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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拉车都找热闹地方，他可好，又不认识道，还找一个死胡同，往那一蹲。谁找你呀！别说，真有这没眼的，打胡同里出来一个男的，一看：“哟！正好有辆车，哎，洋车，洋车！”舅爷还纳闷呢：“到底是北京，怎么人名字还有叫洋车的？”谁名字叫洋车啊！这人到跟前：“哎，说你了，走啊！”“哦，叫我呢，我也不叫洋车啊？先生，去哪？”“火车站。”“上车吧！”多大胆，哪都不认识，上车了。这主一上车，“嗯，你稳当点，我坐下啦！”“坐吧。”这坐车的块儿也大，二百多斤，“咣”一坐，“噌”又起来了，“我的妈哟！疼死了！”怎么了？哎，车座上刚反着钉了一个大钉子，尖冲上。这主一看：“嚯！这么大钉子！也不砸砸。”这位下车捡块砖头，咣咣一砸，砸下去了。又坐好了，“嗯？你这车陷里边了？”“没有啊！”“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呀？”“您不知道，这边车轱辘没胶皮！”“嗬！我说的呢，快走！我等着上火车呢！”“好嘞，走！”舅爷从外边往车里迈，先把腿搬进来，怎么？棉裤太沉！一抄车把，悠悠悠悠！真快！快是快，见高不见远！往起蹦，棉裤太坠得慌，一起一落。坐车的主一看：“哟！这轧面条呢！”好容易上了街了，瞎跑，坐车的说：“你倒快点！”“还嫌慢哪！”“太慢了！”“你下来拉着我，我不嫌慢！”这不抬杠吗？坐车的一看，火车也误点了，干脆，你拉着我跑吧，反正你也不认道，今儿晚上旅店钱省了。这主掏出一条手绢，往脸上一蒙，睡了。这招太损了。舅爷也不认道，可着北京四九城转上了。跑着跑着一看，不远有人过马路，你倒是慢点呀，他可好，慢不下来了，自己嘴里嘀咕：“离着不远了……我看你要找倒霉呀……越来越近……你倒是躲开呀……非撞上不可呀……到跟前了……还有十步……五、四、三、二、一。”“咣”，这下撞的，这人吧唧就趴下了。舅爷还说呢：“怎么样！撞上了吧？”这人起来就急了：“你怎么拉车！”一抬手就要打他，这个躲挨打，也是技术，要是别人，一低头，就过去了。舅爷不懂呀，一看手来了，他手里握着车把呢，一抬手，拿车把一挡，这人手正打在车把上。“哟！真疼！”舅爷乐了：“哈，没打着。”这时候，后边过来一个人，一抬手，啪，给他一嘴巴，舅爷傻了：“你怎么打我呀！我也不认识你。哎，看你眼熟呀！你！哎，你不是坐车的吗？你怎么回事呀？”“我怎么回事！你扬车把，我摔后边去了！”
这热闹呀！
药铺与庸医
有这么句话：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有了病要抓紧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
自民间传说，神农尝百草以来，世间便出现了医生这个行业，也出现了药铺这种生意。
北京的药铺以西鹤年堂为最早，始于明朝。但西鹤年堂曾多次更换铺主，而开设时间稍晚的同仁堂却一姓相传信用昭著，至今仍享盛名。
同仁堂药铺的主人姓乐，几代人都是郎中，以行医卖药为业。乐尊育是乐家的第四代，曾在太医院当过差。由于他“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因此，乐家由他开始发迹。至于乐家何时开设同仁堂一事，乐家十世人乐印川之孙在药目中说：“于康熙壬午岁在京都正阳门外大栅栏南设立本堂字号。”康熙壬午岁是1702年，因此，同仁堂药铺从设立到今天，约有三百年历史了。
同仁堂盛名长久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昔日它与清代宫廷和官府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晚清时，西太后下诏，让同仁堂直接为宫廷制药，所以同仁堂得到特殊的优惠待遇。它之所以能享誉长久，还与它的药品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六十年代曾经发现了一批保存了几十年甚至百多年的同仁堂中成药，这些药香气浓郁润而不干，就跟近期制作的一样。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同仁堂的药品质量了。
同仁堂制作丸、散、膏、丹、药酒之方，都是经过名医审定和实践后才确定下来的。
同仁堂制药选料很严。从选料上看，什么地方产什么东西，是和疗效有密切关系的。比如，红花得用藏红花，本地的草红花不行，陈皮得用广东的，咱们这的那叫橘子皮，您得上土筐找去。此外像什么青海大黄、陕西当归、四川黄连、山东牛黄、广西肉桂等等，都是专门收购地点。
除了在选料上下工夫外，在制作成药过程中，严格按照古法炮制。乐家的祖训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由于同仁堂的用药考究信用昭著，所以在北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城里的人看病都认大药铺。可是出了城呢？农村里有人病了也好办，有“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转县医院，县医院治不了转市医院，市医院治不了，转省医院，省医院治不了可以请专家会诊，专家会诊也治不了，那……那就转火葬场吧！
现在医院、药店遍及城乡，治病方便。在旧社会，农村人得了病，困难了怎么办？没医院哪！那年月，有一种冒牌大夫，连扎针带卖假药，钻空子。清光绪年间，有这么一个冒牌大夫卖假药，穿得挺文明，长袍短褂，有个药箱子，还自己不背，雇一个徒弟背着，“雇”个徒弟？对了，不是收徒弟，收徒弟跟他学什么呀？学治病，连自己还不会呢。
临时雇个小孩，十二三，大了不要，太大就懂事了。俩人一进村，找个人多的地方，他拿一个串铃，一摇，说上了：“众位呀，敝人初到贵宝地，我是祖传世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膀子疼、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百病全治，扎针奉送，开方子不要钱了。”
过来个老太太：“先生，我有个小孙子，受了风了，能治吗？”
“拿手的。”
一进屋，这小孩四五岁，惊了风了，手脚直抽。
“这是我的小孙子儿，您看能治吗？”
“病治有缘人。不要紧，我这有祖传的八法神针。常言说，扎针拔罐子，去了一半子。得扎针，一针下去，就行了。”
“那敢情好，孩子躺半年多了，您扎吧！”
“行，一针十元钱。”
老太太赶紧拿了十块钱，他接钱来往腰里一揣。
“徒弟，把药箱子拿来。”
打开箱子，拿出一根针，六寸多长。什么针？烧鸦片烟的扦子。
老太太一瞧：“哟！这么大针？”
“别管了，这是八法神针！”
一挽袖子，把孩子裤腰往下一褪，左手一摸肚脐眼，往下按了按，右手把这针朝小肚子就扎下去了。拿手一捻针，捻不动，怎么？这针哪，也搭着劲大点，连炕席都扎透了。
老太太一看：“哎，这八法神针名不虚传，刚才孩子直抽，这会不抽了。”一摸脑袋，嗯，烧也退了，刚才烧的跟火盆儿似的，这会不烧了。往下一摸孩子心口，烧倒不烧，怎么冰凉？哦！死了！
这大夫把针一起：“这孩子跟我没缘。行了，人活百岁也是死，你们省心了。我说过一针下去，孩子就下地。”
“这么个下地呀！”
“这是十块钱，给你。徒弟，咱走！”
“走，哪去！打官司吧！”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拽着卖野药的，奔县衙门了。
知县一听，来打官司的，升堂。
老太太抱着死孩子上来：“老爷，做主吧！小孩子病了，来个卖野药，一针把孩子扎死了。”
老爷一看这针，“带卖野药的！”
卖野药的上堂：“老爷，饶命吧！”
“你卖野药几年了？”
“老爷，我不是卖野药的。”
“你是干什么的？”
“教书的。”
“教书的为什么扎针？”
“因为我瞧些个医书，这孩子病了，老太太找我去了。他的病根本就不能治了，老太太直央告我，死马当活马治，其实我不扎针他也得死，老爷恩典吧！”
知县一听，说得挺好，可一看不对，教书的满脸书生气，这小子满脸野气！
“既然教书的，我这有个对子的上联。你对上下联，你就是教书的；对不上，偿命！”
“老爷，您说吧！”
前两天，有个人送给知县三匹黑缎子，老爷就拿这个出题。说：“三匹天青缎。”
他一想：“六昧地黄丸。”
老爷一听，还可以，挺工整。
“好，这个算你对上了。再听这个上联：上堂鼓，下堂鼓，左五右六。”
“我对：紧伤寒，慢伤寒，阴七阳八。”
“行呀，听这个：新官到任上打一把金顶红罗伞。”
“我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乌鸡白凤丸。”
老爷一听，怎么净药丸子？一定是个卖野药的！一拍惊堂木：“胡说！”
“闹汗。”
“放屁！”
“着凉。”
“滚下堂去！”
“另请高明。”
“干什么的？”
“卖野药的！”
知县这个气：“画供！抵偿。”
“老爷，罚了不打，打了不罚，我又对上下联了，怎么还偿命啊？”
老爷一听：“好吧，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押下去，游街示众。”
游街怎么游？穿一个大白坎肩，写上罪状，还得让他背死孩子，手里敲着铜锣：“各位乡亲，如果谁有病，可别让我治呀，我没有真能耐，一针把人家孩子扎死了！这么长的针哪！”
“嘡嘡嘡——”一通喊。
刚走了俩村，他不背这孩子了，让徒弟背，跟这两班头商量：“二位头，我背不动了，这么办，我光喊行吗？这死孩子叫我徒弟背会儿，孔夫子说过，有事弟子服其劳。”
他还找着根据了！
这徒弟十二三岁，背一个四五岁的死孩子，也有分量，往身上背，直打晃。游了两个村，小徒弟脸色苍白，直吐白沫。二位班头一看：“行了，别背了，一会这也玩儿完了。”
“哎，卖野药的！本来还应该再游，冲你这小徒弟怪可怜的，现在把你们放了，可不许再治病了。”
爷俩趴地下直磕头。往前走吧，刚过一个村，卖野药的说：“徒弟，背着箱子。”
他又把串铃拿出来了：“祖传名医，专治头疼腿疼腰疼，食积奶积大肚子痞积，百病全治呀！”
又来了！
徒弟说：“师傅，怎么还治病呀？”
“废话！不治病，吃什么？”
刚吆喝了两三声，也该着，旁边大门一开，出来个女的，四十来岁。
“先生，水臌能治吗？”
“拿手的！”
“进来吧！”
一进屋，炕上躺一个大胖子，四十多岁，肚子大得跟扣了一口锅似的。
这女的问：“先生，能治吗？”
“病治有缘人！这得扎针呀！”
小徒弟一听一哆嗦。
女的说：“先生，能扎好吗？”
“八法神针，一针下去百病全治，可是贵点，一百块钱。”
他想扎一针多挣点，干别的去。
“先生，太贵了。”
“八法神针，保好！”
“只要保好，给您！”
“拿来吧！”
女的拿出一百块钱，他接过来，一揣。药箱子拿过来，一开箱盖，把大扦子拿出来了。一撩大胖子衣服，对着肚脐眼，刚要扎……
小徒弟一看，扑通跪下了。
“师傅，别扎了！你再扎死这个大胖子，我可背不动啊！”
京城旗人
道德三皇五帝，
功名夏后商周。
五霸七雄闹春秋，
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
北芒无数荒丘。
前人播种后人收，
说甚龙争虎斗。
在中国历史这座舞台上，改朝换代如同是逢场作戏一般。昨天臣子弑君，今天父亲杀儿，明天哥哥宰兄弟，后天舅舅害外甥，一会儿媳妇当皇上，一会儿姥爷挤兑外孙子。历经了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江山在人们手中争来抢去。明末，李自成起义攻入北京，末帝崇祯煤山自尽。后来，铜棍打死吴后部，刘宗敏霸占陈园园，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嘛！吴三桂下沈阳搬清兵，九王爷多尔衮带兵入关，江山易鼎，改国号为大清。自清朝建立以来，在北京城也就多了一种身份特殊的人，这就是——八旗子弟。
八旗最早是努尔哈赤设立的，它是军政兵民合一的组织。所谓八旗就是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北京的老人们都知道，北城的德胜门和安定门是正黄旗和镶黄旗居住。南城崇文门和宣武门，分别是正蓝旗和镶蓝旗居住。西城西直门和阜成门分别是正红旗和镶红旗居住。东城东直门和朝阳门，分别是正白旗和镶白旗居住。
清朝统治者历来对八旗非常重视，认为八旗是立国之本。因此，政府不惜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在经济上给予八旗官兵优厚的待遇。八旗官兵的开支，居然占去清政府总支出的一半以上。
八旗官兵除了定期领取定额粮饷之外，清廷还要分给他们份地。所谓“份地”都是清军入关后，在北京郊外通过几次强行圈占而来的土地，按规定每个旗丁授田三十亩，说起来，这都是百姓们的血泪田。
清政府企图在经济上给八旗旗丁享受优厚的待遇，以便使他们长期保持勇武精神，为大清效力。但事与愿违，享受优惠待遇的旗人，由于长期养尊处优，不少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气，而把“遵守祖训，保持旧俗”早就忘到“云南二条胡同”去了！
旗人由于钱粮丰厚，可以说是铁秆庄稼。所以旗人在“吃喝穿戴、规矩排场”上是非常讲究的。
在晚清的时候，虽然大清国势每况愈下，然而皇上吃饭也还是水陆珍馐八十一样。那些亲王郡王府第，每餐也不下几十个菜。每次饭后喝的茶不是毛尖就是雀舌，而且用盖碗泡后，只喝一次，然后就把茶叶倒了，决不再续水。府里佣人把倒的茶叶晒干，每月光卖这个茶叶，就能挣二三十两银子。
进少支多，入不敷出，几乎成了清朝末年旗人的真实写照。这些旗人无生计可做，真是成了些无事可做的人。等待他们的只有破落一途。破落的旗人下场凄惨，颜面难顾，实在是难以入目。不过，在清朝兴旺时候，旗人的规矩礼节，排场派头可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咱们就讲一个旗人的故事……
嘉庆年间，北京东城根小哑巴胡同住着一个姓曾的京官。弟兄九个，他最小，人称九老爷。曾九老爷既是京官又是旗人，那个派头儿就甭提了。特别是他对跟班儿的，处处要规矩，半句话答不好，非打则骂。北京干听差这一行的，都知道九老爷不好伺候，无论给多少钱也不给他干。这一下，可把曾九憋坏了，过去他出门或是会客，或是玩儿，后面总跟着两三个跟班儿的，如今九老爷成光杆了！
这一天四月十三，他忽然想起来了四月二十是他的盟兄弟——住在西城根儿坛子胡同的闷三老爷家里办喜事。他必须得贺喜去。可是没有跟班的，叫赶车的拿着拜匣充跟班的？那叫人家看见还不笑坏啦。情急生智，对！曾九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在乡间给曾九家看坟的赵二有个儿子。九爷叫他，敢不来吗？
赵二的儿子，小名儿叫三儿，十七八岁。为人忠厚老实，不爱多说话。曾九看他那老实样子，就管他叫“傻三儿”。其实傻三儿是哑巴吃饺子——肚里有数。傻三儿他爹给曾九看了一辈子坟，种了一辈子地，活活累死了。曾九欺负三儿傻，说：“三儿，你爹死了，这些活归你干，地也归你种，秋后甭交钱，交粮食吧。”“那，交多少粮食呢？”“你呀，把地上边的都给我送来，地坡下边的你自己留着。”三儿点头说：“好吧。”等到秋后收了粮，三儿把地上边的用车拉着给曾九送来了。曾九一看，差点气死，原来，三儿没种别的庄稼，全种的山芋，他把山芋蔓子都给曾九送来了。干生气没办法。“那什么，过年咱俩换过来吧，你留地上边，我要地下边。”三儿说：“也好。”等到第二年秋收，三儿又拿车拉来了，曾九一看，差点气哭了，这回种的高粱，他给曾九拉了两车高粱根子来。曾九说：“明年我要地上地下两头的，你留当中的。”过了年秋后，三儿又来了，这回种的是玉米，他把玉米留下。三儿送来两大车玉米根玉米穗儿。九爷气得在院子里直蹦，九奶奶直劝：“行了，别跟傻子生气。”曾九说：“他才不傻呢，我倒真是个傻子！”
这回短跟班的，曾九一想，干脆让三儿去，自己家门的奴才，省工钱。九奶奶一听省钱，也就答应了。
三儿来到曾府。九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