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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闹拔癖疾恕�
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１９０８年１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１９０８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７点到８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６点到７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佬。
上课的人数，看门人还说多了，其实只四个人：讲师先生、两个２０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比手划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里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
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
第三，……
…………
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谨。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１９０９年７月，爱因斯坦第一次获得学术荣誉——日内瓦大学授与他名誉博士称号，并邀请他出席这所加尔文创立的大学的３５０周年庆祝会。庆祝盛典的莅临者们后来回忆起，爱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中世纪长袍以及来自整个地球２００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中，他太普通了。
９月，他又到萨尔斯堡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第８１届年会。这是他第一次应邀做学术报告。这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学界的同行们相会。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们之列，他在巨人中寻找普朗克。他把双手向普朗克伸去，创立量子论和创立相对论的两双巨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１０月，从萨尔斯堡回来后，爱因斯坦辞别了贝索，辞别了哈勒局长和专利局的同事们，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推选他为副教授。１０月２２日，爱因斯坦带领全家迁住苏黎士穆桑街１２号。
爱因斯坦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来之不易。克莱纳极力向学校建议道：
“现在，爱因斯坦置身于最重要的理论物理学家之列，已经得到认可，由于他的相对论原理……不同凡响的、鲜明概念和对思想的追求……明晰精确的作风……”
克莱纳明智的判断、全力的推荐终于打消了学校教师委员会的疑虑：爱因斯坦是个犹太人！
１９０９年３月，联邦工业大学教师委员会秘密投票，以１０票赞成，１票弃权通过了爱因斯坦的任职申请。下面这份报告可清楚看出克莱纳在此事上起的作用：
“我们的同事克莱纳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础上说这番话的，从整体上看，这对于全体教师和委员会来说更有价值，因为爱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犹太人，更确切地说，是学者中的犹太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鲁莽、冒失，以及当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学术地位时的店小二思想（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完全没有原因）。然而，犹太人中也会有一些人丝毫没有那种令人不快的品质，因此，仅仅因为一个人恰巧是犹太人就贬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适的。确实人们有时也会发现，即使不是犹太学者，可是他们的商业观念以及对学术职业的利用，使他们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典型‘犹太人作风’的东西。因此，从整体上来说，委员会和全体教师都认为对高职位采取反犹政策是不合适的，我们的同事克莱纳先生所提供的关于爱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们完全消除疑虑。”
在这些充满外交辞令的语言后面，作为犹太人的爱因斯坦，注定要为自己的血统付出沉重的代价。
爱因斯坦终于作为一个学者站在大学讲台上开始授课了。
但爱因斯坦仍然是爱因斯坦，他的独特个性并没有为装腔作势的学者风范所污染。
汉斯·坦奈在这期间听过爱因斯坦的讲课，他回忆说：
“当爱因斯坦身着半旧上衣、下穿过分短的长裤登上讲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他胸前挂着一条铁制表链的时候，我们对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怀疑。但他一开口讲话，就以独特的讲授方法征服了我们变冷了的心。爱因斯坦讲课时用的手稿是一个如名片大小的笔记本。上面写明他在课上想要阐述的各种问题。可见，爱因斯坦讲课的内容都是来自个人的脑海，我们也就成了思维活动的目击者了。像这样的方法对大学生来说更有吸引力；虽然我们习惯于风格严谨、四平八稳的讲课，这些讲课刚开始吸引过我们，但在老师和学生中间却留下一种隔阂感。而在这里，我们亲自看到科学的成果是通过什么样的独创方法产生的。课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似乎也能讲课了。”
科学成果的这种自然而成的感觉，不仅是爱因斯坦讲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内容所特有的。在讲课的方法与课程的内容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和谐。凝固在惯常的形式中而同时又包含任意假设的科学理论常常是用教条腔来阐述的。当讲到反常的，但在基础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学思想的精神时，阐述已不能只限于思维的成果，探索性的、创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维本身在听众面前闪烁发光。它成为自然的、显然的东西，随着反常的命题变成从新的关于自然界的初始观念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听众觉得这种思想是“自己的”东西了。爱因斯坦在课堂上讲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学，但现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础之后，古典物理学被解释成另一种样子，并因此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阐述了。在学生面前展现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筑物，而是建筑工地，爱因斯坦与其说是向学生们讲解建筑物的平面图，倒不如说是同他们一道讨论重建的方案。
坦奈写道：“我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间听过爱因斯坦讲课。它们全都饶有兴味。我有这样的印象，似乎我们自己可以确定题目。他的讲授有时论及古典力学（这门课我们也曾听别的教师讲授过，所以能觉察出在处理方式上的不同点），有时论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热烈争论的普朗克量子论。”
爱因斯坦的授课，不仅课程的内容和风格，而且讲课和课间休息时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于他那独特的个性和思想。
“要是我们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我们有权在任何时候打断他。我们很快就不感觉拘束了，有时还提出一些简单幼稚的问题。在课间休息时，爱因斯坦也总是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随便了。他——活跃而朴实——常挽着学生的手，想用最亲密无间的方式来讨论未弄清楚的问题。”
坦奈谈起每周一次晚间的物理学讨论课。课后，爱因斯坦总像余兴未消，问：
“谁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馆？”
于是，一些学生又前呼后拥地陪爱因斯坦上咖啡馆去继续讨论。从物理学问题、数学问题转向各种不同的科学问题和生活问题，天上地下，无所不谈。
有一次，天色已晚，苏黎世已经到了所谓“警察时间”，咖啡馆也闭门了。爱因斯坦把两个学生带回家，让他们读普朗克新近发表的两篇论文，要他们找出其中的错误，而自己则去给他们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两个学生不好意思地说，他们没看出错误的地方。
爱因斯坦手一指，说：
“看，就在这儿。不过，这个错误是纯数学上的，并不影响物理学上的结论。”
说罢，爱因斯坦兴致勃勃地阐述起自己对数学与物理间关系的见解。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学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罗斯曼。两人的友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爱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听取那时正在深入研究非欧几何的格罗斯曼的忠告了。
爱因斯坦还遇见了阿德勒，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时他们怕吵闹一块儿躲进阁楼去谈话。想必，他们的谈话也包括哲学的争论。阿德勒是个马赫主义者，他对爱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马赫一样，反对相对论。
爱因斯坦还跟两位苏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们是民法学家埃米尔·楚黑尔和历史学家阿尔弗莱德·施特恩。爱因斯坦很器重楚黑尔对人们心理的透彻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遥远的概念加以对比的能力、各种各样的兴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说：
“楚黑尔的兴趣范围是无限的，而且他善于对人和事作出判断，远远超出了职业知识的范围。这些判断表明形式逻辑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阅读和比较他的东西，是可以理解这些判断的。他是我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人们中的一个”
同不会物理学和数学的人们保持亲密和经常的智力交往，是爱因斯坦的一个特点。他常同法学家、历史学家、医生交谈。看来，这一爱好是和爱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点有关的。他从具体的物理学计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问题，又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最后终于达到最具体的（有时是可以直接用于实践的）结论。
科学思想和兴趣的这一特点使爱因斯坦有时能够在不懂物理学的人们中间找到科学问题方面的交谈者。因为，对这些人来说，关于空间和时间的一般见解，未被传统概念所侵蚀，其原始质朴的直觉倒正是爱因斯坦物理观念的出发点。
在苏黎世，爱因斯坦与历史学家施特恩交往很多，还在大学生时代，他就喜欢到施特恩那儿去。后来，施特恩８０诞辰时，爱因斯坦还如此写道：
“……我大概不知道还有第二个人能在生活、见解和价值观念急剧动荡的时代保持这样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
闻名世界的汽轮机专家奥列尔·斯托多拉和爱因斯坦精神气质颇为接近。１９２９年春天，斯托多拉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席退休时，爱因斯坦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感谢斯托多拉》，发表在《新苏黎世时报》上。这篇文章不仅对评价著名的热工专家是有意思的，它还揭示出爱因斯坦本人的特点，值得一读：
“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艺复兴时代，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和雕刻家，因为想象力和创造天才是他的为人的推动力量。多少世纪以来，有这样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学所吸引。在科学的领域里，时代的创造性和冲动有力地迸发出来，在这里，对美的感觉和热爱找到了比门外汉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机会。在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多年来（１８９２—１９２９）富有成果的活动中，他在学生中唤起的激动实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的眼睛不是闪闪发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创造的天才，那么，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却在于对知识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学思想的非凡的清晰。当写这些感谢词的作者，作为苏黎世大学新任命的理论物理学教师，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为了了解这门科学的发展而迈进课堂，这部分由于对真正知识的探索，部分由于要对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识进行评价；当时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怀着敬畏。当他的同事讲完课以后，他就提出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动活泼的方式加以正当评论的深刻问题。在这个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胆怯在谈话中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善良和赞同的意愿总是在启发他的言词。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同他对话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谦逊态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温柔同他思想上的顽强坚韧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对照。人们的苦难，特别是由人们自己所造成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愚钝和粗暴，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问题。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如同所有的个人主义者一样，对于人折磨人的那种可怕的事情的责任感，以及对于群众处于悲惨的境地的无能为力的感觉，都使他感到苦恼。虽然他有了特殊的成就和深受爱戴，但是他的感受力还是使他痛苦地感到孤独。
“可是，他的丰富多彩的天性给他带来了补偿：从爱好音乐和钟爱他的两个女儿而得到报答。他在两个女儿身上过度地耗费了他的心血。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女儿海伦。他在巨大的悲痛的时刻所写的讣文，表示出一种罕有的精神上的和谐。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的精神财富在他的悲痛中特别显露出来。”
应该说，这幅肖像似乎是爱因斯坦的自我刻画。一个从不考虑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绘精神的天赋方面和他相近的特点时，塑造出自己的画像。
爱因斯坦在联邦工业大学的年薪也是４５００法郎，和专利局一样。但是，副教授的头衔却要有副教授的耗费和排场。米列娃不得不在家里收几个学生寄宿，挣一些钱来贴补开销。不过，手头拮据，这也是爱因斯坦的老问题了。他自有打发这位老朋友的老办法——说说笑话，开开心。他对朋友说：
“在我的相对论中，空间的每一点，我都放上一只表；可是在生活中，连自己口袋里放一只表，我都办不到。”
为柴米油盐搅得心烦意乱的米列娃时常与爱因斯坦发生摩擦，１９１０年６月，爱因斯坦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爱德华。小儿子的出生也没能使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关系融洽起来。
两人的个性都太强，就像钢刀砍在石头上，少不了迸出火星。米列娃觉得嫁给爱因斯坦埋没了自己的科学才能。她现在只能做一个喜欢空想的人的妻子，做一个庸俗的家庭主妇，太委屈了。而且，这位大学物理系出来的家庭妇女，操持家务的本领并不高强，家里时常搞得乱糟糟的。她需要丈夫的帮助、关心、温暖和体贴，可爱因斯坦自己却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大孩子”，他自己都需要别人的照顾和关心。他也生生炉子，带带孩子，可心却完全扑在物理学上。如果他必须在物理学和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他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物理学的。
苏黎世，造就了爱因斯坦的伟大，也给他的家庭悲剧拉开了帷幕。
★ 现代的开普勒
１９１１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爱因斯坦接受了。
为什么不接受呢？
与苏黎世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