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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的时候也会有惊险的，那时晚上上海灯火管制的，开灯要先拉黑布窗帘，要是忘记了，外面就有宪兵叫，将电灯暗掉。”杜尔纳先生说。
我很吃力地听着他的话，他常常不自禁地把德语、英语和上海话混在一起说，我说：“那时候已经有了英特电脑了？”
他说：“没有。”
我说：“那怎么说暗掉呢？”
他说：“你怎么不知道上海话？我是说要把电灯暗掉。”
啊，是的，那是老式上海话里，灭掉电灯光的意思。
他说到虹口，纳粹德国特地派员来上海督促日本占领军在崇明岛建立死亡营，可日本人没有听，他们将红口划出一块地方来，建立犹太难民隔都。那是些红色的老楼房，紧紧挤在一起，那是教会的房子吧，上面有十字架。小巷子又长又窄，只能过一个人。周围有舟山路的集市，从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中国人和犹太人挤在一起卖所有日常的东西。中国人的生煎馒头，在油里炸着小葱，香透了一整条街道，犹太人开的路意斯咖啡馆里，可以买到最好吃的掼奶油。
我说是的，我去过虹口的犹太人隔都旧址，现在那些红砖的大房子里还住满了人，我去的时候是中午，阳光灿烂的，隔都的围墙上，当时日本人造的铁栅栏门，现在生了厚厚的锈，可还用着。走到里面，小巷子仍旧很挤，窄小的水泥空地上有人用钢丝床晒着棉被，那是从前犹太人搭着木头桌子做饭的地方，我看到过一张照片，是当时住在这里的犹太人保留下来的，有一个女子，穿着长大衣和皮鞋，站在一个正忙着的男人边上，她一手插在腰上，一手搭在木头桌子角上，和四周的拥挤窘迫格格不入，就像一粒灰尘落在豆腐上一样。
现在那些房子几乎和犹太人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更老，更旧了，一九九四年有一个夫人回到这里，发现那时她家贴上去的犹太人密苏扎门饰，还留在当年她出生的房间门上。她用手去摸，里面有一些陈年的灰尘，再摸进去，好像就和小时候她的手指印子合上了。推得门进去，里面雕了菱形花纹的楼梯扶手上全是灰尘，在天晴干燥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走，它们也会兀自发出一些声响。斜斜的阳光像水一样泼进来，不知道哪个关着的门里传出细小的音乐声，站在那里，会突然感到一种宁静的感伤，就像在波兰的那些空空的犹太人隔都里可以感到的一样，那是一种与犹太人紧紧相随的东西。
隔都外面的舟山路，现在还是一样的拥挤，找不到路意斯咖啡馆了，可街上还有生煎馒头的香味。在这里我遇见了一个老人，和他说起了犹太人，他从小就住在这里，他说那时候犹太人在集市里摆小摊卖肥皂，价钱便宜。为了快一点卖掉，他们常常说自己这是快要离开了，才压低价钱的。“犹太人会做生意，会吃苦。”老人说。这里还有许多老人记得犹太人，有过犹太孩子做童年朋友。
他说犹太孩子在上海，是动荡的，也是安全地长大了。就是在隔都里，还是有一个儿童公园，妇女带着小孩子在这里晒太阳，聊天，也有几个学校，孩子在这里学习意第绪语，每年都有孩子从学校毕业。还有一个公墓和一个摩西会堂。死在上海了，可以睡在同胞中间安息，还可以在墓碑的正中间刻一个六角的犹太星星。墓地虽然小，可不必像布拉格的那个一样三层四层地将棺材堆上去。在活着的时候，则可以信仰自己的宗教，那四百个从欧洲奇迹般地集体逃亡上海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在上海保持了犹太教。常常还有上海女孩子做了犹太青年的女友，穿着花旗袍到隔都里来，大家就一起去维也纳咖啡馆坐坐，许多人是从奥地利来的，后来，就把虹口叫小维也纳。犹太人在上海又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不容易，可是有尊严和快乐。
我说的那个儿童公园，现在还是一个儿童公园，站在人口的地方就能听到孩子在旋转木马上的尖叫声。只是多了一个黑色的纪念碑，是一九九四年回来的那一批犹太人在的时候落成的，当时他们都去参加了揭幕仪式。
维也纳咖啡馆已经不在了，中国人不习惯露天坐着喝什么。不远处的维也纳皮鞋店还在，连墙上的幌子都是原来的样子，写着“维也纳的鞋”，画着一个世纪初的欧洲鞋子。
摩西会堂现在是一个犹太人隔都的小博物馆。陈列着可以收集到的当年的照片，来上海的犹太人，都会到这里来看一看，费肖夫先生在这里看到了当年自己在虹口的难民身份证。这里比维也纳的犹太人纪念馆，纽约的犹太人博物馆，就像一间乡下的故居，老木头地板，很少的照片，自然的天光照亮室内的一切，一到黄昏，屋角落满了阴影，你好像能看到从俄国来的白胡子大拉比多年以前在这里走动的影子，可以闻到香油被燃烧时的气味。
战后，在隔都的墙上贴过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让上海犹太人可以找到亲人的下落，现在在那墙上，不知哪个孩子用从教室地上拾来的粉笔写着“春天，紫红色的，大义凛然，张红是好人，武晨是坏蛋”。
公墓现在也成了一个平淡的小公园，看不出从前公墓的样子，可听说前几年，偶尔还能在公园的某一块石头上发现刻着一个六角星星，退休了的老人们在那里下棋。只是站在薄薄的发黄的草地上，望着对面深绿的忍冬林子，能感到一些什么。那些葬身上海的犹太人，能说这里是异乡吗？在上海出生的卡拉斯诺说，不说国籍的话，上海是她生子斯长于斯的故乡。而上海又当真是他们的故乡？这就是无乡可归的犹太人呐。
他说：“我把自己当成上海人。我喜欢上海人。全世界我觉得上海人是最好的。上海人懂得Tolerance。他们会为别人让出一块空地出来，他们是最好的人。”
杜尔纳先生摩着他的大狗，说：“我想回上海去啊，我不喜欢维也纳，可是我要死在这里。”他摇着头，“欧洲人是多么小气啊，他们真的小气，连你门外的擦脚垫子都不能移过去一分。战争是过去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改变什么。上海人不是这样的，”听他说真的十分困难，他不知什么时候就从英语变成了德语，又夹着上海话。我和朋友小心听着，然后把话复述一遍，我告诉朋友她所不懂的上海话的意思，而她告诉我德语的意思。
傍晚时候，我们在咖啡馆分手，杜尔纳先生把他的大狗放下来，一身摇摇欲坠的狗毛，狗也老了。他身后的歌剧院灯火明亮，发黑的雕像雄壮地站在屋顶上，被灯照亮了，大街上的花坛里开满了大朵的郁金香。我大声用上海话说：“当心一点，大鼻头伯伯。”
台唱队老师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满街全是上海春天看上去仿佛有雾的阳光，我去华亭路做一个采访，短短的一条华亭路，满目都是对旧屋和旧事的发现，令我惊奇。
小时候看惯的旧而安静与秋天老黄的梧桐树混成一体的街区里，突然出现了一栋华丽的大屋，完全的欧陆式样，世纪初欧洲最流行的明黄色，漆得雪白的木百叶门窗，阳台上三张古欧洲人严肃脸容的浮雕，像一朵落在阴雨黑湿的梧桐败枝叶中的鲜花一样，在四周的旧屋子里，散发花香一样散发着修整的强烈油漆气味。汽车飞快地掠过，但我却步步退回到从前，小时候攀进院子里去采别人院子里五月盛开的花，小小的紫色的，可是盛开在五月欧洲土地上的丁香？小时候常站在大屋对面的街角等约好的人，那用孵石嵌起的墙面，紧贴地面的地方，常出现一扇深陷的窗，窗里有时会有一个人在拉琴，我曾把它称为海顿的窗子，因为那架大提琴永远是在拉海顿，深陷入地下的窗，散发着居家的食物和家具的气味和音乐，像一个童话中的洞穴。那个式样的房子，可是来自法国？和在斯特拉斯堡的安静广场边的房子，去除了中国多年风尘和法国孩子涂得五颜六色的鬼脸图画，有完全的相似。
突然就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本书：《旧上海的故事》，说的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华亭路被法国人强占为租界，外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本书的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什么更多的吗？记起来小时候，常在华亭路上的旧货店里玩，那是一排用生锈的洋铁皮盖起来的房子，里面有旧旧的白陶咖啡杯，又小又浅的那一种，在慕尼黑的玛利亚广场上，人们也有用这样的咖啡具喝着淡而清澈的欧洲咖啡。还有旧旧的藤摇椅，放在洋铁皮屋子的昏暗角落里，它的旁边有一旧钟，咯啦咯啦，响亮地走着。旧货店里的店员，在我的记忆里是最和善和忧郁的，他坐在轻尘飞飞的柜台后面，不太理会我用手去试那张摇椅。回想起来，在洋铁皮房子里卖着的，是华亭路附近在一九四丸年之后逃跑的外国人家里的东西，银餐具，坏掉了发条的钟表。
于是我要回到华亭路来采访，我想知道小时候没有看懂的东西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
站在华亭路上，看到多年失修的院落里，那株我小时候偷采过的丁香树，又满枝满树地开着花。那花紫紫的，硬硬的，又小又瘦，越来越像野生的了。
洋铁皮房子里的旧货店，如今搬到拐角上去了，那大约是原来的一楼，只是多年以来房基下沉，一楼的门陷在人行道之下。像三十年代人们在淮海路上开的店常做的那样，他们也在黄色的砖墙上支出一块黑色铸铁做的椭圆牌子，用遗有欧洲风格的曲卷枝蔓的铸铁环绕着的，是他们的店名：新新旧货店。
店里的光线像在洋铁皮屋里时差不多暗，旧货店里总是有那种气味的，那种闻上去干燥的、混和的并且生动的特殊气味。
两个外国人垂着金灿灿的头，在看玻璃柜台里面的中国玉。
然后我听沙沙的响声，间或还有扑扑的声音，愣了一会儿，听见有音乐传出来，才发现我又听到了老式的密纹唱片里的音乐，噗噗的声音，是唱针在唱片上划过的时候碰到了那上面的灰尘，一个瘦瘦的男人坐在柜台里翻一些封套发黄的唱片，那些歌星的脸，有一种隔世的甜腻与欢快，那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人脸和气息了，男人的头上打着凡士林，光滑得像冬天的山坡一样。
那瘦瘦的男人看上去面熟，只是头发稀了，脸上的皮肤松了、肿了一些，眼睛里还一样的有种孤独而敏感的神情，有时它会变化成陶醉，有时它又变成为不屑，或者刻薄。
他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少年宫合唱队时的合唱指导，合唱队的女孩叫他“安德烈”，一个苏联电影里的名字，那是个亲吻妻子，并说“面包会有的”的英俊男人。
我十三岁的时候，是七十年代的初期。那一年曾经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关闭的少年宫又恢复开放，我考进了合唱队，那一年我刚刚开始发育，人突然又瘦又高，笨拙得像一个长脚鸳鸶。
不久，我们的合唱队指导突然换了单位，临时找了一个新指导来管我们合唱队。新指导还没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已经打探到了老师的底细。老师姓杨，是里弄里的社会青年。从前，他是教育学院音乐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班的同学统统分到山里的一个军马场里去，但是他不肯去，就留在家，管管街道里小学小分队的比赛演出。同学们坐在梯形椅子上传着这样的消息，以至于大家看他的眼光，在挑剔和崇拜里夹着一点轻蔑。
他站在一架旧钢琴那儿，手臂放在打开琴盖的琴上，他又高又瘦，蓄着略长一点的柔软的头发，他不像从前的指导那样笑嘻嘻地寻问同学的情况，一副与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他只管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像随时准备转身就走的样子，我那时也悄悄打量老师，他有一个鼻翼很薄的尖尖鼻子，使我喜欢，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因为那样的鼻子看上去很敏感，很聪明。
前排的一个同学悄悄回过头说：“这个人老卡拉（color）的，”那是一个上海殖民地时期用的英文词，意思是，很风流，很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初的意思则是颜色很多，不单纯。
指导说要试试我们的声音和耳朵，他教我们用“咪——呀——”的发声唱一些音阶。他坐在琴前，按一个和弦，然后我们跟着那曲调唱。指导瘦长的手臂向我们非常漂亮地一挥，他阴沉的脸在那时也豁然开朗，变得充满激情，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的腿非常细长，膝盖又小又硬地鼓起来。坐在琴前面，比原来的指导不知道要合适多少倍。那使我们刹那之间就有了一种非同凡响的很专业的感觉，大家都伸直了脖子往高处唱，因为那时在孩子的概念里，谁唱歌能吊得高，就是谁唱得好，指导长长的手指做着一个Ｏ型，一边说“开口要圆，不要让声音扁掉。开口要圆。”
他的眼睛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久久地盯着我们，神情振奋，那是我们都看出来的事实，这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真不错。那一天临结束的时候，他宣布要比较系统地训练我们，给我们一些无词歌做练习：“这样你们的声音才能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有声部。”他说。
那天活动结束后，指导慢慢地收拾东西，让我们先回家。少年宫别的小组都已经结束了，一扇扇门都关得严严的，走廊变得又长又安静，走在里面，有种柔和但不真实的感觉。楼梯拐角的宽木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色植物，红砖的花盆和白色的圆窗，使我怀想一些过去了的美好事物。那些事物大都生存在想象中，像养在金鱼缸里的美丽的热带鱼。
这时候，我听到了有钢琴声从楼梯上沥沥流下来。一开始迟迟疑疑的，间断的，重复的，但后来就自如起来，畅快起来，短短如歌的曲调，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仿佛还有人跟着它唱歌，但细听，又没有了，好像是黄昏时分的幻觉。
我返回去，顺着楼梯走上去，从三楼通上我们合唱队的平台，那截楼梯由于通向平台显得有些荒凉，——没有木扶手，没有楼道窗，天花板也是斜斜的，那样的楼梯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午，我也是怀着一种猜测，一级一级走上通往顶楼平台的楼梯的。黝暗的楼梯上，钢琴声隆隆而来，的确有人跟着琴在唱歌，他唱：“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跟随我前往。”
大教室的门开着，是指导在那里弹琴，在那里唱歌，唱着一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歌。他唱得不经意而且含糊，混合在琴声里如水流下，那真是奇怪的声音，许多年来，有时在红尘滚滚里回首往事，我想起指导那个黄昏的琴声，那歌声沉浮在琴声里，就像一双眼睛中的眼神。他瘦长的身体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音乐声里摇晃着，摇晃着，摇晃得像一棵水草在波浪里面。他唱：“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夜莺在放声歌唱，玉莲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他的手指有时按出与歌声不合拍的声音来，这时，他的歌声就顿一顿，然后他重新哼唱一遍，手指又跟着弹第二遍。
在旧货店的旧唱机旁边，我的指导还在跟着音乐轻轻地晃动着身体，所有的岁月好像都像大水一样在我和他之间汩汩有声地退了下去，我的合唱队指导，二十年前的老师，还在同样的音乐里用同样的姿势摇晃着身体。
他看到我。我刚想张嘴，他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这就是老师！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和王莲终于和老师混得熟了，得到了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在老师的写字桌上，我看到了一个用硬纸做的钢琴键盘，黑键白键，像真的一般大小，甚至还做了一块琴牌，上面用钢笔小心地描着一行外国字。那天我才知道，他爸妈在抄家之前，把指导的琴卖掉了。从此指导就在这个纸做的钢琴上练习手指。他的琴声就是他嘴里的歌声。当我和王莲惊奇地看那架自制的硬纸壳钢琴的时候，指导在我们身后一声不吭，他的阴沉而且恼怒的脸色，使那时的我心怀歉意。
一样的神情。
我走上去招呼他，他装作才认出我的样子，说：“这些年你成作家了，我看过你写的一些东西，发表在晚报上的。”
我点点头。
他又说：“你有王莲的消息吗？她到美国学声乐去了，一家人后来都去了，寄过圣诞卡来给我。”
我摇摇头，王莲自从我们离开少年宫上中学，就不再有联系了，当时却是知心的朋友。我看看老师的四周，他的身后有一个打开的旧纸盒，做得很精致的纸盒，里面的白纸都发黄了，白纸上搁着四把餐刀，刀柄上雕铸着复杂的花纹，寄售价是六百元。老师随着我的眼光看了看说：“这副刀卖得真便宜呢，你看看它的做工，是正宗的西洋产品，我看现在连他们也未必能做得出来。”
我听得笑了起来：“老师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