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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暗藏杀机的浪漫，还是深刻地留在了那房子在阳光中的阴影里。
不知道是哪个朋友曾经点着它说，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从此，大家都叫它罗密欧的阳台。
慢慢经过那意大利式的半圆的阳台，看明黄色的墙面上暮色初合，再看暗着灯、玻璃脏脏的阳台长窗，耳畔突然想起的，是罗密欧的歌声：听不懂的爱情宣言。
暮色如烟。大院子冬草衰黄，顶着一些灰白的冷霜。那房子里暗暗的黄灯，像疲倦的眼睛一样，在窗帘后面半开半合，看上去有一种沉默不语、怀着心事的样子。
那朋友在老房子里的公司当雇员，因为喜欢那房子，常常下了班仍旧独自坐在办公室的窗子前不回家，去听老房子四处儿自发出了陈年木头的叽嘎声。
她是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三十年代，以至于独自在大屋子里的时候，会有幻觉出现，她能看到从前这房子的情形，灯光明亮，人声喧哗，人们穿着三十年代的旗袍和西服，女人们梳着爱司髻，在走廊里走进走出，是一个资产雄厚的大家庭。
可是那家里的人，看上去惶惑而神秘，像是正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迫近。
每到大房子里幻觉出现，总是在冬天下班以后，上海又冷又灰的黄昏。她的心情总是非常亲切，又非常紧张，而且非常的感慨。
因为她对此着迷，所以她在公司受着委屈，也不忍轻易地离开。
旧房子的墙有几十年的风尘，旧房子的烟囱美丽而无用地竖起在屋顶上，它长长扁扁，是英国式的，还是法国式的呢？在欧洲我看到过各种各样的旧式小楼，就像上海的一样，只是它们保留得好，看上去欣欣向荣鲜花灿烂的，就没有了上海那静默风尘的情调。学建筑的学生在冬日里背着绿色画夹去写生，说，这是一个可以开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
走到朋友顶楼的办公室里，看到她握着一个暖手的青花茶杯，靠在老虎窗前，她的背后，是屋顶上的红瓦和有一个红色S字的烟囱。
1993年上海大拆屋
这个星期在马路上走，是因为这个星期是入冬前最后的阳光灿烂的温暖日子，我想要享受一九九三年最后的阳光。突然发现，本来去买面条、买大馄饨皮子的小米店没有了，空空的房子大敞着窗和门。
再往前走，小米店旁边的小杂货店也没有了，墙上还留着夏天卖西瓜的小贩写的大字：西瓜包熟包甜，市场最低价，0．90元一斤。在那里我买过一个西瓜，黄昏的时候切开来，整个阳台里全是西瓜清新的气味。
再往前走，方才发现，杂货店旁边的那些人家统统不见了，本来那些刷了红漆的木门总是大敞着的，门口放着一把旧竹椅子，竹椅子背都被磨得红红的了，门口望进去，昏暗的房间里放着床、桌子，有一架电视永远开着，我还记得它的显像管偏向一种压抑的蓝色。有一次我在那架电视机里看到一个熟人，透过那样的显像管，本来精神得可以跳起来打老虎的朋友，变成了煤气中毒的尸体。现在，那些拥挤的人家突然都不见了。
我想起来，这就是上海的旧房拆迁，还有土地的批租，原来挤得满满的旧房子，突然都空了，从敞开的门窗，可以看到里面一家人几十年生活的痕迹：门边上有一块污迹，那是本来的电灯开关，墙布上有一长条黄黄的东西，那一定是这家人从前放吃饭桌子的地方，如今摇摇欲坠的门上，还贴着小孩子的粘纸。
这个星期我还真走了不少地方，到处都在拆房子，到处都有洞开了门窗的房子，像是一些在阳光下大睁着的奇异的眼睛，就像在说，你看，到底发生的什么，我终于要没有了。
在街上的拐角，我看到了又一片正在拆掉的房子，那一定是租界时代留下来的老房子了，那房子有红棕色的斜屋顶，瓦顶的中央，有石刻的花纹，罗可可式曲卷旖旎的花纹。那华洋混杂的式样，在一百年前的上海，是一种特别的历史痕迹，就像邮票里的错版票一样，有它特别的价值和风情。我常常都记得，在入冬前最后的温暖稠重的阳光里面，法国梧桐的落叶刷刷地落在它的长窗红瓦上，旧旧的红色木窗总被擦得很亮，擦亮的窗子总关得紧紧的，里面还有白色的窗幔。如今，这房子也大张着门窗，也拆掉了。
从窗子望过去，看到里面还有老式的画镜线和细条的壁纸。窗子外面那些二十世纪初年的石头浮雕，仍旧浑不知情地沐浴在午后的阳光里。那房子大敞的门窗，也大睁着奇异的眼睛，也像在说，你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居然也要没有了。
从前走过房子前的时候，我想过也许有一天，它会像纽伦堡那样，被一砖一石完美地复旧，使得上海成为一个有特别风情的美丽城市。可是上海人不耐烦了，心甘情愿地在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泼掉。只让我奇怪的是，新建的房子潦草而乡气地建成了伪欧洲式样，墙上常常放着连比例都失调的希腊雕塑，那是复制品的重孙子，再三的粗糙复制，使它们从美变成了恶俗。既然要造的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为什么让那些真正的殖民式样的百年建筑，消失在乡下人的铁锤下面呢？
怀旧的理由
要是有时间到上海的那些旧大楼、旧公寓里走一走，哪怕你不认识什么人，就走进门厅，穿过原来有信箱的过道，沿着公用的楼梯往上走，上去的时候走楼梯，下来的时候用大楼的电梯，也许就会体会到，为什么说上海人喜欢怀旧。
找什么样的楼房，现在是很好辨认的，就找那些在门口的砖墙上钉了咖啡色牌子的，上面有金色的字注明了，这是上海近代著名的建筑。这样的楼房，大都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像一把碎金子一样，散落在上海的各个街道上，也散落在上海人的生活里，散落在他们的生活理想里。
挑一个阳光迷蒙的中午，到外滩附近的老楼里去看门厅里的信箱大阵。老式的红色大楼从外面看，真的像是一个老将军，纪念日的时候又穿上了军服。走到里面，阳光斜斜地跟进来，照亮了地板和廊柱，上面还雕着巴洛克式的花纹呢，里面嵌满了陈年的灰尘。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门廊的墙上，一直到楼梯上，一个个，挂满了不同颜色、不同式样、不同房间号和姓名的自制信箱。
它们多得像冬天的晚上流满了水汽的窗玻璃一样。
那就是在这楼里现在住着的一家家人，每家人，哪怕是三口人一间屋子，也需要一个信箱。这就是大部分旧大楼不再用从前做在墙里面、有一长条玻璃的、信箱盖子上用铜字注明了门牌号码的信箱的缘故：从前这里的人家，是一户一套公寓，现在是几家合一套住，在里面合用着厨房、厕所、走廊，合用着大门钥匙，再也不想合用一个信箱了。于是，自己动手做一个信箱挂在外面，那是私人的了。看着那些信箱，无论是谁，都要想到从前和现在。住在里面的人，更会在偶尔自己白天在家而邻居不在的时候，大大地敞开自己家的房门，让空气穿过安静的长长的走廊。自己端着一杯茶，走来走去地想，从前的老主人，一家人住在这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中午时分，大多数大楼里什么人也没有，你正好可以在那里出一会神，想想从前这里的整洁，晚上这里的拥挤。
也可以走到从前张爱玲在静安寺边上的公寓里，去看那里的电梯。五十年以前的电梯，听说从来没有换过，是老的奥斯丁。电梯还是走得很稳，只是如果你是在楼上的话，你看不到现在电梯正在几层楼，因为电梯的显示还是从前的样子，像半个钟面，每一层楼，在钟面上都有一个小红点表示着。一根红色的铁针在电梯上下着的时候，随着它的上升，慢慢地指到二楼，三楼。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动了。红色的指针指到顶楼以上，它坏了。于是，等电梯的人把头凑到门边，靠听声音的大小来辨别它的方向。
在那里，听钢缆吱吱叫着，总是要想到从前那红针转动时候从容的样子，还有电梯在你要上去的那一层停下来时，那红针处发出的一声轻轻的“叮”。
要是你可以走到老公寓的里面，当然就看到更多的东西了，看到棕黄色的长条子地板，踩了八十年了，一打上蜡，还是平整结实，油光可鉴；看到厚重结实的房间门，褐色的好木头，上面的黄铜把手，细细地铸着二十年代欧洲时髦的青春时代的花纹，用了上百年了，还纹丝不乱；看到浴间有妇女专用的清洗盆，水流像喷泉一样从下而上；看到走廊的一面嵌在墙里的穿衣镜，在暗处照着人，水银定得那么好，玻璃压得那么平，隔多远照人，也不走样——
那时候，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从前的上海，是有过精致的好日子啊。
只是你真的走在那里面，坐在那里面，还要闻到陈年的油气，旧木头气，灰尘气，食物气，马桶前面的一小块地方日久积累下来的尿臊气，浴缸下水泛出来的肥皂水气你还要看到高大雕花的天花板上黑白莫辨、花纹里全是灰尘，像耳朵眼里全是耳屎、宽大的厨房里通体全是黄褐色的陈年油烟，遇上的灰尘，就在上面一缕缕地吊着，像圣诞树上挂小东西的绳子——
那时候，也是真的从心里要说一句：怎么把房子住成了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最喜欢在初冬的雾夜，街上的人静下来以后，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老城一带慢慢逛，他说，那时候，夜色把老房子的颓败掩住了，雾模糊了许多东西，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在几十年以前的上海，一切都是新的，好的，美丽的。他就是那一类上海怀旧的年轻人，心里满是为自己故乡而起的沧桑。他们当然也知道怀念租界时代是不对的，于是他们不说这个词，他们说“三十年代”。
上海的每栋老房子的拆除，淮海路被移走的每棵梧桐，美国快餐在上海的每个分号的开张，他们都是最坚决的反对者。
有时候他们不被年老的上海人所理解，有一个在上海最繁华的时期在法租界住的老上海就说过，那时候他在街上玩，堵了走过来的外国人的路，曾被那个人“去”的一声，好像是赶狗。那个声音给了少年的他深深的侮辱，所以他说，不知道那样的心情，怀什么旧。
是的，看上去，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真正看到过从前的上海到底是什么样子，也没有真正生活在那样把外国人当作一等公民的故乡，他们怎么可以怀旧，又凭什么怀旧呢。
现在的孩子，没有看到外国人是怎么欺负中国人的，也没有看到从前的社会到底有怎样的不平。他们看到的是从前留下来的房子，是最美的；从前生活留下来的点点滴滴，是最精致的。而他们从小生长在一个女人没有香水、男人不用讲究指甲是否干净、街道上没有鲜花的匮乏的时代，所以他们就这样靠着对旧东西的想象而成了怀旧的人。
这城市破败而精美的建筑，就是他们怀旧的理由。
上海法国城
来了一个台湾人，是我朋友介绍来找我的，说是他从小崇拜上海，上海在他想象里充满了传奇。说是那个台湾人生在台湾，可是拿了一张回乡证，到他家几辈子都没有人来过的上海旅行。
所以，我领着这个人在上海玩。
绿树森森的复兴中路口上，我等到了那个人，他的脸上有一副从前博仪时代的墨镜，他的眼睛在那后面东张西望的，看到我就说：
“哇！上海是一个那么有传奇故事的地方。”
“什么传奇？”我说。
“沙逊，黄金荣，白俄舞女是公主，穷人靠当买办发了大财，还有租界的花花世界。”
我带着他开始玩。
从淮海中路和复兴中路交界的申申面包房出发。这是当时法国租界里最重要的、也是最美丽的两条马路。在法国和西班牙四处可见的梧桐树，一直伸向马路的尽头。我们在面包房买了早上新出炉的法式小羊角面包，那种小羊角面包柔软而微甜，是住在附近的欧化的上海人爱吃的早点。那是三十年代的法国人传下来的配方，还是上海人凭着记忆学习的呢？那台湾人问我的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说，在上海久居的西洋人，常常抱怨买不到一块真正的面包。
从申申面包房出来，向第二个弄口去，走进一条在上午很安静的上海弄堂。在弄堂的底部，夹杂在各种呆板的灰色的建筑里，有一栋完全不同的南欧式样的房子，有红色的瓦顶，窗子的两边，有藤蔓般卷曲而上的柱子，小而细长的、深陷在墙里的窗子，那就是上海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法国城的遗迹，西班牙式的房子。
如今这些遗迹，像打碎在地上的玻璃杯一样，片片撒落在小街的深处。
弄堂非常安静和窄小，向前经过神学院，那里本来是一个小的天主教教堂，有一个说英语的西班牙嬷嬷，她在三十年前不见了，教堂倒塌于一次火灾，同样是呆板不堪的灰色建筑的神学院，就建立在它的废墟上。经过它的外墙的时候，可以听到有人在钢琴上练习赞美诗，清晨有学生的歌声。
从1412弄出来向西去，在永福路上，左手的方向，有一些被刷成黄色的西班牙南部的建筑，它们也是突然在杂乱无章的房子中出现的。走进积满了灰尘的拱门里去，在拱门的深处，有一个应该有一百年的西班牙式的喷泉，嵌着细小的瓷砖，肮脏而斑驳，早已被废弃。用一个手指在上面拼命擦，拼命擦，然后，在眼前就出现了一小块白底蓝花的小小的瓷砖，一百年前的坚固的釉，还在闪闪发光。
从那个院落出来，再向西走，可以在十分钟内到另一条安静的马路，像英国一样有那种来历不明的雾，或者纽约天阴起来像一大块铁，上海也是一个阳光不多的城市，常常是灰色的。这条武康路，像一只灰色的袜子一样。那里，你可以看到另一些西式的房子，小小的、突出的铸铁阳台上，攀满了微微发红的长春藤，带着真正古老的欧洲情调，江河日下的精致。它又有一种远在东方的奇异气氛：陈旧、隐秘和被遗弃的东方式的多愁善感，这是欧洲那些被精心保护的老房子所无法表达的。
中午，从武康路上126路公共汽车，沿着淮海中路，可到新乐路上的葡萄园中餐馆。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它本来是一家私人开的小饭馆，像在这条路上的不少小饭馆一样。也许是它提供干净而惠价的上海风味的食物，也许是它的家族服务有着上海人的风格，随和而时髦，铺着施特拉斯堡小铺子一样的红白方格的桌布，所有的人都可以用洋泾浜英文，和你讨论菜单。总之这个饭馆永远是有人在外面等座的，那里是在上海的外国人常常碰面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听到许多种语言，还有至今为止仍旧惠价的新鲜食物。
然后，我们去了在新乐路和襄阳南路交界处的圣母大堂。这个东正教的白色小教堂，是法国城时代逃亡在上海的俄国人怀乡的地方，想学俄语的上海青年，可以在教堂外面墙上的俄文布告栏上，找到一个说地道彼得堡贵族俄语的家庭教师。教堂有比上海的晴空更蓝的洋葱式的顶。
只是你无法看到一个幽暗的、有画在木板上被烛烟熏黑的神像的俄国教堂了，如今里面是一家证券交易所。
那些患了怀乡病的白俄，早已不在上海，也再不会回到上海这个他们暂时的避难所来了。
从教堂向南去，又可回到淮海中路上来，越过它，到上海音乐学院，在那里的高大树木下，一路都是弦歌声。
这就到了法国城中的俄国小区。在岳阳路的三角街心花园里，有俄国人为普希金竖立的铜像，被矮矮的、黑色的铸铁栅栏围着，像在俄国的公墓里到处可以看到的那样。
上海的法国城，在当时充满了俄国的情调，俄国公主在舞厅里跳舞，俄国的音乐家在酒吧里弹着在家乡学会的法国小调，小饭馆里有真正的俄国大菜，面包房里可以买到真正的俄国列巴，俄国人在到处散发对优美的西方文明忧伤的怀想。
上海人也因此染上了古怪的怀乡病，对永远不属于他们的西方文明，从街心花园出来，沿着衡山路走十分钟，可以看到一家栅栏里的私家花园，据说那是上海如今最大的一个私家花园了，那里有美国四十年代流行的美式平房，如今是主人的私人画廊，沿着地砖斑驳的台阶而上，画廊里陈列和出售主人所画的小幅水彩，在上海法国城里的旧洋房，在上海的薄薄的阳光里面，破败而温情。
有时，主人播放他自己编辑的音乐，那是他的咖啡音乐，下午的音乐。是法国城时代的四十年代的西方音乐。
晚餐去了锦江饭店，一个老式的大旅店，有不少东西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