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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要罪状。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去世。从前他是一个玩遍上海所有高尚时髦的人，他曾经推动他美丽的妹妹们一定要去学英国式骑马，大家都去学了，就是她不去，因为她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学习骑马，而且也太贵了。可是他说，因为这是上海上层社会里年轻人的时髦，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所以她必须去学，所有的费用由他来付。
于是她就去学骑马了，她也喜欢它，因为对她来说，这是个很好的运动。
也许因为她和非常在意自己的上层社会身份的哥哥不同，她从小习惯于华美的生活，可从来没有把它当成生命，她并没有蔑视她的生活，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是一个被逼着天天在家弹琴的美丽小姐，看轻了生来就有的那一切，更没有穷孩子的那种发誓要过上奢侈好日子的野心，所以她也可以去挖腥臭的河泥。拿走了她的奢华生活，并不算拿走她全部的生活。
照片上她的姐姐，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她们两姐妹是全家最后留在大陆的两个人。她们一同在中西女中学习，她的姐姐嫁给了有钱的小儿科医生，在家里做太太。她在中西女中毕业以后，也有了一个未婚夫，他也是世家子弟，可是她不爱他，她退了婚，后来嫁给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清华的学生，他没有什么钱，也不会挣钱，但是可爱。在嫁给他以后，她就决定自己也出去工作。于是她与她的姐姐们开始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她开着自己的自备车，成为上海滩上极少数广告人，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找广告，拿高额佣金，做职业妇女，而她们留在家里做太太，在宜人的下午去咖啡馆喝荷兰水，会朋友，逛大百货店。
那时，许多晚上一起在法国总会的派对上碰头的阔朋友说：“你看你落到了出来抛头露面的地步。”神态是多有同情，或者讥笑。而她觉得很好，因为她从来就不要靠别人，想要靠自己生活。直到现在，外国记者来采访，回去写了报道说她如今生活靠国外亲友接济，这句话惹得她勃然大怒，她说自己的一生都不吃白食，这是她的光荣和骄傲。
她的思想，常常让人想到那些出自豪门、投身革命的女学生们，可是她说大概是因为从小丰衣足食，心高气傲，才有了对自己的信任与尊重。有一天有人拿走了她的房子、车子和钱，可她在心里仍旧有自信。但她仅仅是一个不那么守富家常规的小姐，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使命感，也没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爱美，爱漂亮东西，直到现在，去看望她的人。常常买了外国的点心和巧克力送她，瑞士巧克力是她到现在为止喜欢的甜品。
她活下来了，而且还保持了自己的习惯，只是现在她吃蛋糕的叉子不那么配套，她用来配上白发的冰蓝色的毛衣襟上有安徽保姆没有洗净的污迹；她自己去菜场买菜，在那里有一个老人总是跟着她，有一天对她说，能不能请她到自己家里去坐一会，他喜欢她。而她气愤地红了脸，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人，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话？”在她和你说话的时候，说到什么有趣的事，她会扬起手来轻轻打你的手臂一下，非常爱娇。
去看望她的人觉得她是个奇迹，而她却坦然解释：
“我只是不觉得真的有那么苦，既然你不得不要过这样的日子，那么就把它接受下来。那时候，大家都一样的苦，别人能这样生活，我也可以。”她的确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富家小姐，经历了这样的一生，在八十岁的时候，仍旧说不出很哲学的话来。
许多像她一样背景的人，后来都离开上海去国外了，她的孩子也去了国外，她六次去美国，大家都觉得她再也不会回这里来了，她甚至到现在都不能用中文阅读，她的英文始终比中文要好许多，她那样的背景，那样的遭遇，不会回来了。
可是她每次都又回到了上海。
“为什么呢？”人人都这么问。
她说是因为她从来在国外就没有钱，上海是她的家。真正没有钱的日子，六块钱也可以过下来，可在外国，没有钱就不能活。在中国，她用的每一分钱就是自己劳动得来的，而到国外，她没有钱。她是有许多亲人在国外，包括当年用二十四元钱养大的儿子，可是她不要用别人的钱，这是她一生的准则，什么都不能破坏。
我劝过她写回忆录，她说在我以前，已经有许多人劝过她了，在美国，平时闲得无事，她也写过一些东西，可是一旦真正安静地坐下来了，心里会有许多东西涌出来，她不知道先写什么是好的。鼓励她写作的儿子说，就把那些涌出来的东西写下来吧。于是她就写了。后来，她决定要放弃。因为她发现她写下的那些东西全是抱怨，而她，不喜欢抱怨。
有一次，我在她家里一直到天暗下来，她拉开遮阳的窗帘，窗外一片绿色，大树在潮湿的春天空气里抽出了新芽，她拉着窗帘的一角，说：“我很喜欢窗外的景色，多么绿啊。”
这是真的，从窗外一直涌进来新叶的芳香。
桌子上放着一个法国女人从家里带来的巧克力蛋糕，特意为她烤的，很香。我们坐在窗子前，上海春天的黄昏很短，可很清凉宜人，她告诉我她直到二十岁，才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郭婉莹，是随了作家谢婉莹的名字。这个中国名字对她来说一直没有当真正的名字用过，她出生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叫Daisy，是一种单叶的雏菊，常常开在春天的草丛里。她说着拿了一个小镜框来给我看，那是一幅小小的油画，在暗暗的底色上，雏菊单纯地开着白花。
王家妹妹
在晚会上，意大利红酒把她圆圆的脸激红了，她的圆眼睛在厚厚的黑发里面闪光。她是活跃的，不知道她从哪里认识了那么多在上海的外国人，各个国家的人都有，每个认识的人与她碰一次杯，她就喝得不少。和人碰杯的时候，她手上的一大串西藏来的银手镯丁冬有声地向手肘退了下去，那些饰物是奇异而粗糙的。
一个刚刚演奏完的德国人靠在钢琴边和人说着什么，白色的手指长长地绕在玻璃杯子细长的脚上，像握着一枝红色盛开的玫瑰。他的眼睛在琴上的烛光里，变成了深深的蓝色，他的侧影像一个一晃而过的梦境，在我和她的眼前突然出现。
她放下酒杯。望着他。
她拿出小小的照相机，对着客厅外面那个宽大的门廊，那里烛光闪闪烁烁。可是她好久都不曾下手，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她从那里面看着那个正和人说话的钢琴家。
当地侧过脸来，她的脸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酒窝，说：“我喜欢他。”
“去和他说话。”我鼓励她。
“行吗？”她望着我，犹疑而兴奋地问。
她是一个画家的女儿，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一个木偶演员，在《白雪公主》里演呼吸道过敏的小矮人，响亮地打喷嚏，响亮地咳嗽，在王子把白雪公主吻醒的时候。她发出一声由衷的惊叹。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从乡下上大学学画的男孩子，那是她的初恋，但是当她母亲第一次看到她的男朋友，就开始殊死反对，直到把她从家里打出来，她找到妇联，从妇联开了证明，才和她的男朋友结婚。因为她爱他，他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经历，有时候也是一种魅力。还有来自家庭的反对，她认为母亲非常俗气，这是她不能同意的。
她那时什么也没有要，走出了自己的家，跟丈夫住在音乐学院的学生宿舍里，有学声乐的学生在公共盥洗室里一边洗衣服，一边大声唱意大利歌剧，她觉得很好。
丈夫只身到荷兰去学绘画，很快地，为了留在荷兰变了心，他和一个德国女人同居，然后有了孩子，他从她的生活中失踪。而她在很长时间里，还要想象着他在荷兰安顿下来以后，自己也去荷兰，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上海女孩子，她也想到欧洲去看看，那是她从小向往的地方。而他为了不让她找到他，在荷兰撤销了她已经做好了的外国学生经济担保，使她连护照都无法申请。
周围的人都知道她从前轰轰烈烈的爱情，这时，大家都想起来她的妈妈，想到她那时候拼死的反对，直到这时，她都不能回家，这时，他们看着她，对她说：“简妮，好好活着，要坚强。”她说好。有两年，大家都觉得她会发疯，她把自己的圆脸瘦成了一条线，在街上走过。然后，她从甘甜的上海女孩子成了一个风情而孤寂的女子，她一直独自生活着，仍旧活泼敏感，只是没有爱情。
“没有爱情，真的很寂寞。”那次她说。
她说，她并不真正恨丈夫想留在荷兰的愿望，而是恨他的行为，和他的无耻。
然后，她开始有了德国朋友，他们常请她参加晚会，她很乐意去，她的性情比一般中国人开朗大方，让人喜欢，于是她又认识更多的人。按照现时合理的猜想，她应该是在找一个她爱、也爱她的德国人，最终让那个真正爱她的男子领她到德国去，这对别的上海女孩子，是一个理想的实现，而对她来说，还有着复仇的意义。然而，她一直没有。
她红着脸，犹豫而快乐地望着我，又望望他，那个德国人还在愉快地闲聊，烛光把眼睛照得很蓝。
我说：“你去呀，去。”
旁边也有凑趣的人，说：“来，我来为你们介绍。”说着就伸手去扶她的手肘。
她笑着乱摇手：“不可以，我怕！”然后紧紧地靠着椅背坐，怕有人会把她拉起来。“我不好意思。”她的脸越来越红，这时大家发现她的那句“不好意思”不是现在女孩子挂在嘴边的客气话，就赶快放过她。
等大家散开去，她望着那个人，她起身走向门廊。她穿了绿色大裙的身影在上海老房子的褐色木门停了停，让过那个人被跳跃烛光照亮的脸，悄悄转向他的侧面，闪光灯亮了。
她好像被它吓了一跳，赶快把小照相机握进自己的手里。
过了一会儿，闪光灯又亮了。
它照亮了我的回忆。那张脸像二十多年以前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一个老师，会弹吉他，是个斯文的革命者，他是当时上海少女的偶像，唯一可以看到的欧洲人，寄托了一些上海少女的青春理想：一个卷发碧眼的远方的偶像。
那时，她一定也在心里细细想过他，就像现在满街的女孩子想着张爱玲在旧照片里穿着的满清马蹄袖子。
那时喜爱阿尔已尼亚电影里弹琴人的女子。在人人只能穿蓝色制服的上海，是那种晚上用粗电线把留海夹起来弄卷的女孩子，是偷偷找欧洲小说看的女孩子，是夏天把家制布裙子一圈一圈往腰上卷起来的女孩子。如今的上海女孩子早已经沧海桑田，再不把那个欧洲既小又穷的山国放在眼里，比起春天时分穿着露脐衫逛专卖店的一代新人，三十年前的上海女孩真的是古典，这个词包括了浪漫，笨拙，迂和其它。
那个德国人看了她一眼，以为她是主人请来的中国记者，她红着脸对他笑笑，就逃回到自己的酒杯旁边。
问她为那个她喜欢的德国人照一些相干什么，她说，用来写日记的。她习惯于顺着照片记录日常生活，经年累月，现在日记有一尺多高了。这也是少女时代会喜爱阿尔巴尼亚电影演员的上海女孩子，生活中总是有一点离开现实的、漫无目的的想入非非，像她这样的人喜爱弹琴人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到了现在，她还会为了他脸红，为了他写几页日记。只是为了要写几页日记，实在让我觉得，她内心生活情不自禁的奢侈。
快要进入冬天的一个上午，我按照她的名片找到了她的家，摇摇欲坠的小木楼，怕是有一百年没有维修过了，从十四年以前离开家，到现在她一直没有房子，在前夫从前的音乐学院东住住，西住住。小木楼前有一大片阳光，照亮了门前洼地里的积水，一只小虫子在水面上滑行，我走过去时，它无声地飞了起来。然后我看到好像马上要倒下来的木头门上贴着一张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照片，达斯汀·霍夫曼在里面笑。
楼梯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油漆了，踩上去每一块老木头都在响，她领我走着的时候说，三十年前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被关在这里写检查的时候，这里的楼梯就是这样响了，现在在小楼里住着三个无处可去的单身女人。
我们穿过许多女人的衣服，长的是丝袜，灰色的，黑色的，脚踝的地方亮闪闪地用珠子缀着一只蝴蝶，在风里飘；短的是绣花内衣，白色的，粉色的。
然后经过一扇长窗，上面倒挂着一束红色的玫瑰，已经干了，用缎带绑着。
只能一个人通过的走廊有一个小小的拐弯，那里放了一张小圆桌，铺了绿桌布，她说：“这是我们的起居室，可以请两个客人吃饭，吃意大利面条和四川菜。”
然后我看到一间潮湿的小屋子，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我想里面的潮湿是因为她在我来以前刚刚洗了澡，在陈旧的墙上挂着一个小架子，上面放着法国产的洗头水、旁氏洗面奶和一只小花篮，那是清新空气用的。
“好，请进。”她打开一扇刷了白漆的窄门，房间有八个平米，放着一张白色的席梦思垫子和红色的大枕头，两张矮皮椅子，一个两门的衣柜，熨好了衣服一摞摞挂在里面，我看见了在那个晚会上她穿的那套绿色大裙子也挂在里面。还有满墙的德国木偶，从脸上挂下大鼻子来。一只七十年代出产的中国手风琴，许多盗版CD，卡通录像带，唱机和电视，法国香水和黄色的大耳环，画着黑色的德国风景的小瓷盘子，荷兰的大郁金香灯，从旧货街买来的中国蓝花大瓷缸，一大把正在盛开的鲜花，绿色的高大植物，黑色的灯，以及胡里奥的歌声和在地上一堆堆摞起来的画册和画报。咖啡香。
一刹那，我像是回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上海小屋，破败不堪的房间里被精心营造出来的情调，那样的反差里让人感到了优渥、无奈和不甘。在那样的房间里，大家压轻声音听听七十二转的老唱片，享受远离现实的、对精致生活向往的优越感。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地方了，现在绝大多数有这样心愿的人已不再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大家有了大房子有了钱，在家里盟洗室的地上铺大理石，书房晚上通常不睡人。而从国外挣了钱回来的人，在上海的郊区买了成栋的房子，他们叫它别墅，里面有成套的意大利家具，进去得先光脚。好像是实现了七十年代的梦想，可是我再也看不到那种想入非非的情调，再也没有了。那变大变豪华的上海房子，反面显出了它们的贫穷。
“如果只来了两个客人，我这里是可爱的地方，”她说。
是的，她这里还是优渥、无奈和不甘的。时代是变化了，可是并不是生活在那样的上海小房间里的人的时代。他们曾经以为是，可实在的不是。他们也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只是不是政治上的理想，也不是金钱上的理想。所以，她的优渥是第三种理想的优渥，她的无奈是生不逢时的无奈，而她的不甘是理想主义者的不甘，还有清高与自得。
这间小房间允许她住到冬天，然后，这块黄金地皮要造新房子了。老房子拆掉，应该会给住户新的房子，可是她和音乐学院没有一点点实在的关系，她只是已经出国不再回来了的一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前妻，音乐学院不可能照顾到这样的关系。到了要拆掉房子的那一天，怎么办？她演小矮人，每个月有一千元的工资，没有钱买一间房间；因为单身，也不能以结婚的理由从单位分到一间房间；没有丈夫，不能靠男人得到房间；要是连一间房间都没有，在中国她怎么生活下去呢？
在她的小房子里，我们听着胡里奥的情歌，讨论她的房子。
许多她的朋友都说，不如出国去，一走了之，也许找到一个新天地。
但她不知道谁可以为她发一张邀请信。
“你有这么多朋友！”我说。
“是，可是我们是在一起聊天、吃饭、听音乐会的朋友，一起骑自行车郊游的朋友，我不好意思开口让他们帮我到外国去，我怎么说？你担保我到德国去好吗？我怎么说得出口？这也太实际了，别人会以为我一开始和他们交朋友，就像现在的上海小姑娘一样，是利用他们。”她说。
“那你到底为什么和他们做朋友？”我说。
“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身上带着欧洲的文化，而我喜欢欧洲的文化。”
是的，到底是在少女时代喜欢阿尔巴尼亚电影演员的一个上海女子。想入非非是她生活中至关重要、也是致命的一点，她像油一样，就是被打得再碎，也不能与水成为一体。越来越多听到在酒店工作的女孩子两年以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