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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前一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他认为这是后现代医学的开端，窃以为这是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误会，但无论如何，磺胺类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战胜疾病的能力。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alternative story）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不是相反。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现代医学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则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
有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在实践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做事，可以积极协助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在理论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容纳无限的可能，若有若无，若恍若惚，恍恍惚惚，其中有真；在元理论的层面，医学不是别的，就是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易道精神。在拙文《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中我曾经说：“在它（中医）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现在我要说这种医学智慧便是“叙事医学”。可以说，两种医学争斗了近两百年，起初斗志昂扬，继而两败俱伤，继而垂垂老矣——寿终正寝。如今，在医学的墓地上正有一种新生的力量慢慢发芽、成长，开出了一朵朵稚嫩的小花。她们究竟能长多大，究竟能不能结果，尚待业医者、好学者去呵护、去栽培……
宗教化了的科学是科学吗？
？ 李启咏
（一）
科学是干什么的？科学是求真的。科学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的一致，一致的程度越高，说明越科学。
科学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任何现成的结论只能接近客观事物，但都不能穷尽本领域的所有客观事实。为此，需要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积累、质疑、辨伪、创新。
为了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就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仅有实践还不够，因为有的理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有的理论则不容易通过实践来检验，或者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的实践才能检验。例如，讨论“人是如何产生的”、“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就无法还原事实进行重复验证。为了减少片面性，就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尊重不同探讨者的思想，发挥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接近于客观事实。
有人说，好了，科学的作用这么大，我不信仰宗教，我信仰科学。那么，科学自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呢？不能！其一，科学追求主客观的一致，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善恶评价的功能。科学是客观的、冷静的。信仰科学的人，其内心容易趋向于冷酷。其二，信仰科学不外乎信仰“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但是，任何“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都具有相对性、局限性，而不是绝对的，当这种“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有问题的时候，信仰科学常常变成信仰谬误。因此，崇尚科学这种提法不错，但是把科学当成信仰和宗教肯定是有问题的。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看，人们的信仰常常十分顽固地作用在科学领域，阻碍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例如，当科学家最初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宗教的恐慌。提出“日心说”、质疑“上帝造人说”的科学家作为异端受到了迫害。反过来，一般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比较科学，比较有道理，但是，如果把达尔文的观点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来信仰，把别的观点当成禁止传播的异端，那又错了，达尔文的学说实际上又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
2001年，中国一批反“伪科学”的人士曾经搞了个“十大伪科学代表作”评选，把一位博士写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一书列在其中，并要求有关部门禁止出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把达尔文的认识当成了宗教来膜拜，看起来是在维护科学，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达尔文教”的教徒。反“伪科学”的人士或许不知道，达尔文的学说同样也是一种科学假设和科学猜想，而未必就是绝对的客观事实。有兴趣的探索者提出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也是一种猜想和假设，这种思想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不能认为达尔文的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科学和结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反对的，是允许人们对着它“胡思乱想”的，否则科学就不能前进。一切可贵的质疑和探索都应该受到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反科学”问题。
科学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信仰。如果科学或者某种“科学结论”成为一种宗教，或者一种信仰，那么，科学前进的脚步又会被束缚住了。科学一旦成了宗教，科学创新就会被严重窒息；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顽固的偏见，科学就会演化为迷信。
上述问题，在近年来一些“反伪科学”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神教”。一些“反伪科学”行为的实质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宗教，挂的是科学的羊头，卖的是宗教的狗肉，也可以称之为“极端科学主义”。“科学神教”和别的宗教外在表现形式不一样，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具有很强的蒙蔽性（这和极“左”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害人一样）。从个别“反伪科学”人士在网上大量发布的藐视中国司法、丑化中华文化、诋毁宗教信仰、肆意谩骂他人的文章看，“反伪”活动还有明显的邪教化趋势。
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1962年研究了1501年到1950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后提出，在这四百多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70年～1830年）、德国（1840年～1920年）到美国（1920年～现在），平均每次的时间是八十年。这就是科学上被称为“汤浅现象”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
上述科技中心出现的时间，和这些国家的宗教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时间相吻合。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国民思想摆脱了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束缚，大大促进了科学和文化的兴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它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先声，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打破了极左思潮长期套在人们心灵上的种种枷锁，把人们从深深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叩开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门。如果没有二十多年生生不息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华民族今天的光荣和地位。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学发展也较为迅速。但是，横向地比较，我国的科学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差距还非常大。原创的科学成果和尖端领域领先于世界的核心技术非常稀少，在很多高新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我国百分之百的光纤制造装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百分之七十的轿车制造设备都要依赖进口。我国还造不出大飞机。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大陆本土的科学家。即便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的落后性也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可以夜郎自大的。几十年来，除了毛泽东的战争学说享誉世界外，中国几乎没有产生在世界上公认的、富于原创性的思想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很多东西，往往不是在解释马列主义经典，就是在解释其他西方学者的东西，自己的创新不多。这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国家来说，确实十分尴尬。
目前，美国无疑处于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1985年后百分之六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得者是美国人。截至2003年，美国共有二百七十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全球获得该奖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美国成功的现象吸引了各国的学者去研究，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为本民族发展服务。毋庸置疑，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价值的推崇是美国成功的经验之一，这种自由，推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而且使得社会产生了强大的自我纠偏能力。例如，正当美军在伊拉克受困扰的时候，美国的媒体却在战时自揭家丑，纷纷报道起本国士兵虐待俘虏的丑行来。2005年，有位律师还出版了一本《本·拉登：美国敌人的完全语录》的书，书中记录了拉登在1994年到2004年之间的讲话和信函。这些现象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科学最发达、最有竞争力的国家必然是能够最大限度解放人们的心灵和思想的国家。
（二）
科学属于文化的范畴。我们经常说，要建设先进文化，党始终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那么，什么是先进文化呢？学者徐显明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有三个大的先进文化主流。一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化，它强调对人的尊重，反对宗教禁锢；二是近代的科技文化，它强调科学和科学技术的价值；三是现代的权利文化，它推崇民主、自由和法治。
从价值层面上分析，自由和科学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价值。自由是高于科学的价值观。自由是第一位的，科学是第二位的。我们观察到，当今世界那些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人们强调的是自由这个概念，而并不是科学这个概念。认为科学至上，这是近代科技文化的观念，而不是现代的权利文化的观念。
不难看出，一些反“伪科学”活动的认识，其迷信科学、认为“科学万能”、“科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实际上仍滞留在近代科技文化的层次。事实是，真正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衡量，我们会发现，一些人要求主管部门禁止自己认定的所谓“伪科学”著作出版，是十分错误的、不合乎宪法精神的。这种行为把表达的内容完善与否和表达的自由权利到底谁更重要的价值次序颠倒了。试图通过消灭和打压不同见解来维系科学的存在，是十分幼稚和天真的。
这种做法自称是在维护科学，反对迷信，实则是严重的谬误，因为它漠视了科学的复杂性、相对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他人权利的重要性，把自己的认识当成绝对的科学了，也是不懂辩证法的表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写到：
……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藏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科学和迷信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甲认定乙的认识为迷信，乙的认识未必全都是真迷信；以乙的标准看，甲的认识属于迷信，但甲的认识也未必全都是真迷信。甲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甲不一定是科学的；乙认为自己是科学的，但乙不一定是科学的。克服真正迷信的办法不是让甲来压制乙，也不是让乙来压制甲；而是既保护甲的自由，也保护乙的自由，让甲和乙自由争鸣，自由出版著作，自由传播思想。通过自由的争鸣，甲和乙都减少了自身的错误，相互纠正了对方的偏差，共同推动了认识的提高。科学就是在这样的互相质疑和辩驳中发展的。从此意义上说：迷信也是科学的源泉之一。理解了辩证法的精髓，就一定会明白压制不同意见、试图消灭不同学术观点的行为是多么错误和荒诞！
表面上看，科学问题宗教化是一些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搞不清科学和信仰不是一回事，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了科学。真正的原因，是社会环境缺乏足够的推动科学创新和科学飞跃的民主法治精神和民主法治机制。
在科学面前，无论学历高低、年龄长幼、职务大小、资历深浅，都是一律平等的，谁也不能给别人的嘴巴贴上封条，只允许自个儿叽里呱啦。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往往有些困难。职称高的人常常看不起职称低的人，学位高的人常常看不起学位低的人，头上顶着院士帽的人常常看不起没有院士帽的人，名气大的人常常看不起没名气的人，官大的人常常看不起官小的人，这就很容易形成唯我独尊的科学霸权心态。但这还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地位高的人容易利用自己的影响控制媒介，垄断话语权，而弱势者却无处表达思想，使得问题的平等探讨变得十分困难，谬误往往会堂而皇之把持着话语霸权批判真理，科学被扼杀也就不足为怪。在民主匮乏的环境下，科学问题不但容易宗教化，而且容易政治化。
影响科学发展、阻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科学霸权主义。科学霸权主义的特点是，用机械的、静止的、宗教的、偏执的、专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见解和不同的学术见解，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五而不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或者只允许说一加一等于二而不允许说在某些条件下一加一不等于二。科学霸权主义的逻辑是：凡是我理解不了的、我看不惯的就是不科学的，就是迷信，就是异端，就要消灭，就要取缔。科学霸权主义是最大的学术腐败，是文化和科学领域里最不得人心的怪物，它的思想根源是专制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充分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是克服科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