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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以前说起这事，大家都眼睛亮亮的。
幼儿园时代的《梦见毛主席》、小学时代的《生产队忆苦歌》、中学时代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大学时代的《甜蜜蜜》、以后的《茉莉花》、《昨天再来》还有《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以及《狮子王》。一支一支说着唱着，大家都发现原来那些歌，从来没有真正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过，它们只是睡着了，现在，它们一个个从自己没有发现的地方站了起来，带着一些个人的历史烟尘滚滚而来。
要有一些解说词说出上海女子放进了履历表里的歌曲和它的时代，那都是大时代，一个接一个地来，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可是它们也造就了平凡女子的生活。
要有一盏小小的台灯，一张小小的桌子，一个人说点什么，一些人唱着。虽然是平凡女子的生活，可这也是一份生活，里面也有一些话想要说出来。
还要用一个幻灯机，把大家贡献出来的小时候的底片打出幻灯来。
那样做，是为了自己还是为别人？
上海的狐步舞
上海舞厅的基本情况（摘自上海档案馆资料）：
甲·租界时代：跳舞原为西洋人风俗，他们认为跳舞是一种正当高尚的娱乐，除了须领执照外，无其他限制，亦无任何捐税。
乙·敌伪时代：这个时期的舞厅，特别繁荣，其原因由于上海人口畸形增加，伪政府的腐败，投机的盛行，一般市民在生活上糜烂，莫不以舞厅作为交际场所，此乃舞厅行业的黄金时代而失去了真正高尚的意义。
丙·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市民满以为敌伪打倒，祖国重光，从此可以过太平幸福日子，而舞厅商人也以为可能重复过去的自由经营，不料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情形更坏，制服军人、地痞流氓，在舞厅打架，吃白茶，勒索敲诈，日有数起。闹得商人实在无法安心营业，苛捐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反动派军事失利，前线紧张的时候再加上禁舞未成，冠以“寓梦于征”名义，在各种捐税以外又加征百分之一的兵役捐，使舞厅遭遇到空前的磨折。
丁·解放以来，由于舞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不健康性的、脱离社会客观发展现实的行业，因此受到限制，而且经过了各项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群众的思想认识的提高，生活上的俭朴，加上大家都正在以百倍劳动热情进行社会大规模的建设，于是舞厅里的消费力量大为减低，差不多家家都是亏损。在今天舞厅商人的思想中，也希望早日能结束这个行业，所主要而无法解决于行业的不景气，颇多拆账。
一九五三年，具有规模而备有一定条件者，有的业已转业，或将转业，如目前的“仙乐”，意要在毋须巨款投资装修基础下，转业为书场。但市文化局，因须全面性地掌握各种文娱事业，对其申请尚考虑中，并未批准。而一般中小舞厅，颇多的，负债超过资产，转业，条件不够，歇业，职工问题无法解决，而自认为只有“饮鸩止渴”硬挺下去，一直拖到不能再拖时候为止，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倚赖思想，被动地等待着政府的取缔。而在舞厅资方的思想中，舞厅业没有前途，决不是新奇的事儿，他们都认识到，已很久了，从谈话中，经常听到，他们正为这个负担而积虑，把舞厅看成一个无法摆脱掉的历史包袱。
上海舞厅从业人数亦年年减少，一九五○年有一千五百三十一人，一九五一年一千三百零九人，而一九五二年至九百八十二人，至一九五三年时仅存五百五十人。
有一次去朋友开的一家小画廊，那一年，艺术市场上正好在时髦乡土热，画廊里挂着的画，大都是乡俗的题材，也有一些没落的年轻女子，穿着绸缎的大襟衣服，在画上把着一张纸团扇。
这时，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小小的油画，简简单单地画着一盏用报纸遮了光的灯，电灯的光亮把那张报纸都烤黄了，灯下，是一对相拥起舞的人，男子把灯下模糊的脸靠在女子的头发上，女子有一个穿着肥大上衣的背影，她梳着笔直的短发。灯下的一切，昏黄，简单，而且模糊，从画里都能看到当时的电力不足，电灯光是发了红的。画的视角很小，好像是从老式房门上的钥匙孔里看到的情形。
画的是七十年代末期上海的生活吧。
冬天无风的夜里，马路上又黑又冷，九点以后就看不到什么行人了，很潮湿，有雾，路灯远看上去一团一团的，像梵高画上的星星。天那么阴冷，室内没有暖气，所以家家都紧紧关着门窗。上海的住房那么紧张，所以常常一家人都挤在一间屋里，玻璃窗上流着一条条水蒸气。是那时的上海。
暗夜里走在街道上，看到从前半殖民地时代留下来的洋房，那曲卷而上的西班牙石柱，那英国式的长长扁扁的烟囱，那门楣上巴洛克式的浮雕，夜色掩去了它们失修的老旧与局促，显现出它们那异国的美，和被小心抹杀去的历史的神秘，是那时的上海。
有人急急从路上走过，敲门，笃笃笃，声音在长长的弄堂里传出好远。
门开了，楼梯很黑，有黄芽菜炖小排骨汤的气味，那是冬天晚上常常吃的家常菜。
走进房间去，里面拉严了窗帘，遮暗了灯，贴着墙放了一些椅子，椅子上坐着人，椅子背上搭着外衣，女孩子们穿了毛衣的样子，因为在外面看不到女孩子那样紧勒的线条，所以她们此刻看上去有骇俗的美。她们自己知道这一点，所以眼睛和牙齿，在发红的灯光下像猫一样亮。
因为事先把大床拆了，为大家空出地方来；所以房间一下子变得有点陌生。
五斗柜上放着老式的唱机，和一大叠密纹唱片，用牛皮纸做的套封。
常常有人带来刚刚时兴的日本立体声录音机，三洋牌的，一面一个大黑喇叭，像乡下女人涂在大宽脸上的胭脂粉。里面放着邓丽君的歌，那时候人的耳朵还没有适应这么柔软的声音，听得人会发愣。常常也有朋友带了自己可靠的朋友来参加，有人带来了设法转录来的英文歌，要是谁能为大家翻译歌词大意，就一定会有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男孩子在那一刻爱上能听懂英文歌词的人，许多七十年代未的爱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许多后来学习英文的人，也就是从一次家庭舞会的一首英文歌开始的。
回头一望，才发现黑灯瞎火的时代，也有着它自己的那一份默默的浪漫情怀。
“画的是上海啊。”我对我朋友说。
他说：“是啊，开家庭舞会的那时候。”
一支曲子响起来的时候，舞伴在下面算好了，是三拍子还是四拍子，然后才起身，走到屋子中央，有一点害羞的，开始跳起来。没什么人真正是跳得好的，很容易看出那些新手，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觉得它们那么大，像是鸭子的。畏首缩脑的，像是鸡吃米。一支曲子没有跳完，两个人相握的那只手里，汗已经融和在一起了。
当然也有人是天生的傻大胆，在音乐里走大步子，像军训时候练过的正步走。”隆重地抱着他的舞伴，像军乐队里的司鼓抱着他的鼓。
还有女伴比男伴跳得好的，恨不得带着男伴走，不一会儿就乱了步子，于是他们一边跟着韵一边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男伴常常也不会送女伴回自己的座位，一曲终了，两个人马上松了手，男伴就走了，女伴跟在他的身后，彼此像不认识了一样。而且大家就是学习了怎么跟着音乐跳舞，却常常没有学怎么跳渐渐慢下来的舞曲结束部分，到曲子变慢下来，就有人停下来，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尴尬，除了没受到良好社交教养的粗鲁以外，还有一种罗密欧时代的害羞，不能无端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着一个女子不放。
那时的冬天常常穿家织的毛线裤过冬，到了室内，顶多把外衣脱了，就显得下身比上身要胖许多，腰身那里出奇的细。
没有大裙子，没有黑色的礼服，没有邀舞的鞠躬。
大概从一八四三年交谊舞传到上海以后，这是最不符合规矩的时代了，当年是在江边的礼查饭店，现在到了一间地板吱吱响的卧室里。可并不能让大家泄气。调低了的音乐是那么美好，随着音乐与一个异性在一起晃动身体是那么让人心醉，华尔兹让人想到了浪漫，狐步舞让人想到遥远的花花世界，老人们常常以一种拥有的自豪怜惜地望着我们，说：“你们是再也看不到那样繁华的上海了，你们现在成了乡下人。”而老天有眼，我们还没有老，又能跳从前的舞了，虽然是穿着家织的毛裤在跳华尔兹。
渐渐的，头顶上传来了一种焦味，那是灯泡把紧贴着它的报纸烤焦了，于是，主人爬上去，换一张新报纸，怕失火。那时我们喜欢不要在太亮的灯光下跳舞，一些是因为情调，另一些是因为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
我童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做过舞女的女子，她小小的个子，梳着长波浪，有巨大的屁股，走起路来摇摆有致。童年时我交过一些受到冲击的成年人，她就是里面的一个。从他们那里我学到许多东西并得到宠爱，让我懂得怎么和上一代人说话。我喜欢听她说她早先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她坐在底楼刷得发白的地板上，抽着劣质香烟，样子非常阿飞，那种带着些背景的妖娆真的迷着了一张白纸的小姑娘，只有当她为什么事破口大骂的时候，我才在她的脸上看到红尘。
后来，我去找她学习跳舞。她教了我狐步舞。在音乐里。她的身体突然迷人地软了起来，她侧着脸，扬起下巴，说：“这样，看着你的舞伴靠你这一边的耳朵，不要脸对着脸看，只看他的耳朵。”她只有一间屋，在小圆桌上铺着烫平的花布桌布，床上罩着条子泡泡纱的自制床罩，天光暗淡，穿衣镜变了形，使她的人影像一个大梨。她半环着手臂跳舞，抱着假想中的舞伴，真的是妖娆，她迈出的小步子，也真的是缠绵。我觉出了狐步舞里灯红酒绿的那种奢迷和一点点的色情。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看的狐步舞。
我们这一代人可跳不来这么好看的狐步舞。我们是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巴黎已经成了偷偷流传的野史。外滩的夜晚黑成了一团，银制的刀又在旧货店的角落里堆着，一角五分钱一把，犹太大富翁的大理石宫殿的草坪上竖立着短发的刘胡兰像，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我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清教徒，从诅咒里知道有一个花花世界。在我们跳狐步舞的时候，眼前滑过的，是一些幻想，一点点的奢迷，到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照亮了红缎子的贵妃榻为止，一点点的色情，到黑色长裙背后的一大块雪肌被一只手轻拢着为止，我们在音乐里屏住呼吸想到它们，像在钥匙孔里偷看。
就是那张画里从朦胧的黄色的边缘表现出来的东西。
画画的人是我不认识的，当时在上海的万家灯火里，谁能知道有多少家的窗帘后，在开家庭舞会。刚刚松了绑的上海，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动，悄悄的家庭舞会有时会被警察袭击，报纸上把它叫做“黑灯舞会”，非法，是流氓行为的一种，阿飞。我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老实，可许多年以后，渐渐听到我们那一代当时度过青春的人，都多少有同样的经历。
这画让我们回忆起那些寒冷漆黑的晚上的音乐，那些再也没握过了的洇着热汗的男孩子的左手。还有我的大学里的食堂舞会，在丽娃河边上的红顶平房里，因为食堂的地面不光滑，学生会的同学在上面撒了一层从食堂大灶上拿来的细盐，我在大学里的第一支狐步舞，是在细盐的沙沙声里跳起来的。我是第一届考进大学去的学生，许多人对我们这一届学生说，将来我们的前途无量。于是很容易就做了梦，从食堂的玻璃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文科楼的罗马式大柱子，在暗夜的夹竹桃阴影里隐现。那是从前大夏大学旧址，我想象了一些从前风花雪月的大学生活。
后来，我路过的时候，就进画廊去看一看那幅画，它被挂在那里出售，像一个清纯的乡下姑娘独坐在荐头店里，等着人将她雇回家去，画廊主要的生意都是与台湾人和韩国人做的，他们要小幅的风景和异国情调的女子回家装饰墙面，他们看不懂这小小的黄色的油画。就像大陆以外的人，没在七十年代未度过青春的人不会懂为什么要喜欢邓丽君的歌一样。说起来，那可真是个上海少有的纯真年代。
“我来看看它。”我对朋友说。
“我也不急着卖出去。”他说，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
我们一齐经历了穿毛衣跳舞的时代，又经历了穿呢子长八片裙和老式西装跳舞的时代，再经历了穿尼龙无跟袜和高跟鞋、用古龙水、去顶楼旋转咖啡座跳舞的时代，上海真正的又灯红酒绿起来，有时真的可以看到妖娆的女子了，欧洲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当月就可以在上海音乐电台里听到了，可是，没听说有人再在家里开一个家庭舞会。
不是不被允许，而是没人再愿意跳狐步舞了。现在人的娱乐是唱歌，跳迪斯科，打牌，泡酒吧，吃饭，看半裸的俄国姑娘，听夜总会里什么话都敢说出口来的歌女献唱，加班挣钱，谈生意，上网，看盗版法国电影光盘。大家都在忙，上海彻夜灯火通明，又是一个不夜城了，连午夜的石门路，都会塞车。这不是一个奢迷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空想的时代，卷起袖子来，速战速决吧。
有一个周未，有人请我去他家，说有一个舞会，老朋友在一起吃吃茶，跳跳舞，刚听到时惊喜他说好啊，好久没有跳舞了呢，可是那天终于是没有去，想到整整一个下午跳舞，觉得会累，也会无聊。
因为现在不会在一段舞曲里开无轨电车。红缎子的贵妃榻可以买来放在小客厅里，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倚在上面看书，将它放在那里，就像一个证明那样。证明在我们年轻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多么奢侈的时代，有过多么闲适的情怀和旖旎的心思。那个时代，在发红的暗淡灯光下，风情万种地独自跳着狐步舞。
后来有一天，我去画廊，发现那幅画没有了。被人买走了。
我的朋友看着我说：“你看，我还是个商人。”
“那个人是谁呀？”我问。
朋友说是一个在美国定居了的上海人，和我们差不多年龄，可他早早地谢了顶，想想，要是一片树叶子，落到地上，想要长成一棵大树，那有多少的不容易！那人说回去没有带什么东西，所以不用把已经绷好的画框拆下来，他能连框子一起带回去，他说，那黄黄的小油画，有着俄国画派的技法，是他找不到、留不住也忘不了的上海。
白皮时代的往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开过一个会，主题是译文与上海青年作家之间的关系，那天我边上的女作家穿了一双深绿色平跟凉皮鞋。会上的男作家发言踊跃，大都说到自己受到译文的极大影响，说到比起中国古典文学来，更认同翻译作品的感情、句式和那些由翻译家根据外文创造出来的词。会上的女作家相对地沉默，那双绿色的漂亮鞋子默默相叠，又放平，将平跟没到地毯里面，它的尖头像起飞时的747一样，斜斜地伸向前面的圈椅底下。那张椅子上坐着瞿世镜，重病之后犹有病容，他是伍尔芙专家。
八十年代疯狂阅读重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人，还没开始写作，外国文学作品像奶粉，中国翻译家是奶瓶，我们在喝。淮海路新华书店外面，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简陋的木头门里白炽灯放着淡灰色的光，灯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书，简朴而庄重，就像那时的人心。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
那天我想到了在此以前，当淮海路书店的书架上一片红色，人们不能通过书店买到浩然式读物以外的文艺书时，我还看到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淡黄色封皮，黑字，或者蓝色灰色的封皮，黑字，因为没有封面的装帧设计，所以被称为白皮书。也有人称它们为黄皮书。《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爱情故事》，还有摘译丛书以及《世界史》。总是在紧急而紧张的气氛下读到这些书，那时我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在哥哥看完以后抓紧时间看上一遍，常常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在我看书是快的，像安徽饥民吃粥一样。
有一次问哥哥在看什么书，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说，我要知道你在看什么书。他还是问：“你到底要什么。”我以为他是在装聋，再问，他终于大吼着说：“书的名字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等他晚上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