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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不是简单的，他们之间的对立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富裕的平民越来越难以进入贵族阶层，另外还有一个矛盾，
一方面是法国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法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而某些等级越来越封闭，因而产生了矛盾。
拥有财富的社会阶级获得了自身发展的机会，因此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并产生了一些新思想，这就是后来革命爆发的原因。
革命以前的30多年，可以说社会等级和人民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些等级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处于分化当中，各个阶级当中有穷
的，有富的，也由于他们在政府中政治地位的变化，而发生了分化。
因为一部分贵族出身的人被排除在权力之外，一部分富裕的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当时法国社会普遍的富裕了，由于社会富裕了产生新的
矛盾，同时引起了法国社会中知识界和教会激烈的辩论，因为教会当时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矛盾不得不促使国王进行改革，这
些改革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
由于财政赤字，必须寻找一个新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时产生了全国三级会议，即使没有三级会议，我想也会寻找其他办法，总而言之，由
于矛盾巨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经济危机不是根本的导火线，如果没有政治、宗教、经济、文化方面的辩论，仅仅经济原因不可能使人产生变革的愿望的。因此经济
危机仅是革命爆发的多种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原因。
让·皮埃尔·安格雷米（杨鹤鸣）
法兰西学院院士
2005中法文化年法方组委会主席
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可以肯定地说，从1789年到拿破仑上台，自由、平等、博爱随着法国的红、
白、蓝国旗在全欧洲到处飘扬。
19世纪初法国、意大利的一些著作是非常有趣的。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法国军队在国旗上印着金色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字样，
它们打着这样的国旗进入意大利。
后来，很快发现为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某些欧洲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法国军队，德国、意大利当然还有英国对自由、平等、
博爱的口号产生疑问，这些情况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发生的。在整个19世纪一直喊着这样的口号，当时法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平等并没
有真正的意义，自由也仅仅是某些个人和那些富人的自由，博爱不过是一个慈善的梦想。
20世纪初法国出现的有关欧洲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革的思想，试图赋予自由、平等、博爱一种新的价值。不论正确与否，无论在今天的法国
还是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生活的人们，都不应该怀疑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这种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说起来是很容易的，实现起来
并不容易，我们向外输出法国人的思想，都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个口号为基础的。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口号是虚伪的，这些口号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实行了的，当时人们对此充满希望，从1779年到1812年，尽管当时的
气氛很恐怖，但最起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能够在法国社会推行，这些价值由于法学界人士的努力得以逐步实行，直到1914年，诺雷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一直坚持这个口号的价值。戴高乐将军仍然倡导这个价值，这一思想逐步地深入人心，同时它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推
行，谈到国家的强盛，可以肯定地说这三大思想是法国赖以强盛的思想基础。
无论这些思想在其他国家、在法国殖民地和在法国本土真正实行与否，法国都是以平等、自由、博爱这三大思想在全世界发挥影响的。我
们生活在一个神圣化的国家，国家是公民福利的担保者，最高的担保者。
保证实行自由、平等、博爱，保证人权，保证人的身心健康，以及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大概国家被认为应对公民的一
切负责，使个人及其自由，当然也包括博爱和平等不受侵犯，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完全的社会保证之下。人权在法兰西民族的全部
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载入了联合国的宪章和世界文化遗产。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权都必须得到维护。
一旦人权在某一方面被侵犯，譬如工会、种族隔离等方面，各种保证制度很快便发挥作用，如向法院起诉，我们为了保证各种制度发挥作
用做了很多努力。关于人权和人的安全可以谈得远一点。比如说一个市政的某条河的河水泛滥，那么这个市的市长就应该受到法律追究，因为
在这之前他没有注意大坝的安全，以至于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这种安全保证涉及在法国很多方面，国家的保证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中国、美国也有这样的权利保证，而且美国存在私人司法保证。在法
国是国家给予保证。
现在大家都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三大价值，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伊斯兰运动拒绝这一价值。自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成立以后，世界上出现
了与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不同的声音，一些非洲国家在讨论中否定这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譬如说在非洲的马格里布以及前法国殖民地印度
支那，那里曾经接受了法国的价值观，现在还保留了某种东西，称作法语国家，这两个法国过去的势力范围仍被认为是讲法语的地区。
现在一切都完结了，这些国家都独立了，并且取得了进步，但是还存在一种东西，那就是他们还是讲法语的国家。这使得不光这些国家的
知识分子，还有人民也与法兰西在语言上保持着联系，讲法语是十分很美好的，这是一种法国的遗产。现在一些塞内加尔、刚果、印度的作家
仍然用法文创作。
皮埃尔·罗桑瓦隆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自由、平等、博爱是三种价值，但是它们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自由可由国家颁布规定，但是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法律，人民必须为之动员起
来。平等是一种目标，实现起来更加困难。有两种平等，一种是权利平等，两个世纪之前，法国大革命宣布权利平等的时候，是为了取消社会
特权。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在社会当中都应有同样的机会，它不是人诞生时就能决定的。平等不仅仅是权利平等，还应该有经济平等，在实现民主
中最大的困难是这个问题。权利的平等和机遇的平等是密切相连的。每一个人的机遇不是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的。实际上这是现代民主应当争
取的。
每一个人的历史不是从生下来就写好的，而是由他后来撰写的，同时，必须有这么一个
原则，告诉人们怎样生活，什么是公共服务，怎样才能取得入学的机会，哪些是每一个人应当得到的经济来源，这就表明民主不是由法律规定
的纲要，民主是需要不断地讨论自由和平等的关系，如果由上而下规定一种经济平等，那它就要扼杀自由。
如果自由仅仅停留在原则上，没有在制度方面扎根，没有国家担保的社会平等。如受教育的权利，享受医疗的保证，没有形式等方面的牢
固确立。这就表明自由的原则与实际生活相脱离，这也表明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能简单地决定社会纲领，它是指自由社会的生
活方向和发展趋向。
一个自由社会不断提出这些问题：社会基础问题并讨论它的价值，还要不断讨论把这些价值付诸实施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讨论实施这些价
值的方式。第三个问题就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博爱问题。
博爱的概念是非常含糊的，实施起来问题更多。对自由下一个定义比博爱容易，那就是把每个有自制能力的人看成一个整体，使每一个人
不受他人和国家行动的侵害。自由就是根据人的潜力、自制能力和其法定能力来定义，这就是自由。
平等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理想，博爱是一个道德的理想；怎样使它们相辅相成；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讨论的问题。这种理想不能写在《宪法》
上，这是一个感性的理想。法国革命之所以谈到博爱问题，使我感到有另外一种东西，自由、平等、博爱是革命的象征，它们之间的关系似乎
是抽象的，这是法国革命最危险的一个东西。
后来一直被法国人所批评，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欲望，法国社会本来是反对旧社会的等级、特权和行会主义，这一切对每个法国人来说可
以说是一种监狱。如现在的等级壁垒，必须摆脱这一切，使个人成为社会的轴心，使每个人成为社会的活细胞，把每一个人从社会内部牢房当
中解放出来，这是必须的，因此从某种观点上讲，就是要建立一种以每个人为基础的社会，每一个人就如同是社会的原子一样。
重新塑造一种社会，因此博爱是一种理想，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也是一种集体，在现在社会上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法国
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有意义的，但它不应成为一个模仿的榜样，法国革命提出了不少现代民主中遇到的问题。
但远远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它清楚地表明，哪些是自由和现代民主之间的矛盾，以及自由和平等之间的矛盾，个人主义原则和
集体社团精神之间的矛盾。
我们可以理解为法国革命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它不能成为仿效的榜样，法国没有为善下定义，法国的样板不是成功的历史，它提
出了一个实施纲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人不能在自由民主方面教训别人，法国革命是经验的汇集，是有许多需要回答的有趣的问题
，如果说和其他国家讨论政治经验的话，应该谈到这些问题的困难。
不能说某一个样板是理想的，某些是可以实施的，重要的是在现代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进行比较，如果一个社会是一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那么
，日益强大的个人主义可能构成对社会的威胁。因此，不能把法国革命作为一个国家的榜样，应该把法国革命看作一个现代化进程中需要解决
的问题的蓝图。
因此法国不能教训其他国家，提出有关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权利谈论现代自由的问题
，法国的经验可能提供了一套建议和需要解决的困难，但肯定不能充当别人的老师，法国本身就是一个蹩脚的学生。当人们大讲博爱，法国革
命快结束的时候，拿破仑却在殖民地恢复了奴隶制度。
当法国人宣布自由、平等、博爱的普遍理想的时候，他们把殖民地人民当作次等公民，法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是完全与这些原则的普遍性相
矛盾的历史，现代民主可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试验。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是一种乌托邦，有可能在某一天实现。
今天一个国家的生活告诉我们的是，体验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重要价值必须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单一民族国家可以对这些价值观在
其小小的领土上进行试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试验只能是临时的和有限的，在一些领土幅员很大的国家，如中国，和在领土幅员很小的国
家，如瑞士进行试验，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别。
18世纪法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方的很多哲学家认为，可以在领土很小的国家实行公民社会的民主，对此，法国人认为，可以有不同
的考虑。法国当时被看成一个欧洲大国，它有2500万人，而欧洲有8000万人口，和现在不一样，当时法国在欧洲是一个人口大国，有人认为自
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仅可以在小国实践，也可以在大国实践，这表明，现代理想的价值的实现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国家领土幅员，价值观具
有空间性。
团结是一个博爱的名词，博爱是需要实现的，但是法国从来没有实现过博爱，这表明现代理想的价值和价值范围的思考是分不开的。
怎样实现这三大价值？法国从来没有实现过三大价值。法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博爱的社会，法国是一个权利平等的社会，今天法国社会到处
都存在着经济不平等，我认为法国完全没有实现自由的思想，为了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人们相信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从某种角度看
法国本身就是一个学校。
伊曼努尔·勒华·拉杜里
法兰西学院院士
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但是被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等一些独裁者所干扰，他们不愿意人民有过多的
自由，实行平等是法国人民所追求的伟大事业，法国人惟恐失去社会平等，在美国如果一个人买一辆汽车，他的邻居不会妒忌，在法国如果一
个人在社会上得到提升，其他人往往产生嫉妒心理，法国人很容易产生社会嫉妒，这就是法国人的平等观念。
博爱是比较模糊的概念，它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兄弟，过去牧师在教堂对教徒讲话时，首先称“我亲爱的兄弟姐妹”
。法国成为强国是在有自由、民主、博爱之前，法国在圣·路易和路易十四之前根本没有提出平等、自由、博爱，自由、平等、博爱是一种实
践，在欧洲和美洲的一种实践。自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军队所提倡的，但是它也遭到一些抵制，直到19世纪法国还为一些国家带去
了自由和民主，如19世纪的美国、德国和英国甚至于日本。
我认为法国人过分自由，有些人认为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有些年轻人甚至在大街上犯罪，另一方面，我们的自由也不是真正那么
自由，我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移民问题，为了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我们对伊斯兰信徒的移民非常小心
，这就限制了我们的舆论自由，我是完全反对种族主义的，对某些恐怖主义的行为，我们有时候也非常谨慎。
平等在法国是不存在的，在美国也不存在，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在法国一些有权力的人，是从法国高级行政学院毕业的。
关于舆论方面的自由，某些禁忌的东西应该取消，让人们自由充分地发表意见，譬如说土耳其想进入欧盟，我们对土耳其是尊重的，但是
还是劝它不要加入欧盟为好，对于恐怖主义行径，我们必须谨慎，因为自由发表意见可能会被威胁。
我们有些法律具有约束性，对于政府官员来讲，不是说平等自由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安全问题，如果你要保持职业的稳定，一般官员必须
主动积极的工作，我们这个制度非常先进，但是法律规定小学教员55岁退休，为了减轻负担，现在要求他们50岁退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如
法国铁路部门动辄举行罢工，罢工对国家生活是有害的。法国南方有好多狼，那些牧羊人夜里睡觉的时候必须带着枪，因此他们反对欧盟通过
的一项“不准猎狼”法案。
巴黎断头台酒吧老板
这个房子，是19世纪20年代开始建的，这个断头台是1783年，皇家军队在镇压旺代起义时候建的。
在旺代起义的朱安党人就是在这里被砍了头，这座房子都是用石头砌的，我们把这座房子建成一个爵士音乐厅，现在就是一个爵士音乐俱
乐部。过去人们在这里演唱宗教音乐和法国其他音乐。
这个东西叫断头台，这是现在法国惟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其余的都被放进了库房保护起来了。可以说，不向公众开放。曾经在某些时代用
它来砍头。
这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不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而是有些人思想比较顽固，不承认这段历史。而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曾经有中
世纪的历史，看到各种尸体，曾经有宗教战争，什么都有，断头台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要否定呢？
这种砍头刀有两种。军用的比民用的稍微短一点。人死了以后，很快被装进小车，推走。朱安党人起义的时候，他们手里握有武器，而皇
家军队没有武器，就把朱安党人直接拉到村子里的断头台砍杀，也不进行审讯，就地砍头。在镇压朱安党人的恐怖中，有几万人死了。这是法
国历史的一部分。
雅克·奥立维·布登
巴黎第一大学拿破仑学院教授
历史学家
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取得政权，成立执政府，他是一个将军式的人物。5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