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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老师根本没有要求让一二年级的同学参加批斗会，而是文教助理员自作主张。照他后来的解释，是让我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却事与愿违。我幼年时在范爷的熏陶下，在死人面前是胆大的人，也未经受住这种“考验”病了一场。
在我成年以后还遭受过一次死人的刺激。那是一九六四年，在甘南参加四清运动后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工作队连夜把我送到校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痊愈后，系领导决定我不再去甘南，仍留在医院，一面恢复身体，一面帮医护人员做一些勤杂服务工作。
那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比较盛行，校医院的一个中医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一天晚上他想接电试听，把电源接在了一根户外的裸线上，瞬间就被电击倒了。院领导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很快请来了兰医二院的胸腔科专家进行抢救。急救手术台就设在离触电不远的地方，我帮着围屏风、抬氧气瓶。我在手术台旁看着那个专家打开了胸腔，手捏住心脏，使劲按摩，没有见到效果，又直接在心脏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心脏微微颤动一下，专家看了一下手术台旁边的血压表，说不行了，紧接着宣布了触电者的死亡。他这一宣布，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剧烈地痛疼了起来，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是在恐慌，畏惧的痛苦中度过的。
在人的一生中，未成年人，老年人、病人或久病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是比较脆弱的，年幼的儿童就更脆弱了。联系到这两次猛烈的刺激，那场闹鬼风波很好解释；其实都是文教助理员惹的祸，他一个“接受考验”把我们推向了招祸的现场，使幼小的心灵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产生了恐慌、畏惧的心理，精神和肌体发生了病变。在那个迷信思想严重的年代，人们把这些迷惑不解的现像与鬼神联系起来，以讹传讹，闹的沸沸扬扬。
鬼神是否客观存在，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排除。但是把迷信鬼神的人都说成是愚昧落后，事情不是那么尽然。人有三大需求；物资生活的需求，生理方面的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这都是人的本能。人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其生活的本质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迷信鬼神是人类最早最低级的精神现像，宗教的创立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偶像化，对一些不信教的人来说，迷信习惯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偶像化的表现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是主观臆造的，但它还是添补着人们的精神空间，有着安慰人心的作用。光明寺里的闹鬼风波政府没有干预，而且给那些巫婆神汉划了一个“迷信职业者”的阶级成份，这个成份相当于贫民，现在看来是适当的。
在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工作队又进行了戒烟运动的宣传，方梅和文教助理员编了一个名叫《王三保戒烟》的小眉户剧。剧情是一个搞的将要妻离子散的大烟鬼，在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开荒种地的劳动改造戒了毒的故事。剧中有三个人物出场，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吸毒者王三保，一个是王三保的儿子羊娃。乡长和吸毒者的角色有方梅和文教助理员扮演，羊娃的角色由我担任。至今我还记得剧中的两段唱词。
王三保唱：
王三保来我好生气，
乡长常常把我批。
背地里我把乡长怨，
为什么不让我抽大烟。
羊娃唱：
我爹抽烟要卖娘，
叫我给人去放羊。
从早到晚山里转，遇上狼来就想娘。
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拌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的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秋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的不好也鼓掌！
”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起了进攻；“方梅同志，来一个吆！”方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唱了一段《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方梅的唱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工作队的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赵区委，赵区委亢调高歌，用他那纯正而豪放的陕北腔调唱起了《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王三保戒烟》是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也赢得了掌声。第二天方梅又轮到在我家吃饭。那是她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在吃的时候她向婶婶讲了她的身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天津开着一个印染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刚好遇上土改运动，被派来接受锻炼。临走时她留下一顶灰色的棉军帽和一只口琴做纪念，正是这只口琴调动了我的音乐细胞，以后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喜欢唱歌。更使我怀念的是我盲流新疆时巧遇了她的妹妹，此人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土改时，含辛茹苦，饱经凌辱的尤妈在政府的安置下迁移到了碌碡，在那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后来，长期在外地闯荡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当了大队的书记，海娃参了军，尤妈过上了杨眉吐气的日子。
黑万兴受戒烟运动的威慑，悄悄地溜进了东关，干起了打井的活计，后来惨死在了井下；黑玉龙因盗窃罪被判刑劳改，在越狱时被击毙；白寡妇带着虎娃和玉琼艰难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了远离县城的青林公社，文化大革命后我见过虎娃，说落实政策后他家又搬回了县城，以打井为生计，我也告诉了他黑玉双的情况，他好像不以为然，自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院子里唯一的伙伴就剩下长娃了，他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不能行走，迟迟未能上学。一天，我牵着毛驴，他骑在驴上，由他大哥扶着去东关一个叫“宋应海”的诊所治疗，宋应海抄着外地口音，和颜悦色地问了病史后，很快地在他的腿上和腰部扎了几根银针，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半个钟头后，长娃奇迹般地走出了诊所，再也没有骑毛驴回到家中。自后，神奇的针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像。上大学以后，在空闲的时间看了几本针灸方面的书，并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穴位的感觉，后来也给别人扎针，也治好过一些疾病。
长娃病好后上了学，初中毕业后进了翻砂厂，不久参了军，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不久，他把积攒下来的微薄的军贴，给我寄了二十元，在那个时候，这些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长娃退伍后，几经周折，安置在了兰化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之间虽然叔侄相称，但更多的是朋友感情。二00三年十二月六日晚，就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享年六十二岁。我震惊不已，惋惜之至，他的音容联翩浮现，使我彻夜未眠。
土改运动结束，文教助理员当了乡长，袁老师仍在光明寺教书，他常到我家走访。一九五三年我初小毕业了，要再继续上学，就得报考城里的完全小学。奶奶说：“初小毕业也算是半个秀才了，眼睛也算睁开了，男儿八岁成丁哩，在家放驴拔草，在大些了到合作社里挣工分吧，还能减轻你爸爸、婶婶的负担；再说羊家坝河里的山水下来，你也过不去，学也就上不成了。”袁老师知道了奶奶不再让我上学的消息，到家里来做动员说服工作，婶婶也很支持，说：“他还小，身子也弱，下地干活人家不会要，他放学后放驴拔草，也是两不误。”这样奶奶同意了我去进城报考。
果然不出奶奶所料，在考试那天，羊家坝河猛然涨了齐腰深的水。早上我和同班好友张全站在河边，望着滔滔河水，心急如焚，此时，后面来了一辆马车，那赶车的人正好是李家干爹，他得知我们要进城考试，把手一摆，我们二人上了车，李家干爹站在车辕上扬鞭跃马，旋风般地把我们拉到了河的对面，我俩紧走忙跑，准时进入了考场，后来我和张全都被录取到了建国路小学。
建国路小学，旧时叫万寿宫，曾是武威城里一个有名的学堂，它地处东小南街的南尽头，往东斜对面二百米处就是东小南门。东小南门外是陈家花园。最初我们上学是过羊家坝河，经过东关，穿过东大街折转小南街到学校，这条路基本上是一个半园形，大约要走一个小时。
为了赶时间，每天早上奶奶或婶婶总是早早起来给我做拌面汤吃。拌面汤做起来很快捷，先把水烧上，等水开了把切好的土豆或菜下到锅里煮一会儿，在把干面粉撒到锅里，前后十几分钟饭就熟了。我三口两咽把饭吃完赶紧背上书包出门，就这样还经常迟到。有时来不及吃饭，就饿着肚皮去上学，中午放学回家时就头昏眼花。
一天我和张全都同时迟到了，在教室门口喊了几声报告，老师让我们进去站在讲台边，他在黑板上写了“次货”两字让我俩分别念了一遍，同学们都在偷偷地笑，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以后我们商量不再走经东关那条路了，而是从上河滩经过三十大院那条路，这条路基本上是一条直线，到学校也就是半个钟头。
上河滩是个乱坟岗。三十大院是回民集居的地方，它的背后是陈家花园，中间有个夹道，常有野狗、狼和其它野生动物出没，人们都都不敢行走。在夏天早上通过这里也不算什么，最多能见到暴露出的棺材板和死人骨头，有时还会碰上几只野狗。到冬天，我们通过这里时天还是黑咕隆咚的，从上河滩到小南门，一路上都能见到鬼火，起初真有点毛骨束然，后来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有一天早上，我和张全走出上河滩，从身后跑来一条狗，我俩都有些惊慌失措，那狗可能臭到了什么
，没有理我们，夹着尾巴径直的往前跑，不一会我们听到了狼嚎狗吠的声音，我俩都吓的不敢往前走了，只好掉头走原先走过的那条路，结果又迟到了。中午放学回家经过那里时发现有散乱的谷草和血迹，才明白狼和野狗在夺食。
自后，我俩还是壮着胆子走陈家南园那条路，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遇到抛尸露骨的情况也不在乎，鬼神之事在我们脑海里也没有概念。后来胆子越来越大。
这年秋天，武威在镇反运中一次枪毙了三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刑场就在小南门外的荒滩上，中午放学后路过这里，我们也窜进人群观看，解放军正在一个个地验尸，我胆大枉为，也扒着亡命者的脑袋看，解放军没有阻拦，还说这娃娃胆子真大。下午放学后我从东关经过，在“宋应海诊所”门口帖着一张枪毙反革命的布告，那上面有“宋应海”的名字，我很难相信这个给我留下慈善面孔的医生是反革命。一个看布告的老者叹道：“妙手为他人回春，居心使自字已丧命；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在建国路小学上学，我和张全还不算是最辛苦的，我们同班还有几个家住在高坝儿的同学，他们起得更早，步行十几里来到学校，中午不回家，用干馍和炒面充饥。另有几个家在清源的同学，最初也是步行二十多里来上学，几乎每天迟到。后来几个人在学校周围租了一间房子居住，由房东给他们做饭吃，虽然不迟到了，也有了充裕的学习时间，但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辛，那房东克扣他们的口粮，使他们经常吃不饱，入冬后房子里没有热炕，也不生炉子，土炕上铺着厚厚的麦草，几个人挤在一起过夜，后来这几个同学接二连三的感冒发烧，实在熬不下去，多数人就辍学了。
新关和县城虽然一河之隔，但家在城里的同学还是把我和张全看做乡里娃，那些高坝儿和清源的同学，在他们眼里更是土疙瘩了。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乡里人”，我们这些“乡里人”很争气，也很团结，每当“城里娃”欺负“乡里娃”时，“乡里娃”一轰而上常常使“城里娃”难堪。好在老师把我们和“城里娃”同等看待，“乡里娃”大部分学习都好，班干部中“乡里娃”占多数，“乡里娃”
管起了“城里娃”。
进城上学后，我没有忘记对奶奶的承诺，每天把所有的功课在学校都做完，下午放学后放下书包去放驴或拔草。西瓜皮也是喂驴的好东西，每逢星期天，我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挑着两个小筐到河滩沿和东关去捡西瓜皮。
说到西瓜，那时马儿坝的西瓜在武威名气很大，它和武威其它几个特色农产品被人们编成顺口溜传颂：“马儿坝的西瓜，大柳树的靛，高坝儿的大葱，洪祥儿的蒜；海藏寺条麻如筘线。”这些特产高坝乡就占了两个，我们和城里娃耍逗时，以此引为骄傲。
高坝儿的大葱远近闻名，久经遐迩。直到七十年代，单位上知道我是高坝公社人，派我去拉大葱，在高坝儿遇到了一位种了一辈子大葱的老农，他给讲了有关大葱的一些知识。他说：葱有三性、三味。三性是；第一适应性，不论南方北方，春夏秋冬，只要把它栽在泥土里，就会生长；第二是纯洁性，它身在泥土中，躯干洁白，管叶粲翠，愿给美味相佐，不与烂菜为伍；第三是忍耐性，历秋霜，耐严寒、覆大地、、忍践踏，只要一息尚存，顽强地给大自然争色。葱的三味；一是辣味，这味使人啼笑皆非；二是甜味，使人舌润胃开；三是香味，淳馨通窍，使人臭觉灵敏。我时常想着这“三味三性”何尝不是一种人生哲学。
小学生顽皮的性格，常给人起外号自娱。历史课上老师讲了“安史之乱”的故事后，把一个姓安的男同学叫做了“安禄山”，把一个姓杨的女同学叫做了“杨贵妃”。“安禄山
”个头壮实，黝黑的面孔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上去像一个异族少年；“杨贵妃”长的十分俊俏，在女同学中是品学最优的一个。安杨同住在一条街上，起初上学，回家同来同往，互相也没有什么猜疑，自从有了外号，“杨贵妃”总是躲着
“安禄山”，有时偶尔走到一起，两人都是羞羞答答。后来还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那是我认识连傻以后的事。
在拾瓜皮的时候我认识了连傻，他愣头憨脑，喃喃嘶语，说话时嘴唇上下闪动，时不时地流着口水。他比我大两岁，也在挑着两个小筐在瓜市上转悠，趁机买几个便宜的瓜再到城里去卖，他时而像一个试瓜的行家，抱起瓜农的西瓜用手拍、用指头弹，有时还用双手把西瓜抱近耳朵旁使劲挤，听瓜里有没有响声。瓜农们见他有点憨傻，也不和他一般见识，就以最低的价格把西瓜卖给他。西瓜装满了两个小筐，连傻就挑进城里去卖，有时他还顺手牵羊，趁瓜农不注意时，偷两个西瓜放在小筐里，挑起担子就跑。有的瓜农也十分认真，见连傻偷了西瓜就追，连傻见势不妙，就把担子撂在地上躺在地上，打滚撒波，见到西瓜甩破了，反而抱住瓜农的腿要赔，常常弄的瓜农哭笑不得。
连傻卖瓜，事前也不报价，也不问人家现吃还是带走，很快就把西瓜打开，还说“你…尝…尝…这…是马儿坝的西瓜，好
…吃…的很。”城里人都知道他傻，当作买笑，按连傻的要价付了钱，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