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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有几个男人进来，是为了墙上挂着的油画来的，来问油画的价钱，或者来买油画框。那时候，闭着眼睛正安心洗脸的女人，会在心里生出紧张，像蛤唎，被人轻轻一触，就徐徐地关上。一直要等到男人在外间的声音消失了以后，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小店里常常是温和而安静的，客人少的时候，小姐还会捧出一小杯菊花茶给你，那被洁面乳液和营养霜浸得粉红剔透的十指，散发着真正女人的娇嫩。那青白的菊花，在温水里柔若无骨地飘荡着。布幔后面的录音机轻轻地唱着店里的小姐们爱听的歌，唱着：你说你有多少个好妹妹，为什么每个妹妹脸上都挂着眼泪。
年轻的美容小姐浸着青瓜清洗剂的手指，轻而有力地在你的脸上按摩着，好像世上只有它们是那么仔细地爱护和关心着你的脸，它们安慰着你关于皱纹的恐怖。在它们的下面，一脸商场上的算计与阴险，情场上的欢偷与悲伤，菜场上的计较与凶悍，店堂上的欲望与被诱惑，整个在经济时代的兴奋与疲惫，全部在按摩的膏液里褪下去，褪下去了。这时候，你才是真正被小心地娇宠着的人。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老的妇人，一张风吹雨淋过后的厚厚的黄脸，她来纹眉。小姐的纹眉笔在她脸上吱吱地响，像是刀片刮到了墙壁上。想必她的脸皮已经很老很柔韧了吧。血从画黑了的眉毛那里渗出来，让人看了心惊。那妇人一声不吭地仰脸睡着，大热的天，穿着尼龙的白色超短裙。两侧背皮包的地方，被磨起了小小的球。放在地上的皮鞋也是白色的，只是鞋面和鞋跟都脏了，那鞋子被她穿走了形像一对橄榄球。这是个苦了半辈子、好容易得进美容店的女人吧，要是没有在将老未老的时候，她赶上了经济起飞，也许她就在她那平凡困顿的生活里，老了。她看样子不想就这么地老了。这年代里，这样的女人是真正不后悔地，坚定不移地，迫不及待地要把两道青蓝色的东西纹到脸上去。
还有一次，听到一个来治夏天腋臭的女孩子，被电烫得哀哀地哭，但从不叫停，这个时代的年轻女孩子，把自己的脸和身体，像男人经营万贯家产一样地经营，不允许有一点点差池。上一代女人，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一辈子的，现在的女孩子，被她们苦苦奋斗的蓬头垢面吓死了，富有的生活遥不可及，她们开始意识到也许自己美丽容颜的重要。
还有人来隆胸，我看到过一次。两个通明的泵吸在胸前，像两团在洗衣机甩干的毛巾。
上了面膜的女人们，脸上厚厚地糊着白色石膏，里面透出海藻青黄色的底子，像西班牙满街卖的舞会面具。
女人们在这个时代真的不甘一天天地老去，一天天的不美。女人的身体像一个新产品一样被制造着。
小店里只有一把理发椅子，脸上洗完了以后，就坐上去整理头发。坐在吹风机的热风和它的轰鸣里，头是昏昏的，人是舒舒服服地望着墙上的画，椅前的画，画的是一间夜里的房间，亮着一盏并不明亮的黄色的灯，一些穿蓝色大翻领短上衣的人在房间里相拥起舞，灯上还罩着报纸。
它让我想起了上海的七十年代，那禁锢的、真挚的、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时光。这理想主义，指的是上海式的，缅怀着富裕日子的情调，现在的上海，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梦里都想着怎样发财，那种禁锢中的浪漫当然也是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所以它们才可以出现在画上。每次我去，都特地看一看它。后来，挂着它的地方换了别的画，说是那幅画被人买去了，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上海人。
想必也是那个时代跳家庭舞会的人吧。一个时代过去了，方才显示出它的气息，像吃光了鱼肉以后，才显出它的白色骨头。吹风机在头上嗡嗡地暖和地响着，不知十年以后，会不会有人画一个在柔和灯光下躺在美容椅上的上海女人，她脸上就是涂满了青瓜乳液，也不能盖住里面的向往和心计。
回家过年
我在街上走，突然被人撞了一下。一看，是个黑红脸膛的乡下人。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撞了我，他只是一往无前地往前走，肩上背着一个真正的扁担，扁担上顺着一领真正的草席。挑着的，一头是红花面子的棉被，真正大红的花，大绿的叶，热闹而肮脏地在扁担挑子的一头晃。一头是个七鼓八翘的蛇皮袋。他一往无前地扑到联谊大厦对面的马路上，顺着他看过去，披着金黄授带、穿着像傅仪登满洲国基时候的衣服的保安先生旁边，七个包、八个蛇皮袋的，集中了一群乡下人。
他们的头发灰灰的，像秋草一样扎在那里。那头发上，应该是给某一个新的自选商场，或者是给夜总会做装修时落下来的尘土，他做工，没有那种黄灿灿的安全帽。想起来，这些年，上海经济起飞，到处拆房子，到处建房子，最苦的活，热天在太阳里，冷天在大风大雨里，都是他们干下来的，而这样苦的事情，本地青年是没有人要做的。
站在他们旁边、面黄下巴尖的保安先生，带着一脸被侵犯了空间又被衬托出了城里人白净安逸的，非常上海人式样的戒备与不屑，在他们的身边踱来踱去，像一只非常高傲的、淋湿了的黄毛瘦公鸡。
乡下人在那楼下集合了，往火车站去。原来是要过年了呢，他们拿了从这里挣回去的钱，回家过年去，回家做人去。
我站住了脚，看着，想起来，从前坐公共汽车，一挤了，就听到有人在骂，都是外地人多了，挤得本地人倒上不去街，真正叫，烧香赶出了和尚。
从前我家一连丢了两架自行车，告诉谁，谁都说是乡下人偷的，他们偷到了，在城里骑骑多方便，临回家了，就去卖掉，连警察都知道，在全市的自行车大检查时，梧桐树下站着火眼金睛的警察，一看有乡下人骑没有车锁的车，或者是衣服不光鲜的人骑了捷安特，马上拦下来，里面十个有八个，是拿不出执照的，这样的车，一大卡车一大卡车地运到一个地方，让丢了车的上海人去领。
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千里迢迢，从日本打过来的，是到日本打工挣钱去的朋友，小时候我们在一块儿玩的。她是我们里面最好吃懒做的人，每天晚上八点就上床去，吃瓜子，看电视，在被窝里把热水袋踢得哗哗地响。前两年，她居然咬紧了大牙，去了日本，她说要在这两年里挣足了养老的钱，回上海来一辈子不用上班。
电话里，她说要回家来，新年就要到了，回上海来做一个月人。
又一天，接到一封信，万里迢迢地从美国来，也是个朋友，也说今年要回家来过年，过年时海关忙，她会偷带一个美国蛋糕给我，让我年关那天跟着她家里的人一起去接飞机。
日本的朋友，在酒馆里打工，美国的朋友，在大学的实验室里打工，那样的工好找，因为当地人不爱做。
再一天，在家里拆贺年卡，早早寄卡来的，倒都是平时一个城里住着，却一年也见不得一面的朋友，那卡从信封里一探头，猛然才想起来原来还有这么样人，是个朋友。她在卡边上匆匆地写了几句，那字，是洋买办常用的因为不耐烦写中国字而狂草的字，说：“老板回家Ｘ’mas，有空到你这里chat。”她本来好好坐在机关里，一杯茶，一张报纸，后来说要赶上潮流，跳槽去做洋老板的助理，后来又做Sales。在商城上班，天天把鞋跟在大堂里敲得落珠般的响，是上海新一代的白领呢，现在叫麦琪王。她的老板是哪一国的我不知道，只知道那洋人回家了，朋友可以做一个星期的中国人。
在街上看到一队泥浆滚滚的木头独轮车队昂昂然，在大片红色的出租车队列里过马路，木头轮子吱吱呀呀的声音，奇奇怪怪地在都市急功近利的声音里响。被迫停下来的车子里，人们禁不住乐。而推独轮车的人不笑，他们满脸释然地，推着红花的棉被和商厦大甩卖时买来的短大衣啦，羊毛衫啦，和夏季的裙裤，那是给家里的人带的新年礼物。
年关的时候，果然到机场去接了从西雅图飞过来的那一班机。候机大厅里满地上都是外面踩进来的泥脚印子。出闸的人推着大堆的箱子，伸长了脖子乱找，外面的人都在拼命招手，摇花了里面人的眼。我看到了我的朋友和我的美国蛋糕，被她公然套在一个饼店的袋袋里。她随身带了五口大箱子，里面全是这些年在美国圣诞大减价时买来的美国衣服，回来送亲友。
过年回家，过年回家，大家都是这样。
姜先生家的感恩节大餐
今年感恩节的早上，在昨天黄昏的一阵雪以后，变得很冷。冰似的阳光，在蓝天上像刀一样直切下来，冰凉的大风吹得头上的帽子在地上滚。
姜先生家的窗子前，是一些大树，落了枝的大树，在雪后的大太阳里摇啊摇，开足了暖气的屋子里，满地都是碎碎的阳光。他的家住在一栋殖民式的楼里，走廊里，都是油炸的香气，像是鸡皮上的油在吱吱地响。还有印度人家的煮咖哩气味，犹太人家煮化的糖的气味，到底是一个大节日，家家都做东西吃。楼外的马路上，停满了汽车，那是大家都回自己老家来团圆。就像中国人在老家过春节，除夕夜，从厨房的窗子里望出去，院子里也是停满了自行车。
姜先生在客厅里看电视。看的是从小弟那里借来的芭蕾舞《白毛女》，多少年前录的老带子了，小弟夏天回大陆时从上海舞蹈学校的资料库里借来的，带到了美国，在这里的朋友都来借。轮到姜先生，已是遍地火鸡广告的时候了。姜先生的生意，在这时是最忙的，只在每天的睡前看一小段。从高保真的机器里放出来。那是地主和贫农的故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好几世，那音乐，没有可爱可言，只是它们仍旧声声入耳，像闭着眼睛就能上老家那堆满了杂物的暗楼梯一样。跟着那些画面出现的，是老家的又小又暗的老式的电影院，在上海的长满了法国梧桐树的街道上。是到了美国以后，姜先生才发现，那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式样，在那里，那个多愁善感、发誓要成为艺术家的男孩，看了十多遍《白毛女》。
他大声对在厨房的姜太太说：“那时候怎么会听得进这种音乐，真正作孽。”
“那你现在不是还专门借来看。”大太说。
“人就是这样子的贱。”他说。
节前他为Gap的春装拍广告，片子出来了，他做了样子，靠在电视柜子上不时地看一看。这一季的时尚，短到了肚脐上面，那么酷。
“想想看，我们就因为在大陆长大，就永远都没有穿过，也再穿不上这种衣服了。”一看到照片，他就忍不住这么说。
“好了啦，你说了有五十次了，要么你也穿，要么你想也不要想，不要弄得像抒情诗人一样，”每次太太都这样说。
每次拍完广告，他都可以挑一件衣服留下，他总是挑最贵的，到现在，在他的衣柜里，有四件羊绒大衣，够他穿一辈子，每次他还是拿大衣，因为大衣最贵。
电话响了。
是小弟，小弟不是姜先生的兄弟，而是一个朋友的小名，在纽约五大道的公司里做事，家住在新泽西的一个小镇上。
他打电话来，报告他到坚尼街去买好火锅料了，说：
“曼哈顿的大街上，连鬼都不见，我天天过，今天，一个人没有的时候，突然，你知道怎么的，我不认识路了，看到一只大白鸟，我猜是从哈德逊河上飞过来的，在五大道上走。我都傻了。”
姜先生扬声对在厨房里忙的太太说：“小弟都买好了。”太太说：“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小弟刚跳到另一家公司，老板请他到家里吃大菜，他咬着牙把自己盆子里的东西吞下去，堆着笑，去称赞老板娘的好手艺。那时候，他的家眷还在中部没有过来，从老板家出来，他直接到姜先生家来了，姜先生家，每年一次的火锅大餐，是朋友里的固定节目。一年不见的人，到姜先生家来，就碰上了。桌上，他吃得满头汗了，说：“靠木头一样的火鸡来纪念美国养育了新移民，就是吃忆苦饭的意思啊，”当时举座大笑。
姜先生对着电话说：“西西说，你今年不去巴结老板了？”
小弟说：“人活到了四十多了，今年要巴结自己的肚子。”
姜先生放下电话，对太太说，一定是小弟今年做得不错，用不到巴结了。
姜先生接着看《白毛女》，看到地主向借钱的农民逼债，他突然想，向别人要还自己的钱，这有什么不对呢？
他拿着遥控器，一到他喜欢的地方，就放了慢镜头来看。在他小时候，他差一点就被歌舞剧院挑上，去跳舞。如果去了，也是跳《白毛女》。
太太叫他去做他拿手的素什锦，他一直等到看完了有倒踢紫金冠的那一段，一面说着演员的基本功不行，一面站起来，和着音乐，他也将腿长长地向后踢去，一不小心踢到了沙发脚上，疼得一只脚站在地上跳。
太太依在餐室的门边，恨恨地笑着说：“痛得好。”
姜先生说：“我痛死了，你就真的是举目无亲了呢，哦，你去嫁你那有洋骚臭的老板。”
那是过去的事情了，太太回来说给姜先生，是有一点点女人炫耀的夫妻间的玩笑。洋人看东方女人，常常像是在看精致的木偶，太太为了姜先生，骄傲地拒绝了，可是心里到底有一点不甘，说出来，让人知道自己对一次奇遇的牺牲。
太太尖叫一声扑过来，拧姜先生的耳朵。
他们是小学时候的同桌，小时候，她的记忆里姜先生有一对粉红色的、又大又软的耳朵，她就老想去拧他的耳朵。
楼下有人咚咚地敲敲天花板，那是楼下的犹大人在骂他们动静太响了。
姜先生望着地板说：“敲什么敲，明年我把楼下也买下来，我们做楼中楼，让他滚蛋。”
晚上，来了一客厅的人，都是从前的朋友，朋友又带来了自己的朋友，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一声嘿，就算是认识了。不一会，玻璃上流着的全是火锅的蒸汽。
姜先生和姜太大在厨房里张罗着，为小弟带来的东西装盘子，一盘，一盘，在长长的料理台上一直排到窗台上，他看到对面人家的灯。大家都是移民，这个国家没有本土人，这是个移民的节日，大家在这时可以有一点点共同语言了吧，可是，他想，大家也是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来往，过节有时间了，做自己的家乡食物吃。隔着一道亮着灯的走廊，他听到客厅里充满了上海话，那种柔软而亲昵的声音。
“上次我老板让我到他家过节，那火鸡真不是能吃的东西，我还不敢不吃，真是苦了我。”小弟的声音。
“中国人到底还是中国人。”那是博士的声音。博士是太太大学里的同学，还是他们那一届学生里的入学考第一名，那时是前途无量的人，到美国十年，他自己开了一间十九号公路上的汽车旅馆而已，姜先生记起来，去年博士来的时候说，他的大享受，是在登记处的桌子边上，整天听着外面的落叶声音。博士的声音总是很高，听上去雄辩滔滔，他想不出来，这样子的人，如何像东山魁夷那样宁静。
“犹太人也是犹太人吗，他们过节时候吃的那种齁甜的东西，拿到办公室来分给我们，我要吐。”这是个新人的声音，姜先生听不出来是谁。每年，都有新的人到他家的聚会上来，也有人离开。
他把切好的羊肉片在盘子里码好，这里的羊肉比大陆的真的要好，像草毒一样的鲜红。
“到底是进不了美国的主流社会，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回去说自己有多么成功。可是心里都明白，开一个晚会，美国人和美国人在一起，他们对你笑，你也对他们笑，可是你和他们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不这么想。什么是主流社会？你可以和美国人挣一样多的钱，住一样的房子，买一样的车子，你今天失了业，明天可以找得到工作，你被这个社会需要，这就是进入了主流的社会。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人有话说。”
姜先生想起来了，那是小弟带来的他的老同学，在一个不出名的小学院里当教授。
“主流社会的意思，是你参与社会，大多数人的想法和利益，是你的想法和利益，你在乎大家的想法，大家也在乎你的。”
“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地方，不要要求太高好不好。”
他听着里面的声音，突然想，在美国的暗夜里，他的响满了上海话的、亮着灯的、温暖的客厅，真像是大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