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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睿宗本是一个恬淡的人，把皇冠看得不是那么重。面对复杂的政治矛盾，他更觉烦恼莫名，决计回避矛盾，于即位第二年四月便要让位于太子，因太平公主极力反对而未能实施。过了一年，睿宗以“传德避灾”为由，决计让位，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又竭力阻挠，讲了不可行的种种理由。李隆基闻讯，也迅速拜见皇帝，细问其中缘由，上谓“今帝座有灾，故以援汝，转祸为福”云云。太子坚决辞谢。睿宗则直言：你是孝顺儿子，为啥一定要等我死之后在灵柩前才即位呢？话说到这个分儿上，李隆基当时就泪流满面。
还有一个祖母哭诉，不让孙子去当皇储的特例。清末，慈禧临殁，诏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皇储，令入宫，醇王太福晋大哭说：“既杀我子，复杀我孙，虽拥皇帝虚名，实等终身圈禁耳。”这位老祖母深谙内幕，她已经“奉献”了一个儿子（光绪帝），说啥也不愿看着人再把可爱的小孙子送上帝制祭坛，她紧紧抱住溥仪不放。最后当然还得按老佛爷生前谕旨办。
做了太子，哭有时也要受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崩。太子李治拥长孙无忌颈，号恸将绝，无忌为之拭涕，请处分众事以安内外，太子哀号不已，无忌曰：“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秘不发丧。及太子入京乃发丧，宣遗诏，太子即位。你瞧，老皇帝死了，真如天塌地陷山崩，举国如临大敌，太子面对逝去的亲人，欲痛哭而不能，他需要处置大事安定内外，以确保皇位不落入他人之手。盯着帝座的眼睛本来就多，老皇帝之死引来政局大震荡并非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孙无忌所言有理，身为太子，就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尽情哭泣，而首先要紧盯权柄。这权柄，该抓的时候没抓住，只能怪你无能；但若欲图提前接班，那就叫“谋大逆”，罪在十恶不赦之列，即使是别人建议，那敏感话题亦足以令太子颤栗流涕。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有个叫段志沖的平民请唐太宗交权给太子，朝臣强烈要求处死这个姓段的，唐太宗倒没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一笑了之，可太子李治听说后却忧形于色，发言流涕，用清泪来洗清自己，表明决无提前接班的意思。太子知道，这事闹不好，非但接班不成，小命都难保！
有俗语云，笑比哭好。我读史书，印象却是哭比笑多。小民血泪相伴的日子不必说，帝王也是泪眼多多。从绞尽脑汁谋位夺权，到高度警惕保皇位，随时准备应付包括老婆儿子在内的反对派的篡逆阴谋阳谋，再到煞费苦心挑选培养接班人，提心吊胆的临终托孤，还要面对后宫妃嫔的争风吃醋，撒娇流泪，时时都有迫使老倌流泪的条件。君临天下的皇帝实在不好当，高处真的不胜寒呀！所以然者何？制度使然。在现代政治民主制度运行中，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非常太上皇——安禄山
写过一篇读史随笔《透视太上皇现象》，在《书屋》刊出后，网上转帖之热，很出乎我的意料。文章做出，当时的自我感觉，正如后来某大网站转载此文的评介语所称，是“史上太上皇挨个数”了；然而很快就发现，由于读书不细，还是“数漏”了一个，此人便是怀着“赤心一颗”而反叛朝廷、大奸似忠的安禄山。
安禄山是在非常时期被非常规地“尊为太上皇”，故题如上。这要从他称帝说起。755年，安禄山正式起兵反叛，很快就攻陷东都洛阳，西攻潼关受阻，安禄山便于天宝十五载（756年）春正月，急吼吼地称起了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安禄山本来就腹大垂膝，活脱脱一个肥猪肚，行动不便，做了至尊，更是声色自娱，深居简出。由于目疾严重，视物困难，加之患疽，脾气暴躁，动辄箠楚臣下，甚至诛杀，整得人人自危。挨打最多的是贴身侍从李猪儿，甚者，连心腹谋士居中用事的严庄亦不能幸免。做了皇帝的安禄山，又打算立宠妃段氏所生庆恩为太子，以取代安庆绪，安庆绪亦惶恐不安，担心被杀。于是，安庆绪、庄严与李猪儿密谋，连夜暗杀安禄山于卧榻，并于床下就地掘坑掩埋。训诫宫中，皇上死讯严格保密，绝对不准外泄。次日，由庄严出面宣告：皇上病重，命立安庆绪为太子；接着，安庆绪迅速即皇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这一切如仪进行完毕，才公开发丧，宣布老皇帝已经死了。此时距安禄山称帝刚刚一年。
安禄山这顶“太上皇”帽子戴得最是奇特，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的骗局。有了这假戏真唱的过渡，弑父篡逆就变成名正言顺的公开接班，也避免了因为老皇帝之死可能引发的政局动荡。众所周知，老皇帝死了，称作“山陵崩”，后事处理包括发丧时机的确定，稍有不慎，就会引来大动荡，真的“山崩地裂”了。第一个大皇帝秦始皇死在巡游途中，胡亥、赵高们不惜尸体发臭，用车载臭魚伴行以乱人嗅觉的办法保密，直到匆匆赶回首都，一切部署停当才发丧的。
江 充 其 人
——一个复仇者与困扰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
？ 李国权 张家清
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世出的皇帝。但由于专制制度的劣根性，在他晚年，竟卷入一场荒唐的宫廷流血惨剧之中。历史的局限性使他的雄才大略蒙上了阴影。
公元前91年，即汉武帝征和二年，在当时的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被列为这一事件罪魁祸首的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度角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为大奸。倒是康熙是一个明白人。由于他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能有一般史臣所没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能得出较为符合情理的结论。他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芽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在整个事件中，他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也就是当时的中小商人阶层。他本名齐、字次倩。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被称为敬肃王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的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据《汉书》记载，这位敬肃王彭祖是一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一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是深怀疑忌的，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却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是“大者死，小者刑”，弄得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八个字，即先发制人，陷人于罪。每当中央派有新的官吏到来，他都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对皇帝的使臣表示异常的恭顺和尊重。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促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出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如果你不买账，想干点什么，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给你造成杀身之祸。这种豺狼似的凶狠与狐狸似的狡猾，使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垄断商业经营，甚至杀人越货，使他的私人收入多于国家的赋税。在赵国，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一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之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待为“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春风得意，的确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一个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他的穷凶极恶是无法想像的，仅就荒淫这一点就足以惊世骇俗。他除拥有大量姬妾外，还奸及他父王的后宫和他自己的亲姊妹。皇族的高贵掩盖着禽兽般的无耻。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他时刻提防别人告发他的隐私。
由于关系过于密切，很多事情当然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怀疑的邪火烧到他的身上来了。韩非子把同床列为八奸之一，作为防范的重点，看来太子丹对此也作过研究。正因为上述原因，太子丹使吏追捕他，他机警地变名潜逃，而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江充的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他逃入关中，诣阙告太子丹。一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江充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见到了汉武帝，告了御状，所列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将他投入魏郡诏狱，被判死刑。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罪行申说，反诬江充“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他还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思想，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但是，赵王彭祖的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能使这位骨肉之亲的皇帝感动，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位刘丹的太子资格，而仅仅免于一死。
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一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一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母，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母亲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选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母岳母，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一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一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