电梯井里随着拉索吊上来的咸湿气味，我从德国去的圣彼得堡，这德国电梯里断断没有的气味，在我是那么熟悉，那是上海老公寓里电梯的气味。在头顶上吱吱呀呀的钢索声，让人担心下一分钟它就会断了，那是在老公寓的电梯里天天担心的事。
我住的房间原来是一大间起居室，后来的房客用木板分隔大起居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做画室，还有一半做客厅。躺在沙发上，能看到天篷四周那精巧的纹饰，用薄木板做的墙只做到它的下面为止，为了省事以外，一定也是不舍得遮了它。还有走廊灯照亮的门玻璃，刻花的玻璃在门上闪闪发光，像从前的钻石一样。现在门上的木头被磨毛了边，又胡乱钉了门锁、插销和挂锁，那玻璃像灰堆里的豆腐一样。
外面是长长的走廊，要是出去以前不把自家的灯打开，就比照相店的暗房还要黑，走廊里堆着木箱子、纸箱子，每一扇关着的门里面都有不同的气味，那是不同人家的不同气味，门上挂着布幔，那是竭力想要保护隐私的关系。我住的屋子要穿过整条走廊才能到厨房和浴室去，总是听到身体压在弹簧床上的吱扭声，孩子短短的笑声，电视机里的说话声，还有许多门后面繁琐而莫名的声响。走进浴室，关上门，看到一个老式的浴缸，靠水龙头的地方有长长一大条黄色的水锈。因为是公用的，所以能看到一些可疑的污痕。
它们让我想起上海租界里的那些精美的老房子，我们在这样的老房子里生活，去老房子里看朋友，那些失修的水龙头长年滴着水；屋顶废弃不用多年的暖水管子还包着一九三○年的《字林西报》；新艺术时代的黑色铸铁栏杆上生了锈，锈上又落了灰，灰没有人擦，在雨季潮湿的空气里变成了烂棉絮般的物质；从前客厅门上挂着布帘，从前起居室的门前也挂着布帘，因为现在住着不同的家庭；所有的房子里都有着堆满了废物的黑暗走廊和走廊上雕花的漂亮木楼梯。
一个城市不被赞同的历史就用这样的方式存在于人的生活中，用自己凋败的凄美温润着他们的空想。于是在圣彼得堡，有了无边无际的忧郁，而在上海，有了无穷无尽的怀旧。
在这样的城市里，会有许多人特别喜欢晚上出去散步的，因为夜色掩去杂乱凋零和烟尘，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座城市蓦然回到昨天。在冬宫博物馆里，我买到一本印刷粗糙的黑白摄影画册，那是个黑衣男子的作品，大都是圣彼得堡的夜景，它们让我想到了我在上海的朋友，那个最爱深夜骑自行车、在法国城街道上乱逛的男子，他们是这样相似地怜爱晚上的老城，还有那些远比他们年长的房子。上海隆冬的深夜，常常有雾气在黑色的梧桐枝上徘徊，无风，潮湿，路灯被雾气放大，黄黄的，蒲公英花似的一大团。经过了许多失修的老房子，英式的扁烟囱，歌特式的尖顶，梧桐树干上那斑驳的颜色让人想到法国的那些印象派画，旧自行车单调的声音里，它们慢慢退去，像那个曾经是新的时代。而在春天里，旱芙蓉树下常常落满了淡紫色的花朵，遗香缭绕，远远的都能听到高处有花落到街面上的轻响。街道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他们在那样的晚上怀着感伤，就像追忆少年时代就失去联系的一个女孩子。
在德国准备去俄罗斯的时候，去过圣彼得堡旅行的朋友也曾赞叹它的美，他说在那城市能看到一个老欧洲，那是在德国已经消失于十全十美的修复中的老欧洲。可这细心而敏感的人也不曾提到它那忧凄的浪漫，我想他是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也许只有生活在有过西方背景的红色国家都市里的人，能够体会到那种凋败局促之中忧凄的美。
我这才发现原来上海的大街小巷里，也弥漫着那样一种阴郁的情调。它使我觉得圣彼得堡是我熟悉和亲切的，在涅瓦大街的新彼得教堂旧址，我上了楼，突然看到那革命前著名的大教堂，现在成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没有水的大池子贴着教堂四周的墙壁，可那些窄长的东正教堂的窗子，仍旧圣洁地站在墙上，彩色玻璃还像天堂的裂缝一样长长地把影子拖到池底，那里有一只蓝色的拖鞋，很凄凉地留在那里。那时我想起来，上海近着淮海路的东正教圣母大堂，从前是在上海的俄侨造的，现在成了一家证券交易所大厅。教堂的昏暗本来是为了显现烛光里白色花朵后的圣母面容，东正教的圣母像常常是画在长长的木板上，有着黑色的微微倾斜的大眼睛。现在那昏暗正好使红绿两色的股票指数更加显眼。蓝色的拱顶高高地弓着，本来是为了让唱诗班的歌声能高高地升上去，再柔和地撒下来，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圣音。现在人们面对浮动指数发出的声音从上面撒下来，也是空旷和飘渺的声音。
华美老城那面目全非里的那一种无望的温和的咯然若失，是圣彼得堡的，也是上海的，夜雾似的隐显在红色国家的旧都市里。
我在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带着人到了似曾相识的地方的那种好奇。许多在中国人中间流传的危险谣言，并没有真正吓住我，就像当初决定转道俄罗斯回上海的时候，正是俄罗斯发生枪战、全国戒严的时候。德国报纸的头条刊载着大幅照片，有人死在流血的大街上。看着那张报纸我也没有真正害怕。在慕尼黑圣母广场啤酒花园的桌子上谈到要去流血的地方做旅游者，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说，是回家。
我去看了一些博物馆，就像所有的旅游者都要做的那样。在那里大多数博物馆像上海一样，对本地人和外国人是不同的票价，我第一次体会在看同样的东西却付不同的钱时，一个外国人心里小小的不平。我对那小窗口说：“这是不公平的。”
里面的人没有表情：“不说英语。”
这时有一个女人转过身来，她帮我买了本地人的票。然后对我说：“不要争辩。”她的眼睛像屠格涅夫的小说里写的那样，是淡淡的褐色，像黎明时的星星。然后我和她在一起通过检票口，顺利地走了进去。
她说了一口好英语，我吃惊地望着她，问她是从哪里学的，她说就在圣彼得堡，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没有去过外国。她说圣彼得堡不像莫斯科，有许多人喜欢学英文，大多数年轻人会说英语。
她站在那里，微微扬着下巴，戴着一顶深绿色的古典的帽子，像画里的圣彼得堡贵妇，还有绿色的紧身大衣、胸针、精巧的靴子和手袋，她说着一口好英语。
我以为自己遇见了圣彼得堡的老贵族，就像在湖南路上可以遇到大资本家的小姐，在红宝石的咖啡小桌子前可以看到头发如雪的二十年代绅士。从前的上海在他们的嘴边活着，像一个传奇。然而她大声笑起来，她提醒了我，我才意识到圣彼得堡是曾经有许多贵族，可那是七十三年以前的事，而在上海是五十年以前的事，遗少尚存。而她，不是贵族，甚至也不是贵族的后代，在圣彼得堡有贵族的时代，她的祖上在涅瓦大街上开过一个小店铺，卖皮草。她是平民的后代，在繁华过后的大街上长大。
可她还是与众不同，手袋优雅地挽在手上，还有脸上礼貌的神情。我在莫斯科的房东是出名的美丽女作家，她用作家代表团在德国访问时带回来的科隆香水，吃在莫斯科传销的美国减肥药，可走起路来将身上的长大衣雄赳赳地鼓出一阵风来，是红军女军官的本色。而她，像是泊来的。
他说帽子是在涅瓦大街的百货店里买到的，她常常到商店里去逛，常常可以在一个让人不注意的小角落里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一个奇遇。帽子上的羽毛自己配上。然后自己买了布料做大衣，因为不可能再买到和它相配的大衣。手袋是从一家小店里找到，然后自己改造过的，靴子则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鞋厂里，找到相熟的厂长，按照外国画报上的式样，便宜定做来的，几个朋友，一人一双。
是的，就像七十年代中以后，在淮海路上散步的上海女子一样，是自制的时髦版本，从想象到品味都相似：有一点古典的花哨，紧紧的收腰，拖地的长裙，领口许多蕾丝，金饰衬托白到透明的皮肤，那是过去一个繁华都市在被简朴为荣的新时代淹没以前的时尚，也是她们如今心仪的时尚。但她们所做的不过分，因陋就简的衣服与世道不可能太精致。聪明的女子将它的式样简单化，生活化，是为了掩盖局促。预防真的捉襟见时。她们苦心经营自己衣裳的过程也相似：面对粗糙商品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一双锻炼出来的巧手，几个志同道合的女友，还有对私人喜好的珍重。她们并不说一样东西好看，而是说“洋派”。当人们这么说她们，是对她们的赞美。
当我这么说那圣彼得堡的绿大衣时，她说着“NO”，脸上慢慢出现了淡淡的笑容，我那么熟悉的神情，这是在巴黎女子的脸上永远不会出现的美丽神色，在纽约女子的脸上也看不到，这是涅瓦大街和淮海中路上的女子才有的那种苦心经营后的矜持之美。要是香榭丽舍大道和第五大街上的女子是精心培育下开出的最美的花，那她们就是沙漠里开出的水仙，石头里爆出的玫瑰。
按照她的指点，我去了要塞看“回到1700年的圣彼得堡”展览，我路过了要塞的城堡，据说那是当时沙皇关押革命者的地方，我经过它的窗下，去到展览上，在那里我看到发黄的女子长柄遮阳伞，缀满了花边的撑骨长裙，一百年以前的芭蕾舞的节目单印在挺括的道林纸上，用繁复的黑色花纹优美地框着，还有发黑的小银勺，是当时剧场休息时吃冰激凌用的。那个充满了樟脑和地窖气味的展览让我想到了上海饭店里的老上海照片和不能用了的老式唱机，它们是上海菜馆里的装璜新宠。只是那时还没开出1931’S这样的主题咖啡馆。人们是那样热衷于精美华丽的生活。
在展览上，传说莫斯科要拆除列宁墓，大家为列宁的遗体将安葬在什么地方争论不休，许多城市拒绝了，可圣彼得堡的市民愿意接受。听到这个消息，回想那张绿帽子下矜持的脸，我并不觉得很吃惊。
夜晚来临，圣彼得堡下着雪，卖七十八转的密纹唱片行里挤满了选甲壳虫乐队唱片的人，地铁站里年轻人弹着吉他，拉着小提琴在唱保尔莫利亚风格的《我的太阳》，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短裙和进口丝袜，舔着冰激凌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喀山大教堂前有许多卖小幅风景画的画家在雪里等着顾客，市场里灯光明亮，许多人在买食物。这里的市场不同于莫斯科，这里有大玻璃，让人看到里面在老式水晶大吊灯下面人们温暖的背影和昂贵的红色西红柿。咖啡馆的桌子上，即使是将纸裁得比手掌还要小，即使那纸又硬又光滑，根本吸不干留在嘴边最小的咖啡渍，可大多数圣彼得堡的咖啡馆里都有面纸供给客人。有时候，它让我想到从前上海一直用的食指大小的半两粮票。像上海一样，这里与红色首都相比，让人看到更多的生活，什么都不能让它们消失。
巴黎与上海不夜之城的红唇
塞纳河上开着游船，蓬皮杜中心放着日本电影，拉丁区的小咖啡馆里挤着索邦大学的学生，红磨坊夜总会里卖出的一杯红葡萄酒要上百美金，喝醉了的胖女人躺在卢森堡公园门口的地上高歌数曲，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香水店出来的美国游客两条手臂上沾着上百款香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巴黎的夜生活不只是一些人的事，而是整个巴黎的生活，就像上海。
礼拜天到巴黎已是傍晚，我住在卢森堡公园边上的一家小旅店。我小房间的窗子对着一栋白色的公寓，能看到对面的大窗子里亮着灯，照亮了一屋子甚为古典而且华贵的家具，可屋里没有人。
我那小旅店是栋老房子，木楼梯窄窄的，房间小小的。东一个门，西一个门，全部无声地关着。能听到从地板缝里传过来的楼下咖啡室的音乐声，上楼的时候我在门厅里看了一眼咖啡室，底楼的昏暗天光里有一屋子褐色的家什，姜黄色的墙，里面没有客人。地板缝里，钻出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