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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县委书记的报告后，我们很快地被派到朱店公社，我具体的工作地点是和现李家大队，大队的工作组组长是县里的检查长，我是他的秘书，同时负责这个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工作。我们进村后的首要任务是访贫问苦，扎跟串联，对社员进行摸底排队，寻找依靠对像，与此同时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学习社教运动的有关文件。接下来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四类分子”实行专政和批判斗争，对干部进行“四清”，然后在经济上组织退赔。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走门串户，走遍了社员家庭，对“四类分子”家也没有留下死角。走访次数最多的是贫下中农，他们的锅灶安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很清楚，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可以说是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和锻炼，灵魂深处最难忘的是这里的贫穷与落后。
说到贫穷落后，那时甘肃则是全国闻名，外省人这样形容省城兰州：“羊皮筏子当军舰，砂锅里煮的羊芋蛋；炕上铺的烂毡片，上面坐的尕老汉。”而远离省府、交通不便，土地贫瘠、靠天吃饭；在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从饥饿的困顿中刚刚醒过来的庄浪更是困难。解放十五年来，这里的人民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依然贫穷落后，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改观。我所在的和现李家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大多数人家炕上连一块烂毡片也没有。生产队的副队长李平清一家七口人，只有一床破被褥，炕上铺着半张破席，还是他要生孩子时村里人送给他的，为了照顾小孩，破被和破席只能有他、他的妻子和孩子使用，父母和两个弟弟没铺没盖，补补纳纳的破棉衣，白天是遮羞的衣服，夜晚是挡寒的遮盖，两个十几岁的弟弟没有裤子穿，夜晚把腿脚伸到父母的怀里取暖，据说她母亲穿的那条破棉裤还是土改时分到的胜利果实，出门时老两口还得换着穿，这个家庭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家里除了一个用草把
围编的粮囤，别的什么摆设也没有。
进村后的第二天，工作组到贫协组长家里吃饭，这个曾给地主当了半辈子长工的老人，听说工作组第一个到他家里吃饭，非常高兴，把仅存的过年时吃的白面给我做面条吃，但饭里没有盐，工作组的纪律是社员家做什么吃什么，什么话也不能说。俗话说“饭没盐水一样”，饭后我们考虑到在他家吃饭三天，如果顿顿饭里没盐恐怕受不了，决定把三天的伙食费和粮票全付了，好让他买盐吃。那时工作组下乡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角钱，一斤二两粮票，三人三天共是三元六角钱，十斤八两粮票，当我把钱和粮票递到他手里时，老人眼泪汪汪的说，他这辈子手里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钱和粮票。千恩万谢的感激毛主席对贫下中农的关怀。看着老人泪眼深情的面容，我的心里有无比的酸楚和无限的感慨，这里的人民太穷了，太苦了，一种忧民意识骤然而生。
古语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意思是维持日常生计，这七样东西样样都不能缺少。然而这里的人家似乎样样都缺。这里缺柴，没有煤烧，庄稼地里的秸杆都不够用，入冬后家家户户都到山坡上扫茅叶，把山坡打扫的比城市里街道还干净。这年冬天，老天爷偏偏作怪，下了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坡，茅叶扫不成了，不少人家断了做饭取暖的烧柴。我们到了一户贫农家吃饭，发现他家屋檐上的椽头少了几根，就问其中的端的，这个贫农实话告诉我们，他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把椽头搬下来当烧柴给我们做饭，我们感激而又痛心，这里的乡亲可爱而又可怜。我们赶紧通知队长，另行安排吃饭的人家，这样的事情再不要发生。
这里缺医少药，老百姓看病十分困难。就按他们的话说：“生得起病，看不起病。”一般的小伤小病都挺着，或用土办法、讲迷信解困，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找医生，想不到办法的只有在家等死。我在这里工作那些日子，有几个人没钱看病离开了人世，其中有老人，中年人和小孩。一天夜里我房东的邻居家传来了撕肝裂肺的哭声，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病魔又夺走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在初病时我给过他感冒药，这个近三岁的小男孩长的十分可爱，他是他父母久盼得来的儿子，他的母亲哭的死去活来，乡亲说老天爷瞎了眼睛。
贫穷与落后孪生，这里山道弯弯，交通闭塞，人们很难见到外面的世界，大多数的老人、小孩和妇女还没有见过汽车，说到火车和飞机，对他们简直就是《天方夜潭》，更落后的是这里的商品交易还处在以物易物阶段，有的人还不认识人民币的面额。每逢赶集日农民背着自产和自制的物品到几十里外换取他们急需的生活用品，辛辛苦苦、汗流浃背地背上一背篓萝卜才能换回一斤粗盐。草编（编制草帽的初级品）是这里的一种手工织品，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精于此道，麦杆是这种织品的原料，它们像爱护丝绵一样爱护着它，在此我们就可以找到这里烧柴短缺的一个原因。这里的妇女一有空就织草编，在开会时也干着这种活计，因为我未加制止，还受过大组张长的批评。就这样妇女辛辛苦苦一年编出来的草编还换不到一件衣服的布料。
这里的落后在妇女身上有许多表现，前一章提到的“圆规体型”就是一种，“三寸金莲”是满清的遗物，自清朝灭亡后在这里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如果是老年妇女，对此不难理解，难解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妇女相当一部分人也是这样，封建的思想仍然禁锢着它们，由此在家里她们把自己不当人，闹出一些笑话。我们访贫问苦进社员家的门前总是要先喊一声“屋里有什么人？”有回应才进门。有的妇女明明知道来人了，赶紧往屋里躲，有的站在院子里不应声也不开门，有的回答：“没有人。”为了使她们开窍回答有人，有过这样一段问答：
“没人你是什么？”
“我是屋里的。”
“你是屋里的啥？”
“我是屋里的做饭的。”
“饭是人做的还是猫做的？”
“是人做的。”
“那你是不是人？”
“是人。”
胆子大些的妇女才能对答，胆子小些的妇女说完一声“没有人”再也听不到声音。更奇怪的是这里的妇女只有乳名，没有学名，到老邻里之间还是称呼小名，她们的小名大多数是按出生时听到的动物的声音起的，叫鸡娃子、狗娃子的最多，叫猪娃子、猫娃子的也不少，还有叫喜鹊、老娃（乌鸦）的，还有什么牛蛋子、驴蛋子的等等。这里的妇女没文化，大人们不让女孩上学，因为她们都是“外姓人”，没有必要给她们做这种嫁衣裳。我工作的第三生产队据反映有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经调查不是那种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一种落后的民俗，女孩子生下来就约定婆嫁，也并非童养媳，而是“娃娃亲”。
这里的妇女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被男人们当作做饭的工具，劳动的苦力，取乐的玩具和生娃娃的机器，交换婆娘睡觉，不知良耻。我们还遇到过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住在这个生产队的前大队长，长期以来光棍一条子，和他的亲婶娘同居，生了一个男孩，和他长的很相，当时已经八岁了，和他以兄弟相称，社员们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时也反映了他的这个伦理道德问题，但奇怪的是也有人给他说情，理由是“不然这门里就断后了。”我把这些问题向大组长做了汇报。
大组长是当地的中年人，谙熟这里的乡土人情和风俗习惯，很有社会生活经验，听了我的汇报先没有作回答和指示，而是讲了一个笑话故事，他说：从前有个富裕的书香人家养了一个傻儿子，骗取了个媳妇，丈人怀辱在心，不登女婿家的门，后来女儿生了孩子，觉的生米已成了熟饭，也就消了气，打算外孙周岁时来女婿家，这倒给咬文嚼字的亲家添了愁，为了不失他读书人家的体面，就给傻儿子教了几句接待应酬的话；你听着，记好了，你丈人来的那天你在门口等着，见面后就说：“岳父大人，请进！请进！”他要问我到那里去了，你就说：“
吾父到山神庙里和老和尚下棋去了，早者归也，晚者和老和尚同宿也。”若问到我家的八仙桌，你就说：“乃吾父所造也！”“问到桌上的笔墨纸砚，你就说乃吾父心爱之物，用毕后借与他人。”问到墙上挂的画，你就说：“此乃吴道之神画也！”问到我家的牛马驴羊，你就说：“水草之物，何必问它乎！”。为了考验傻儿子的记性和接待能力，家里的其他人故意做了回避，只有书房炕上睡着孙子。老丈人到来，傻女婿彬彬有礼地说：“岳父大人，请进！请进！”老丈人觉的到底是书香人家，自己的女婿也不傻，满心欢喜地到了亲家的书房，一眼看见炕上睡着个人，就问傻子女婿：“炕上睡的何人？”傻子回答：“乃吾父所造也！”又问：“你母亲呢？”傻子回答：“我娘到山神庙里和老和尚下棋去了，早者归也，晚者和老和尚同宿也。”又问：“你媳妇呢？”又答：“乃吾父心爱之物，用毕后借与他人。”又问：“你父亲呢？”又答：“水草之物，何必问在乎！”傻子把父亲教给他的话阴差阳错的回答了老丈人，气的老丈人把傻女婿抽了一个耳光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女婿还是傻乎乎地说：“此乃吴道之神画也！”。
讲完了这个具有讽刺性的笑话故事，大组长余兴未了，又讲了两个读书人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落弟秀才，不会种田，还懒于耕作，听人说苜蓿播种一次，年年收获，于是在自家的地里种了苜蓿，青黄不接的时候，穷苦的人们把苜蓿当粮吃，一大群妇女爬在她家的地里掐苜蓿，他见此状，长吟了一首歪诗；“春发苜蓿芽，少妇满地爬，早知今日遭此祸，不如种上一地大鸡巴。”他的这首歪诗被掐苜蓿的一个妇女犹记在心，回家后告诉了她也是落弟秀才的丈夫，这个落弟秀才也作了一首歪诗回敬那个种苜蓿的落弟秀才：“此人生的奇，种球古来稀，倘若遇上丰收年，你家还有多少比。”
我感到大组长讲的这个故事特别腐酸，但还是笑了，接着他对我说：“读书人就怕书呆子气。你们这些大学生还不了解社会，只是从书本上，从条条框框中看待和认识社会现像，实际的社会问题比书本上说的要复杂多，有的问题不能与政治挂钩，有的问题不能认真，比如我刚才讲的故事，如果认真起来你就会把我当坏人。男女关系问题，听起来天花乱坠，活龙活现，若有其事，查起来很难找到真凭实据，提贼要提脏，贼无脏，硬似钢；抓奸要抓双，奸无双，羞人颜，弄不好会出人命的。不要什么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拉，这里的农村缺少文化娱乐活动，天一黑男人拿女人取乐，偷鸡摸狗的事不少。你还年轻，人世间的这些事情你还不懂，历朝历代对这类事情都是民不举官不纠，除非有命案的，民举了才察一察，往往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如果上纲上线，阶级敌人就太多了，干部的作风问题最好不要过问，在运动中不搞这些问题。”大组长的这一课，轻松的化解了我以为棘手的问题，使我从书生意气中醒来，对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有了一些认识。
后来，我把这里贫穷落后的现像告诉了在山背后工作的老二，他用当地人说的歇后语说，你说的是“山坡上的碾盘——石画（实话）；笼里的馒头——蒸的（真的）。”他工作的万家大队的情况更糟，他住在“七仙女”的家里，房东有七个女儿，一个比一个大一岁，都光着屁股，实在养活不起这么多孩子，成天愁眉苦脸，他进村后从来未见房东笑过，一个大男人家哭着央求给女儿找能吃饭的人家。穷到这样，他还是不见儿子不甘心，还想再生，过着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生活。
贫困的人们总希望有人来搭救他们。贫下中农听说这里要搞社教运动，他们天天期盼着工作组的到来。我们进村后不少人前来看我们，他们中有人说，土改时毛主席派人来领导他们斗地主，分田地，分胜利果实，那时他们扬眉吐气了一阵，之后的十四年来，上面再没有来过人，不知毛主席还不知道他们这里的情况，今天毛主席又派人来了，像土改工作组的样子，是三伏的风，久旱的雨，他们又有了希望。在此以前我们常唱《东方红》的歌曲，在这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歌词中“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含义和穷苦人对毛主席的热爱。
工作组进村后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扶贫救济。经过摸底排队后，除了地富家庭和各别中农户，这里的社员家家都得到了救济，他们像土改时分得胜利果实那样喜悦，运动后期组织退赔时，他们把这次运动比做第二次土改。救济工作的效果十分显著，之后群众就很快的发动起来了，在进村后的第十五天召开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在会前我们对忆苦的人选再三叮咛，会上不要讲困难时期的苦难。三个人选中只有大队书记作到了，他在诉到旧社会的悲惨遭遇时泣不成声，把会场的气氛引入了悲痛和愤怒中，一个贫农积极分子高呼口号：“贫下中农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旧社会！”“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一个老实巴结、苦大仇深的贫农诉完旧社会的苦后，却忘了工作组的叮咛，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痛苦流涕地诉说着他家在困难时期的遭遇；饿死了家人，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比国民党的保甲长还残忍。对此我又挨了大组长的一顿批评，说我会前没有把思想工作作好。
这里的人们虽然贫穷，但待人特别忠厚热情。我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开会，夜里还要看文件，写材料，通宵达旦地工作，累得有时起床翻不起身来，没几天身体就瘦了许多，大组长悄悄告诉我“油着点”，社员们琢磨着给我们改变伙食，东借西欠，把自己舍不得吃存起来的吃的都拿出来，有的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让我们吃。当我们制止这样做时他们编了一个借工作组来吃饭，改善家里生活的理由。有的还说，不让我们吃饱吃好就是对不起毛主席。那个饱好的概念，也是远远的低于现在普通人家生活水平，也是尽到他们所能了。我相信，纯朴善良的农民不会编造理论，他们那“对不起毛主席”的话是出自内心的真诚。这里主要的口粮是高粱和油麦，小麦很少，每家分到的小麦都十分有限，都是留到过年时吃，但不到腊月二十三日，各家的小麦全都吃光了，社员们还穷乐哈，说他们提前过年了。
说到这里，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我的房东杨老汉和他的家人，他是村里第一个带头改善工作组伙食的人家，他们全家人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千方百计的让我睡上热炕，夜里工作时他总是提醒我早点睡，有一夜他特意给我卷了两根草烟，放在我的煤油灯前，叫我抽根烟解解困，从那时起我学会了抽烟。我刚一病倒，房东大娘就到床头问我想吃啥？我说什么也不想吃，可是不一会就让她十八岁的女儿兰花端来热腾腾的细面条。我住在他家，兰花从来没有主动跟我说过话，她双手端着碗说：“组长起来吃点吧！”我实在是不想吃，但又褒情难却，起身接住了兰花手里的碗，碰着了兰花的手，兰花顿时有些脸红。我吃了那碗爽口的细面条，心里热乎乎的，好像病情好了许多。自后兰花一见我就脸红，后来和她家的人熟悉了，她见我也就退去了那份羞色，她三个月如一日的给我端水洗脸，在我和她父亲住的房子里洒水扫地，她就像我可亲的妹妹。一天晚上开完社员大会回来，房东大娘对我说，我看你棉衣的的胳衬破了，今晚早点睡，我给缝一缝，在煤油灯下她一面给我缝补衣服，一面和我拉家常，我仿佛感到旁边坐的就是我的母亲。
杨老汉一家给了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但遗憾的是我和杨老汉在一个炕上睡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就是没有把他发动起来，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家禽家畜的习性和饲养的方法，地里庄稼播种收获的节令和生长期的各种特征，谈到运动中的问题时总是回避，直到我离开他家的头一天晚上，他才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他早年曾是大队书记家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