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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宣布了那些新政策之后,系主任反复打招呼,各位老师不可掉以轻心:“校长说了,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但我仍然觉得一切相当遥远。砸学校的牌子……老实讲我还想不出可以砸学校牌子的办法。
按照新的规定我只能在学校批改试卷。但系里还是网开了一面,由着我拿回了家。因为我没有住在校内。我住在十公里以外。
我把试卷摆在案桌上,随手翻着,心里又温馨又苦涩。这是我挨珠兰(请允许我从此以后就这样叫她的名字吧,我佛慈悲)最近的时候。我希望找到她的那份试卷,亲吻她本人手书的名字。但我办不到。一条政策将一切化做乌有!
真的吗?政策那么厉害吗?我突然不能服气。老子今天就是要把那个学生的卷子找出来。朕今天就是要把兰妃的卷子,啊不,手绢,找出来!
我研究那摞卷子。我发现一切相当困难。封条是糊在了订书钉上的。而那封条偏偏是一种很稀薄很差劲的软纸做成的。想当初,我看见封条的时候,还在嘲笑当局为什么不用结实一点的纸张来做封条。现在我才明白,当局远远比我聪明。你看,此刻,只要我试图揭开那些封条,它们就会破碎。把它弄湿了再来揭?我选了一处小地方试了一下,更不行,还没揭就已经要破了……就算你居然将封条揭开了,你也无法对付那些书钉。它们刚好勉强扣住了——借助教学秘书,那个东北小伙子,用杀害刘胡兰的动作才勉强扣住的。你只要把书钉撬开了,你决没有那个能力将它复原。
我翻开试卷,看有没有希望窥见密封部分。由于试卷不是叠得完全整齐,所以有些名字可以窥见一部分。当然啦,是下部分。窥见下部分这个想法让我笑起来。但珠兰的下部分我始终没有窥见。就算“兰”字的最下面那一横不容易出来,“朱”字的下部分应该是很好识别的。当然啰,你必须把那一撇一捺和那一竖写得一样齐。
我决定放弃。我想我不给任何人打不及格。一个不及格的都没有,那么珠兰至少不会不及格。“补考四科以上(含四科)的将不发给学位证书”。
我替珠兰担心。她不可能是成绩好的学生,因为她太漂亮。女学生太漂亮了成绩就不容易好。就算她自己不怎么,别人也要来招惹的。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
我批阅试卷。我尤其小心女学生的;这个嘛,从笔迹上可以看出来。但我发现我的心发慌。真的,就是心慌意乱。我在找到珠兰的试卷之前不可能静下心来认真批阅。我没有料到会是这种心情。那一刻我想到我是老了。本来我是个很有自制力的人。
这么折腾一翻之后,我想横了。朕一定要找到你的试卷。
我还是只能用窥视法。我用家伙撬开一点密封部分。先,我用的是圆珠笔,但粗了一点,容易整个撬翻。几经实验,用铅笔比较好。
我选择了4B的铅笔,因为软一点。我考虑过,要不要把笔芯折断,以免在卷子上划下痕迹。但这样也不好,就是容易把纸戳破。结果我把笔芯磨秃了,撬的时候往上靠一点,就不会在名字旁边留下划痕了。
珠兰到底让我给找出来了。我很激动。像我这样的年龄还会这样激动,自己都很惊讶。同时又很酸楚。因为我很清楚,我只是白白的激动。
珠兰你知道我在为你激动吗?
我甚至连亲吻一下她的名字都办不到。
每一份试卷共四页。我先翻看了一下,看她有没有希望被我弄到八十五分以上。这一翻看让我大吃一惊。老天在上——别说八十五,她连五十五都困难。
我不敢下笔。我想起了还有一条规定:如果试卷上的打分有所更改,必须有相关手续。这是防止老师在拆开密封进行登记的时候做手脚。
我另外拿了一张纸来,先统计一下。
统计结束,我狂笑了一通。如果正常评分,那么珠兰应得四十八分。
如果是中学或者小学,我会担忧她的智商。但我们这里是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能够考入我们学校的智商是不必怀疑的。可以想见这位绝色的美女过什么样的生活了。
但奇怪的是,我并无半点反感。美女就该这样——我佛在上,我这么说可没有讽刺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很自然。相反,我对她的生活很有好感。你想想吧,假如一个绝色女大学生不理会一切,只是拼命读书,那八成她是要考去外国留学,以后嫁给老外。
……这些都是胡思乱想。我不得不保护她,仅而此已。
我平静下来,认真对付。我先确定,给她六十四分。给高了肯定不行,但如果只给六十,或者六十一分,会被大家看作让老师勉强拉及格的。我不愿意她被这样看。
那么,这一道题几分,那一道题几分,就得事先安排好……我安排好了。那么假如真有人来检查(实话说我不大相信),应该能够看出是“自然而然信手打出的”分数。
六十四,我在“总分”那一栏里很随意地填了上去。
我继续批阅。这个班学生挺不错的,一会儿一个八十八,一会儿一个九十一……照此下去珠兰没准是全班的尾巴。不行,我不能让她当这种丢人现眼的尾巴。
我停下了批阅,在剩下的试卷里寻找可以只给六十三分的。没有。即使最差的,也比珠兰好一大截。
我有点难受。因为我决定找两个冤死鬼,也打成六十四。这样,三个人并列最后,大家都不会很难堪的。我难受是由于良心不安。人家那两个,都是可以上七十分的……人生的的确确有很多无奈的。一个人要完完全全问心无愧,是很难的。
经过如此这般的折腾,试卷簿已经松散了。端头有两三颗书钉缩了进去,看不到了。总之,如果上头要认定是拆了封,我也无话可说。
试卷交回办公室的时候,教学秘书很惊讶。我说,试卷簿太厚了,我翻得重,翻来翻去就翻成这个样子了。教学秘书连连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小伙子的年龄可能同我的教龄差不多吧。
现在来说明一下,我上的这门课,叫“美学”。不要以为艺术专业的,或者中文系的,才学这门课。美学这玩意儿其实最先是从哲学里产生的。大家都知道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他最著名的哲学著作就叫《美学》。
因此我的这门课是所谓大课,课时很不少的,要上两个学期的。
因此我在第二学期又可以看到珠兰。我要看看她的反应。你知道还有呢,也要看看那两个冤死鬼的反应。
我万万没有想到,上头的反应先来了。
系里通知我,到教务处去一下,市教委的“本科教学评估小组”要找我谈话。
谈什么话,我问,完全莫名其妙。
系主任沉吟了一下,大概害怕我被弄得很糟,就告诉我,我上个学期的试卷,是被“随机抽查”到了。
那么巧吗?我问。
系主任说,说是随机,恐怕还是有考虑的,可能是成绩特别差的和特别好的,就要查一查。“因为你那一科,不及格的一个也没有,引起了注意吧。”
原来是这样。那么,我想,是不是该把那两个冤死鬼索性弄成补考,恐怕反倒正常了?我笑了起来。但随即我正经了。我想起了校长说的“谁砸了学校的牌子,学校就要砸他的饭碗”。
饭碗,我想,饭碗这个说法,好像是近一两年才冒出来的——我说的是在大学里。是的。以前,好像大学老师没有谁会使用这种社会上的说法。不知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说“饭——碗”,很,很不,很不好说。
但是我也明白,如果市教委真要拿我开刀,我真有可能给砸了饭碗的。
我佛在上。我这个教哲学的,离开了大学,我能干什么呢?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名牌教师——是大大小小的领导们常常当面对我这么说的。但是这会儿我有点明白了,大学可以没有我,我不能没有大学。
我佛在上。我有点害怕。我告诫自己,不能意气用事。跟市教委的官员好好解释。老实说,不好解释。如果他们派来的人是懂得“哲学里的美学”的,那么我的评分标准肯定是“显失公允”的。“显失公允”是个法律术语,我在电视上看来的。
我走进学校教务处,一眼看见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周兴伟。我完全没有料到他就是来审判我的。所以我问了一句“嘿你这家伙来干什么?”我记得大学毕业以后他好像去了一个中学,教政治思想品德什么的。
教务处长介绍说,这是市教委的周处长。当然我也就反应过来了:他调到教委,干起行政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他的到来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很快我也就知道了。周处长和一个叫小林的年轻人把我带到了隔壁一间屋子。
我很生气。周兴伟你明明知道是我,你怎么偏偏抽查你的老同学呢?我们都是“黄埔四期”的。说明一下:共和国有个叛变的元帅叫林彪是黄埔四期的,我们不知为什么觉得这说法很有趣,于是只要是大学同学,我们统统叫黄埔四期。
周处长基本不吭声。小林非常客气地同我说话。那一摞试卷就摆在小林的面前。
我很快就听明白了,他们要我说清楚两个问题。一个是评分的标准并不统一,一个是密封卷被我开了封。
这两个问题,任何一个,都不成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问题了:你为了偏袒,拆开了试卷。他们当然没有这么说,但我能听不出来?
然而既然有了哲学,那么一切都是辩证的:只要我能否定其中一个问题,那么两个问题都将同时没问题。
如果只是面对小林,我就会先否定拆封的问题。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同当了官的同学较较劲,于是我说,我认为我的评分标准是统一的。
他们就拿出了三份试卷,就是珠兰的和那两个冤死鬼的。
我得承认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而且很聪明——他们以哲学治哲学:给你一个悖论:如果按照珠兰的标准,另两个就太低,反之,珠兰的就太高。
我的眼睛在三张试卷上晃来晃去。文科这个玩意儿没有不能解释的;它不比数学,几加几一定等于几。文科的要害不在于你是否代表了真理,而在于你是否握有话语权。据说在数学系,常常有学生难倒老师,甚至让老师服输的情况;好像数学系的老师也早就习惯了这种情形。但这在文科院系里不存在。文科老师永远是正确的。
譬如在我的美学课里,诗歌和哲学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章。因为诗歌和哲学的关系可以随便说。例如大家熟知的诗人顾城的名句“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般人都认为它极富哲理。一般情况下我不说破。我说对,哲理,哲理,黑暗与光明的辩证关系。但是只要我高兴了或者不高兴了,我就会说哪里有什么破哲理?蓝色的眼睛就不能寻找光明了吗?文字游戏而已。当然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大家喜欢这句诗,不是因为这里,而是智慧和美感——说法的巧妙体现了诗人的智慧,黑眼睛的寻找光明有一种“原始而晶莹的美感”。“原始而晶莹”是我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你们看,就这么一句话,就可以有三个层次的解释:哲理、智慧和游戏。可见一斑了吧?
我的眼睛扫到了一道题。这是一道,用现在的说法,主观题。就一句哲理诗“不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语言来安抚”,进行评价。这是一个天津年轻诗人的诗。
珠兰的评价,有这样的话:仅凭语言来解决的问题本来就很少,问题没有解决,不用语言安抚,用什么安抚呢?
公正地说,这种回答是很粗糙的虚晃一枪,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市井气。这么说吧,像小妇人之间的说长道短。但是,它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我可以给这种感觉一个说法,叫“宁要荒诞,不要平庸”。
说明一下,“宁要荒诞,不要平庸”这个说法,并不是我的发明,恰恰出自面前这位周处长之口。当时寝室已经熄灯。大家在黑暗中很活泼地说话。什么话都在那个时候说。大家称这种时候为满塘青蛙叫。就在某一次满塘青蛙叫的时候周兴伟说出了这句话。这句话的由头是什么,已经忘记了,但由于当时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态,都觉得这句话挺带劲的,甚至,也挺哲理的。以至于后来,只要有人要为自己的不合常情狡辩,就会拿出这句话来当一回挡箭牌。
我敢说,如果这会儿我端出这张挡箭牌,可以让周处长打不出喷嚏。而且还等于巧妙地提醒了他,装什么蒜呀!咱们谁不知道谁呀?
如果倒回去二十年,我肯定这么做了。但是现在的我,已经没有那么简单。
叫你解释,和给你话语权,能够划等号吗?
你将了领导的军,你就胜利了吗?
我迅速地思考。我后来给了这次思考一个总结,叫做中国知识分子的成熟。
就是,我没有试图就试题答案、试卷评分这个问题上狡辩。因为,我如果说不过去,就是我的问题;我如果居然说过去了,那更是我的问题——那不是说明上级领导错了吗?
我决定:领导完全没有错。不是说领导不会有错,而是领导的错误只能由领导自己在事后去认识,在后来的行动中去悄悄改正。
更何况这一次领导完全没有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
我承认,市教委今年的新政策,我有个适应的过程。看到珠兰这一份吧,我感到这学生可能不及格。这时我想起新政策说的,四科以上(含四科)补考的,将不能获取学位证书。所以动了恻隐之心,给分宽了一点。但是到了后来,感到学生之间差距不够大,因为教委要求,要敢于拉大差距,所以我又决定严格下来,可能恰恰是想从两个方面符合上级的要求,弄出一种矛盾的状况。
我感觉得到,周处长有点吃惊。因为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和很多同学——包括这个周同学——一样,容易愤世嫉俗,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状。
周兴伟你吃惊什么呢?我不也在吃惊你吗?也不过是,大家都比小时候懂事一点了而已。当我们都在说着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接着就会想到六十而耳顺。什么叫耳顺呢?不过就是心态平和理解万岁了吧!
接下来小林提了第二个问题。由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是出乎意料的柔顺,气氛因此有些缓和。小林说,感觉到试卷的密封保护得不够好,今年是首次实行统招本科生的试卷密封评分,所以上级要求严格检查,形成良好风气。
我没有拆封哦。我认真地说。
没有认为老师拆了封,但是,弄散了架,密封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我说,哎,这也是头一年吧,没有经验,翻得太重,加上这一本呢,又这么厚,钉子挂得就不够牢实。下次我会注意的。
小林点点头。我以为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却没有。小伙子又严肃起来。气氛又变得像一开始的时候。
他把试卷翻开,让我看背面。几乎每一份的最后一页的背面都有铅笔的划痕,而且都在靠近学生姓名的那个位置。这应该是我避免正面有划痕从而把铅笔往上撬的结果。检查细致到试卷最后一页的背面,是我没有料到的。
“文革”的时候,我已经晓事了。这会儿我想起了那个时候一个常见的口号:“铁证如山,罪责难逃”。
我沉默下来,不停地点头。这是服罪的表示。我在一瞬间对于眼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一,这两人作为专案组下来,必得有所作为;我如果让人家不能达到目的,我就是敌人。
二,小林并不知道我是周处长的老同学,最多只当我们以前相熟,所以他必须在他的顶头上司面前取得对我斗争的胜利。我如果顽抗,一切只会更加激烈。
三,周兴伟并不想整我。他要的只是摆谱,即作为同学他混得比我好。因为,当初毕业分配,我进了大学,他只进了中学。其实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的差距不是因为成绩,更不是因为表现,只是因为他是农家子弟而我的父母是城里的干部。他当时只能忍气吞声。那么现在他需要扬眉吐气(忍气吞声的下一程序应该是扬眉吐气——这是逻辑;而逻辑属于哲学)。
四,如果不能让周处长扬眉吐气,还要当着他下属的面让他继续忍气吞声,那么他必定与我不共戴天。如果真斗,我必败无疑。
五, 只要他能扬眉吐气,他一定还会反过来保护我的。
我佛在上。我真的是一瞬间同时想透了这几点的。我甚至还想到我的父亲,一个老哲学家,决不会有他儿子我这样的功夫。他只能写书,一打就倒。
因为我比我的父亲明白:所有的人都是人。
所以,我低下头,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