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璋等等，它们反映了夏朝时期玉制品流行器类的一般情况。
商朝的玉器制作和应用习俗，可谓比夏王朝有过之无不及，风靡至极。
玉制品是商代奴隶主贵族十分珍视的贵重礼器和装饰品。以郑州二里岗、安
阳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迄今已发现数以万计的玉制品实物，这些出土实物
充分说明了商朝玉制品手工业的发达和尚玉习俗的流行盛况。商朝人上至王
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为显示权力、财富和炫耀华美，一般都佩戴玉制品，
并流行将玉制品作为祭祀品和殉葬品的习俗。如殷墟妇好墓殉葬玉制品多达
755件，其制品包括容器和各种仪仗器，还有各种人形、动物形线雕、浮雕
和圆雕作品，选料精到，刻划细腻，雕琢适度，比例匀称，构思巧妙、刀法
娴熟流畅，给人一种玲珑华贵、栩栩如生、美不胜收的质感，堪称商朝玉制
品的杰出代表。妇好墓拥有的众多的玉制品殉葬，也深刻说明殉玉习俗在商
代王族、贵族中流行的盛况以及玉制品在表彰商代礼制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殷墟发掘的数以千计的平民墓，以玉制品作殉的为数不少，这说明用玉、殉
玉的习俗在商代全社会中都是风行的。《尚书·盘庚》：“兹予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周书、世俘》：“商王纣取天智玉琰■身，厚以自焚……
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此两则记述从文献学的角度指出
了商朝制玉和用玉习俗的流行盛况，与考古发掘揭示的情况基本相应。商代
玉制品的种类丰富多彩，主要流行的器形有璧、瑗、环、璜、玦、琮、圭、
璋、觿、管、珠、牌、琀、戈、矛、钺、斧、戚、刀、铲、簋、豆、盘、皿、
尊、觯、俎，各种动物形雕像，人形雕像、磬、瓿、柄形饰、■（扳指）、
调色盘、梳、耳勺、匕、笄、镯、坠饰、串饰、锛、凿、锯、镰、纺轮、小
刻刀、镞、臼、杵、勺等等。
西周时期的制玉和用玉习俗，基本保持了商代以来的盛势。考古发掘的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曾发现玉制品数百件；山西天马——曲村西周晋侯墓
地，近年发现成套、成组的玉饰制品；陕西宝鸡茹家庄墓地风行殉玉的习俗，
据统计，仅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玉石器就达1300多件。加上其它地区历
年发现发掘的玉制品，西周时期玉制品的出土总数，可谓洋洋大观，与商代
不相上下。如此大量的西周玉制品的出土，有力地揭示了西周时期用玉、制
玉以及殉玉习俗流行的盛况。据文献记载，西周的制玉、用玉已形成一定的
礼俗制度，《大戴礼·保傅篇》：“下车以佩玉为度，上有双衡，下有双璜
衡牙，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 《诗·郑风·女曰鸡鸣》：“知子之
束之，杂佩以赠之”，《诗·小雅·采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
葱珩”等，都是表述成套佩玉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见相类记载和天马——
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成套佩玉情况，可与史藉记载互相引证。《周礼·春官·大
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
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这是表述玉制品区别身份等级。《尚书·金膝》：
“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这是表述周公用玉璧、
圭祭祀周先公先王的事情。结合考古材料分析，西周时期以玉别等级、以玉
祭祀的习俗已经发生流行当是事实。由此而知，西周的制玉、用玉习俗已开
始渗透到属意识形态的礼制制度中，并形成了较严格的、较讲究的用玉制度。
西周时期流行的玉制品种类也很多，主要有玦、璧、环、瑗、璜、圭、璋、
琮、柄形饰、项链、板、璇玑、串饰、贝、匕、戈、斧、戚、刀、锛、钺及
各种动物形雕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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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骨、角、牙制品
骨、角、牙制品制作和使用的习俗发生时间很早，流行时间也相当长。
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步氏真梳鹿的头盖骨，上面保存了
左右两段鹿角，其中左角的一段上，有明显的切割痕迹，切痕的横断面呈“V”
形，这是制作角工具留下的痕迹，它意味着中国远古人类制作骨角器习俗很
可能渊源于距今约10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北京猿人遗址曾出土有
尖状或刀形的骨器工具，还有骨砧、角锤和用鹿头盖骨加工而成的“水瓢”。
这些均是中国迄今最早的骨角器实物，距今至少已有 30—70万年左右的历
史。中国早期制作应用骨角器习俗的遗址，目前已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表
明从旧石器中期开始，骨角器制作应用习俗已迅速传播开来。山西侯马南梁
旧石器中期遗址发现骨角器28件，其中16件是骨器，包括锥状器1件、尖
状器14件、刮削器1件，南梁遗址属丁村文化类型；同一时期的北京新洞人
遗存，发现磨制骨片2件，是中国迄今最早的磨制骨器；宁夏灵武水洞沟旧
石器晚期遗址发现磨制骨锥一件，同时期的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打制骨尖状器
和骨片，河北阳原虎头梁发现鸟骨制成的珠饰，辽宁营口金牛山上层出土亚
腰形穿孔骨器和经打琢粗磨的骨锥各一件，湖南桂阳木墟岩■洞发现磨制刻
纹骨锥一件，四川资阳人遗址出土刮制的三棱骨锥一件，吉林榆树人遗址也
有骨器出土的报道，北京山顶洞人发现的骨角牙器有骨针、磨光鹿角和下颚
骨、穿孔青鱼眼骨饰、刻纹鸟骨管和穿孔兽牙。此外，贵州旧石器晚期遗址
也有大量的骨器出土。以上骨、角、牙器的发现情况表明，从旧石器中期到
晚期，中国的制骨、角、牙器习俗逐渐普及流行，并产生诸如打制、琢磨、
刮削、磨制、刻雕、穿孔等多种加工方法，它们为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
制作应用习俗的大发展，大普及奠定了基础。
北京“东胡林人”墓葬中发现的骨镯，距今已有约1万年左右的历史。
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山东沿海地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华南地区和东
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都毫不例外地发现有较多的骨、角、
牙器制品，表明这一习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获得广泛的流行和普及。在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
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石峡文化、卡若文化、
昙石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各地的古代先民们，都不约而同地
普遍流行制作应用骨、角、牙器制品的习俗。其中尤其是河姆渡文化、大汶
口文化大量骨、角、牙器的出现和制作工艺的复杂、精湛，如圆雕工艺的出
现，堪称工艺制作之一绝，其代表和体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牙器制
品制作和应用的盛大规模和最高水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骨、角、牙制品，
除大量的生产工具外，还有众多的装饰用品和部分卜骨制品。大汶口文化发
现的象牙筒、梳，河姆渡文化发现的象牙器，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超，它暗示
象牙器的制作和利用习俗可能源于更早的时期，并体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象牙制品已在骨、角、牙制品生产中独领风骚，为夏、商、西周时期象牙制
品生产与应用的发展和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新石器时代流行的骨、
角、牙制品，主要器形有镞、锥、刀、凿、铲、梭针、针、笄、矛、匕首、
锯、鱼叉、鱼钩、雕筒、梳、勾形器、珠、象牙筒、象牙梳、匕、角梭、镖、
角器柄、象牙镯、鱼卡、投枪头、锄、牙饰、卜骨、耜、哨、笛等等。
在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考古发掘除发现大量的骨、角制品外，尚发现
大量的骨、角半成品、器料、卜骨等。这种情况表明，在夏王朝积年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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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角、牙制品十分流行，并明显对夏代的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予以重要的影
响。《史记、孔子世家》载：“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
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
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这里透露夏禹时用防风氏之骨节（人骨）
制作车饰件的事情，言辞可能有所夸张，但据此推测，夏禹前后时期用兽骨
作车饰件的习俗应是存在的，这与考古材料显示的夏代制骨、用骨习俗情况
也是吻合的。夏代的骨、角、牙、器，据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的出土情况看，
其流行的器形主要有凿、铲、刀、匕、镞、针、笄、贝、鱼叉、刻花器、卜
骨、串珠、锥以及各种半成品和器料等等。
商代的骨、角、牙器制作与利用习俗的风行，在考古材料中表现得更为
突出。郑州紫荆山、殷墟北辛庄、大司空村等地制骨作坊的发现，郑州二里
岗、殷墟文化时期诸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骨、角、牙制品、半成品和器
料，殷墟十几万片有字卜骨和其它无字卜骨的发现等等，都充分说明商代的
骨、角、牙制作业的发达、兴盛是前此时代无法比拟的。仅以殷墟的出土现
状，便足以说明商代骨、角、牙器的制作规模洋洋大观，应用程度风靡至极，
如1958—1961年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梅园庄、北辛庄、小屯西地、白家坟
诸遗址，出土骨器1439件、角器27件、牙器5件；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
墓，随葬骨器564件、象牙器3件，其中3件象牙杯，为以往出土所罕见，
其器形设计独具匠心，雕工精巧流畅，充分体现了商代象牙器制作的最高水
平；联系郑州二里岗墓葬出土象牙觚的现象看，商朝的牙器生产显然开创了
容器制作的新工艺、新途径，创行了象牙容器制作与应用的新习俗。商代的
骨、角、牙制品种类繁多。流行器形大致有镞、凿、铲、锥、刻刀、梳、匕、
勺、管、环、觿、觚、杯、鼎、皿、方彝、坝、笄、版、卜骨、人形雕塑和
各种动物雕塑等等。
西周时期的骨、角、牙器制作和应用习俗的流行，在考古材料中也有很
强烈的反映。陕西岐山凤雏（即周原）西周建筑基址1977年曾发现300多件
卜骨（包括有字卜骨），扶风云塘、沣西张家坡、曹家寨等处则发现了西周
时期的制骨作坊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骨料、半成品和成品器，其它西周遗址
有关骨、角、牙器的出土记录亦屡见不鲜，尤其是在西周墓葬，随葬骨、角、
牙器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以上现象表明，西周时期十分盛行制作与利用骨、
角、牙器的习俗，制作的工艺水平也达到一定的高度。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墓
发现的象牙雕刻片饰，表明象牙器的制作与应用习俗尚在流行。辛村墓发现
的角觿、沣西张家坡出土的角镞、《周礼·考工记·弓人》记载的“角弓”，
《诗·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的记述，均从不同的角度说明
了西周时期角制工艺和习俗的巧用其材和独出心裁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骨、
角、牙器，流行器形大致有笄、镞、锥、针、网坠、刻花版、铲、梳、纺轮、
贝、卜骨、管、梭、牙饰、觿以及大量的半成品和器料等等。
（6）介壳制品
介壳制品包括蚌、蛤壳、龟甲、蛋壳等制品。
山西新绛县三家店发现的一件“蚌制品”，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介壳
制品，其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年代约五万年以前。宁夏灵武水洞沟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曾发现用鸵鸟蛋皮磨制而成的圆形穿孔饰片，皮片并
染成红色；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发现穿孔蛤壳、鸵鸟蛋皮扁珠；北京山顶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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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址出土有海蚶壳 （亦写成蚌壳）饰。这些发现表明，介壳器制作和利用
习俗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已基本形成和初步发展流行。
北京“东胡林人”墓中随葬的蚌饰，是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
最早的介壳器制品之一。与其时代差不多的华南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也发现
了诸如蚌刀之类的蚌器·黄河流域新石器早期文化中亦见到少量蚌器。至新
石器时代中、晚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
浜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等多数遗址，均较普遍地流行制作利用介壳制品
的习俗。广东、广西、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贝丘遗址，是盛行介壳制品的突出
代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介壳制品，器形种类主要有蚌刀、镰、镞、铲、匙、
耳环坠、片饰、穿孔饰、文蛤壳、螺蛳壳、龟卜甲等等。
二里头、二里岗、殷墟文化和西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与墓葬，都程度不一
地出土有介壳制品，这说明夏商周时期制作、应用蚌制品的风气持续不断，
并以大量制作使用占卜用的龟甲而区别于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时期介
壳制品的种类大致有蚌刀、镰、铲、鱼钩、镞、锯、戈、纺轮、环、泡、鱼、
牛、片饰、穿孔饰、珠、锥、圭、海贝、蛤壳、田螺、龟卜甲等等。
（7）铜制品
中国境内的生产工具及装饰品制作从使用非金属材料到使用金属材料的
历史性转变，大约发生于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相当于传说
中的黄帝至舜的五帝时代。或认为中国目前最早的铜制品之一是1973年陕西
临潼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圆薄片，但学术界对这一发现尚存争议。如果
这一发现可以确认，则中国冶金（铜）技术的萌芽便可上溯到距今6000多年
前。但按普遍认可的事实，山东胶县三里河、牟平照格庄，甘肃东乡林家、
永登蒋家坪、武威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内蒙伊金霍
洛旗朱开沟，河北唐山大城山，青海贵南朵马台，山西襄汾陶寺，甘肃玉门
火烧沟等遗址发现的铜制品，均属于中国早期的铜制品。在这些铜制品中，
既有红铜（自然铜），也有锡青铜、铅青铜和黄铜。这种现象表明，从公元
前3000多年至前1500年期间，中国铜制品制作和利用正处在一个利用天然
纯铜、开发合金青铜的过渡阶段。中国早期铜器阶段流行的铜制品种类主要
有刀、锥、凿、环、钻头、匕、斧、镜、指环、铃、泡及其它饰片等等。
《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
象物”，《墨子》、《越绝书》、《史记》、《汉书》、《管子》、《山海
经》等文献均有相类的记述。中国先秦典籍一般泛称金属器为金，金多是指
铜，说禹时已用铜铸鼎，目前尚缺乏考古学证据，但禹或其后裔建立的夏王
朝已流行铜器制作习俗，则已为考古学所证实。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
已发现了坩埚、铜渣和陶范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证实了夏启时“折金于山
川而陶铸”的铸铜史实。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铜爵、斝、鼎，是中国迄今最早
的青铜容器，它们首开了铜容器制作和应用习俗的先河，铜兵器的出现也揭
开了“以铜为兵”的序幕，较大量的青铜工具的流行，表明夏代铜制品仍停
留在以工具器为主流的阶段。但容器的出现，亦表明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开始
从单范的工具制作迈进多范合铸的技术阶段，二里头文化时期始行的合金青
铜多范合铸容器的工艺和习俗，为商周时期青铜酒礼器的成熟发展奠定了重
要的基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制品，主要见有刀、锛、凿、鱼钩、戈、
戚、镞、爵、斝、鼎、铃、牌、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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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铜制品制作和应用，可谓盛况空前。以二里岗、殷墟文化为代表
的商文化，已发现数以千计的青铜酒礼器和数不胜数的青铜兵器、工具、饰
品、车马器等，足以表明商代的制铜用铜习俗风靡至极。如殷墟妇好墓，一
墓内随葬青铜制品468件，其中容器比例最大，共有210件，次为武器，有
134件，其余是工具，饰品等，容器制作的水平相当高超，显示了当时青铜
制作业的繁荣昌盛景象。此外，郑州紫荆山、南关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