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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摘译丛书，叫《苏修短篇小说选》，什么时候看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总是在“四人帮”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书里有一篇小说，写了两个兄弟，总是被人欺负，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中的一个被人打了，另一个追上打人的壮汉，要打还他，可那孩子不是壮汉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打倒在地上了。那人向前走了不久，孩子从地上爬起来又追上去，再打，再被打倒在地。反复了几次，孩子已经伤痕遍体，比自己的兄弟伤得重多了，可他还是一次次追上去，再打。后来一直追到那人的家里，那个人最后跪下来求他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后来，那孩子打上了壮汉几下，也没能怎么样，但孩子心里的那种怒火一下子就没有了，他们就走开了。
我当时非常震动，这种对人物内心复杂性的描写，在中国小说里非常少，几乎没有到达这样的精确和有力。后来我又看到了一些文艺摘译，当时是期刊，那里面作品的心理描写总是给我许多启发。
我想，在八十年代以后，在读到大量的西方心理学和现代哲学时，会很快接受，像弗洛依德的心理学，是白皮书时代打下的基础。
孙甘露：作家
我没有印象了，那时我应该是十二、十三岁的样子，我想我是看到过它们的，因为我对书名有模糊的印象，大概是在朋友家看到过，或者翻过。可是我完全不记得它们是些什么样的故事了。也许因为时间太急，那时候问别人借书看，是以天来记的，总是一晚上还，或者一天就还，大概是怕别人不还，还有就是怕传来传去惹出事情来。
我还记得那些书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出现在朋友中间的，不是公开出版物，后面打着“内部发行”的小字，让人觉得好像这些东西来路不明。
那个年龄我读的是自己家里留下来的书，中国古典文学，诗词什么的。要是我看到过它们，也好像是在一间屋子里看到一扇窗子，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一些什么，我瞥了一眼，就算了。也许它们对我精神的成长会有什么影响，可我看不到那种戏剧化的巨变，要是有，也是在不知不觉中。
那个时代，我有印象的是在提篮桥的小书店里买到一本康德的《宇宙论》。我喜欢这本书，可这不证明我懂得它，可能现在我也没有懂得它，别说那时候是个孩子。我常常会在房间里大声读它，是朗读，它听上去很好听。
而我最热衷读的，是当时的电影广告，报屁股上的，现在我对它们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些书，是我喜欢而且记得的，《人，岁月，生活》，《近于无透明的蓝色》，可我不能确定是白皮书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初，它们已经被混在一起。
荣如德：翻译家
我是三四年出生的，是靠稿费生活的翻译者。老实说，到六六年以后，就没打算再干老本行了，当时觉得等发疯的运动过去以后，随便干什么，能干什么干什么就可以了。
我参加了《多雪的冬天》的翻译，我记得那是白皮书里的第一本。但实际上这种内部发行的书在反修时代就有了。在六四年的时候我翻译了《军人不是天生的》，那时也是内部发行的，那时也是要快，也是大家一起翻译的。当时的纸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
《多雪的冬天》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本。当时还没有成立翻译连，大家都在地里干活。工宣队抽了五六个人，翻译这本书。当时他们选择的标准，一是不是敌我矛盾的人，二当然也要是做过一些翻译工作的。当时不用整天下地劳动，好像又做上面交下来的事，在干校里的地位就有点特别。在那种集中营一样的地方，任何微小的不同都会引起一些波澜，人们的眼光不那么友好，那时在囚犯一样的生活中，人们的内心很不光明，这是一定的，只是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那种围绕着你的气氛。但我是可以感到的。
可我本人，从来没有感到过翻译白皮书就是时来运转，我们是机器而已，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没有我们选择的自由，包括不想干的自由。你敢说你不想干吗？我们翻译完《多雪的冬天》，就解散了，大家重新回去劳动。我们翻译的书只是在我们面前扬一扬，然后又带走，连我们都不可以有，我们对自己的地位十分清楚。恐怕没有人会想入非非。
后来就成立了翻译连。那时我没有回去翻译小说，而是开始翻译历史。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人翻译历史书，上海分配到的是非洲历史，我翻译的是十六到十九世纪的西苏旦史。不过有时他们也会来找我问问，在他们翻译《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的时候，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翻译了科契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对这个作家算是比较熟悉。当时他们一个人分到的都是没头没尾的几章，翻译起来很不顺手。
后来我翻译了《爱情故事》。那是“文革”中上海第一本翻译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也是只有很短的时间，就送走了。我只知道是上面要，为什么要，谁要，我不知道。他们说要我们翻译大毒草，可是毒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还去问了王老师，他告诉我是尼克松向美国青年推荐的。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这是我永远要记住的教训。不管这是不是我想要译的书，可是我做的，就要做好。
七二年我为了非洲史的事到北京出差，回来的时候，干校的翻译连被搬到上海的一家出版社里。所以我走的时候还是从干校走的，可回来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家，不用再去干校了。这件事在干校里震动很大，这意味着我们这个翻译连的人，每天可以回家，可以见到家里人，是生活在一个私人空间里了，这了不得。从集中营里出来了。因为从此我就没回干校，所以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怎么做的，我都不知道了。
老实说，做不做自己的本行，在当时并不重要，我也不能说翻译白皮书就是做回了自己的本行。我有太强的机器感。而从此可以离开干校，这是好事。
高志仁：综合文艺节目监制人
现在我家里还留着许多白皮书，包括《爱情故事》的大字本，就是给毛他们看的那种版本。当时我在市委写作组，他们翻译组的书，出一本就送给我们一本，所以我有一套全的。
当时的白皮书，主要是苏联的，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要了解苏修的社会状况，还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需要。当时那些书好像印得并不多，《落角》印了五万册，现在看起来是大数字了，可当时的书，哪个印起来不是十几万册一印的呢。
当时在上海图书馆负责翻译组的是一个我们叫他王老师的人。他们负责选书，参加的人很多，社会科学院，大学，都有专家在做。能够用的人当时都用了，戴厚英在负责联系《文艺摘译》。当时他们出了许多书，像康德的《宇宙论》也是那时候出版发行的，那还不是白皮书，是正式发行，在书店里的书。当时对这些书的选择，有些是上面定下来的，比如说毛要看，毛推荐给谁看了，可有些是他们按照精神自己选择翻译的，并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翻译计划。
说起来读书，我是在那时读了大量的文学著作。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军队复员，当时我从军事院校毕业，遇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我们下放到连队里去了，我在那里看《红楼梦》，被连长在全连大会上批了一通。后来回到上海，被召进了写作组，那时外面看不到书，写作组里有所有文学名著，我天天读书，而且是系统地读书，然后马上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专家讨论，当然我们总是要加上一些帽子，比如说到人性论，总是要说资产阶级人性论。当然也看白皮书，而那些书，是为了了解苏联状况而看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没有书看的时代。我所有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阅读，都是那时完成的。那时我还找到一个地方，里面堆着不知道多少书，我和管钥匙的阿姨很友好，所以常问她要了钥匙进去看书。真的什么书都有，什么书都看过了。第二次大的阅读是写作组解散以后，我在出版社资料室里呆了八年，又把新学科的书看遍。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记录了十一个与白皮书时代有关的人的读书生活，它已经与当时的初衷相去甚远。我决定不再寻找第十二个人，我很相信那第十二个人的回忆或许是一个崭新的方面，白皮书时代的往事中包含着许多没有打开的盒子，许多无名氏。这里的故事和人，离完整还有距离。访问完最后一个人的那个晚上，无风，温暖，潮湿，许多人在灯光和薄薄的夜雾里在淮海路上散步，地上的水洼在灯里闪光，这是典型的上海式的冬夜：不那么像冬夜。
写下这句话预备结束的时候，我想起了《人世间》里的那个小段，关于阳光下的泥土的描写，它没有直接写到州委书记的心情，而去写泥土的气味。
上海平安夜
平安夜的傍晚，希尔顿酒店的顶上放着一棵由灯缀成的、大大的圣诞树，在二楼有一个狂欢的晚会，参加这个自助餐会，要花很多钱，所以，去参加的人，是那一年忙生意来不及回家的外国人，吹过西风的新白领，翻身做了主人的本地生意人和要浪漫的热恋情人。有人在那里唱圣诞歌，听的人，脸上带着像听贝多芬一样的敬畏。
东方人扮的鲁道夫，在白色的大胡子里冲人笑，上海人原本不习惯对不认识的人笑的，被红色的鲁道夫一笑，行人就有一点呆，脸上带着窘迫与兴奋并重的神情，还有一种不得其所的自嘲，那神情像是说：“弄得像真的一样。”
大大小小的酒家，餐馆，小咖啡店，全部挂出大红纸的“欢庆圣诞”的招牌，推出这一年又涨了价的圣诞烛光抽奖大餐，有的店不烤火鸡，因为没一个说火鸡好吃，都说像木头渣子，有的店里锐意创新，推出了烤鸭和四川火锅，还有南方来的生猛海鲜。
街角的小店里面，迎风猎猎飞舞的，是套在塑料纸里面的圣诞卡片，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从台湾和香港过来的卡，卖很好的价钱。而从前上海风行圣诞卡的时候，台湾还是又穷又破的海中小岛，而香港也是个在热热的阳光里弥漫着鱼腥味的小地方。不过这些沧海桑田，都是听说的，听上海的老人们，说着老式的上海话：“从前的上海，叫做东方的巴黎呢。”还带着不争的不服气。可是新的一代人，就是一交跌进台湾卡里不出来。
晚上的新闻主持人会报告，邮局被年轻人大大小小、香的和不香的、有音乐和没有音乐的卡淹没了，教育学家就呼吁，不要乱用父母的钱。
而年轻一代是不管的。那是个年轻人的节日，骑了自行车，在后座上带着打扮一新的同学飞车而过的，是那些学生们，后座上的女孩子，风雪无阻地穿了短裙子，冻青了双腿去参加聚会。街上走着的也是他们，男生穿着犹犹豫豫的西服，女生画了迟迟疑疑的眼圈，拎着大蛋糕、鲜花和蜡烛，像一些鲜奶蛋糕一样轻盈而柔软地走过去了，去什么借来的地方开他们的聚会。
而我这一辈人在中学的时候，不知道上海也有圣诞节可以过。第一次看到它，是八十年代初，和同学一起去看中山公园里办的一个圣诞卡展览。那是一个私人的收集品的展览，那时候中国刚从红海洋里逃离不久，圣诞节是个遥远而感伤的字眼，与西方生活方式有关。那个冬天，在又小又安静的展室里，灯光照亮了那些多年积存起来的卡，不知道它们是怎样逃开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烈火的。
展览的主人是一个老人，是他教会我和我的同学，在平安夜的那天，大家见面应该说Merry Christmas，而不是Happy Christmas。他说的是那种殖民时代的英文，陌生而不流畅的。那老人的脸上有种肚子里一本明账的神情，你不问，他不说。你若是问，他能把从前上海的传奇和风光，说得像真的一样，好像这五十年他不干别的，日日都生活在回忆里。
中山公园那天光暗淡的展室里，有上海冬天惯常的阴湿寒冷，还有那些卡，被灯光焙烘出来的纸上淡淡的霉味。
在平安夜的半夜，徐家汇的天主堂和淮海路的基督堂，都有圣诞的礼拜。天主堂里唱着长夜不总的赞美诗。基督堂里比高峰时期的公共汽车还要挤。一个男孩子，被左面的女孩当单杠般攀着，右边一个男孩像跳马一样撑着，听人唱“小城伯利恒”。
捱到听牧师说“兄弟姐妹”，那男孩对左面的人说“这位姐妹”，又对右面的人说“这位兄弟”，然后指指自己：“此地的兄弟被你们撑得吃不消了。”
四周的人，都哗地笑了开来。
平安夜的十二点，上海雾湿的冬夜，街上有人兴意阑珊地骑着自行车过，一边唱着“Sleep in heavenly peace．”咬词之准，令人惊叹。
张可女士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目里，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怀宣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的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金桂飘香的中国式大园子，现在到深秋桂花谢尽的深夜，要是你骑车路过桂林公园，能在深夜空中飘荡的夜气里闻到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桂花的甜香。
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一个上海作家，走过湖南路上一个旧日西班牙式的小修道院的老房子时，曾说到了自己一直以来对自己前世的一种感应，她总是觉得自己的前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上海小姐，穿着那个时代的旗袍，她的男友是新近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吃饭时把背挺得笔直，穿着花呢子的西服，可是她非常意外地死了，转世生活在现在的上海，可是她对现在八十岁的、早年去英国留学的老先生，有着莫名的好感与亲爱。
还有新闸路上的都城大排档，第一个在本帮菜馆装璜时挂出了包括上海十大名妓的旧照片在内的旧上海影像，并以此获得了一项上海装璜业设计大奖。
还有茂名路上的1931’S咖啡馆，日夜缠绵地在店堂里响着周璇颤颤的细小歌声。去的年轻人都说，这里的玻璃门一关，时光就倒转了六十余年。里面只是一个一开间的小地方，却引来了海内外许多华人电视采访小组的注意和访问，成为现在上海的一处景点。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这个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一个在清华园受西式教育长大、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十八岁时成为上海地下党的青年，在上海遇到一个出生在开明富裕的书香世家、祖上在北洋政府任职、非常美丽的、十六岁就考进上海暨南大学、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学习英国文学的女孩子。
那个壮怀激烈的湖北籍青年，放弃了在清华大学做教授的父亲为自己设计的留洋计划，在上海参加学生救亡运动。继而带着基督教终生的影响投身中国解放事业，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出入上海文化界的革命者，就是王元化。他在那个年代，写下了许多关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论文，写小说，并负责了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组织工作，是一个总是有火热的正直与奔突的才情的人。那时的王元化，左倾而且激进，虽然他不能改变自小养成的轻声吃饭的习惯，可他常常穿的裤子像卓别林，他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满涛，则每次把家里烫好的衣裤用手揉皱再穿。
那个完美无缺的苏州籍女孩，那个在兄长满涛和他的革命者朋友影响下，在锦衣玉食的自由家庭的包容下，十八岁就参加上海地下党，同年指明自己是一个“温情主义者”的一九三八年的共产党员，就是张可。她在那个年代，翻译奥尼尔的作品，参加了《家》的演出，她演了《早点前》的罗兰夫人，也演了梅表姐，那时她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女孩子，仁慈而智慧，正直而绝尘，被许多青年追求。直到半个多世纪过去，她年轻时代的照片偶然被两个华东师大的博士生看见，那两个青年蹲在导师王元化打开的书橱前，感慨照片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