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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居民以船为家习俗的反映。这种船棺呈独木舟形态，可视作是距今三四
千年前中国西北和南方沿海地区流行的独木舟形式。据甲骨文舟字形体看，
商代的舟也基本属此形式，但其已从独木结构发展成块板结构，是板块造船
技术和习俗发展流行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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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夏商周三代车子的制作与利用。《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洪水时“陆
行乘车”，《世本·作篇》：“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番禹
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左传·定公元年》：“薛之
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以上记述表明，中国车子制作和利用的习
俗，大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夏王朝时代，禹是最早的乘车人之一，或奚仲
和其子吉光是最早的造车人，当时的薛国很可能有专门从事制车的部族。《世
本·作篇》并见“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的记述，相土是商代的三
世祖，王亥是商代的七世祖，均生活在夏代初期，乘车即用马驾车，服牛即
用牛拉车。相土、王亥分别发明马车和牛车的传说，虽与前述禹乘车、奚仲、
吉光作车说有所矛盾，但两者在年代上基本吻合。综合文献传说分析，禹陆
行乘车之说因旁证不足，可暂且不论，而夏王朝时期已出现马车与牛车则较
接近史实，考古发掘目前尚未见到夏代车子实物，夏代的车子形制还有待今
后揭示，但从二里头文化已出现国家制度、象征王权的宫殿建筑以及一些青
铜礼酒容器、铜马铃、圆泡饰等情况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夏代应是存在马
车与牛车制作利用之俗的。《管子·轻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
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文献传说告诉我们，商代的服牛乘马习俗当
源自先公先王时期，至商王朝统治期间，服牛乘马习俗已十分流行；商代甲
骨文、金文均见车的象形字，殷墟考古发掘迄今发现的完整或较完整的马车
实物其数已在20辆以上，综合发掘实物和甲骨文、金文象形车字的资料分析
可知，商代马车是一种独輈两轮、横长方舆箱、后开门的木质主体并附有铜
饰件的车子。这种车子都是用两匹马牵引的，四马牵引说目前尚缺乏确证；
据甲骨文载，商代王公贵族经常乘坐着这种马车外出田猎和参与军事行动，
日常生活和参与祭祀活动，也都乘用这种马车，王公贵族死后亦将马车用于
殉葬和祭祀。故商代的马车是一种十分高贵的交通工具，是贵族们的专用车，
一般的中、小官吏乃至平民百姓，难得有乘坐马车的机会；《尚书·酒诰》：
“肇牵车牛远服贾”，利用牛车引重致远进行运输载人和交易活动，当是一
般民众在陆路交通工具利用上通行的习俗；马车、牛车都是通过畜力牵引的
车，商代畜力牵引术虽然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由于社会人员身份、地位、等
级的差别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在畜力交通工具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并行着
一些人力推拉车；商代的人力车现知主要有辇和■（音穷）两种：辇是由两
个人挽拉的人力车，商代《辇卣》中的辇字，酷似两人挽车，是商代辇车的
真实写照；■即独轮手推车，近现代南北方均有这种车子的发展沿用，或称
鸡公车或羊角车，商代独轮人力车是据近年殷墟花园庄骨料场发现的独轮车
车辙痕迹而推断出来的，这应是殷代民间最实用、最简便、最流行的短程交
通运输工具，商代独轮人力手推车是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西周时期用车
造车的习俗流行程度绝不逊于商代，西周的诸侯士族阶层也流行广泛制作利
用马车的习俗，并沿袭着车马殉葬、祭祀的习俗传统；西周马车也是独輈双
轮方舆箱形态，牵引车子一般是两匹马，但也出现了四马驾车的技术与习俗，
《诗·大雅·蒸民》：“四牡騤騤，八鸾喈喈”，正是对这种马车行驶时的
生动描述，西周马车上的零配件制作明显比商车更讲究、更精美，铜质配件
数量较多，马饰物也很精巧；西周马车也是一种高级的交通工具，有权力、
有条件享用马车的人是贵族成员、王室成员；一般的民众，能乘用牛车引重
致远便算是很风光的事情了，《诗·大雅·何草不黄》：“有栈之车，行彼
周道”，栈车是用竹木散料制成的车、或车厢用竹木条编制而成，这当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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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牛车之一种；《诗·小雅·黍苗》：“我任我辇，我车我牛”的记述，表
明西周时期还流行有人力辇车。
（3）游娱习俗
游娱即游戏、游玩、歌舞、娱乐等，是与人类生活形影相依的习俗。游
娱是对生活的消遣、充实和补充，它对苦恼、无聊、平淡予以调节，对紧张、
激烈予以放松，对疲劳、怨倦予以释放，对豪情、激情、兴奋予以宣泄，给
生活平添特有的情趣。游娱最终的积极效果是快乐、轻松、鼓舞和激励，但
同时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玩物丧志。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游娱习俗，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很少，其全貌已难以
复原，可作洞察追述的内容大约仅限于原始歌舞和个别简单游玩的局部面
貌。
①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的游娱。中国远古时期的原始歌舞大致可区分为
劳动生产（包括军事活动）和宗教礼仪两类，前者简称为劳动歌舞，后者简
称为图腾歌舞。
从巫山、元谋猿人始至北京山顶洞人止的旧石器时代，社会生产还处在
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与之相应所流行的原始歌舞当是庆贺狩猎胜利或采集
食物成功的劳动歌舞，是时的舞蹈动作是一种没任何定则的手舞足蹈，或是
劳动动作的再现，或是对野兽动物的模仿，随意性极强，并不分男女老少、
集体共舞，为增强舞蹈的节奏感和形象感，舞蹈者同时发出有节奏的哼号和
用木块、骨块、石块、敲击出节奏，兴致来时或披上被猎获动物宰杀后的毛
皮模仿动物，这样便形成了场面欢快、热烈和原始粗犷的“鸟兽跄跄”、“百
兽率舞”、“击石拊石”的气氛，诞生了有哼号和击物伴奏的最早的劳动舞
蹈，其中的哼号击物伴奏，是乐曲伴奏的祖型。
从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原始歌舞习俗盛行不减，并获得了内容和形式
上的重大发展。首先，从歌舞形式上继承发展了劳动歌舞，又创行了带宗教
色彩的图腾歌舞，其次产生了一定的歌舞专用服饰道具和原始乐器。另外，
在集体舞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单人独舞。中国古籍和民间传说中的原始歌舞，
大多是与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直接相关的。文献传说有伏羲乐、女娲乐、神
农乐、少皞、颛顼、帝喾乐、黄帝乐、尧乐、舜乐、禹乐和防风氏乐等等。
这里的乐均是指乐舞。据 《通典》《通志》，伏羲乐舞总称为《荒乐》，分
称有 《扶来》、《立本》、《立基》之名，或认为这是一些表达原始渔猎生
活的歌舞。《世本·作篇》：“女娲作笙簧”，《路史·后纪》：“（女娲）
作 《充乐》”，或认为，女娲乐舞是表达原始爱情生活的，女娲发明的笙簧
就是葫芦笙，女娲乐舞是一种葫芦笙乐舞，现代苗族等流行的芦笙舞渊源当
与女娲乐有关。据《通典》、《路史》、《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介绍，
神农乐舞有 《扶犁》（亦名《下谋》、《扶持》）、《广乐》，前者是神农
臣子刑天氏创制的是一种庆祝丰收的原始乐舞；刑天当时并创行一种“操干
戚以舞 （《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庆祝战斗胜利的“干戚舞”；《广乐》
则是由葛天氏创制的抓牛尾，投足以歌的狩猎兼农业生活乐舞。《路史·后
纪》：“（神农）捋土鼓以致敬于鬼神”，显然神农乐舞已使用土（陶）鼓
为伴奏乐器。《路史·后纪》：“（少皞）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
作 《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日《九渊》”，少皞乐舞显然是一种
适用于祭祀巫术活动的图腾歌舞。颛顼乐舞有《六茎》（或作《五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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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云》，均属祭神、祭祖乐舞，据传《承云》乐舞是先以■（鼍，即穿山
甲）用其尾部敲击腹部发出的英英声作前奏曲的，这暗示了鼍鼓伴奏乐舞的
问题。帝喾乐有《九招》、《六列》、《六英》，伴奏乐器已出现鼙鼓、钟、
磬、苓、管、埙、梗⒇弧⒆抵拥龋坂肺枋且恢指韫λ痰吕治琛；频劾帧对啤�
门大卷》，别称《咸池》、《承云》，其也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图腾歌舞。尧
的乐舞是《大章》，其以陶鼓、石磬等乐器伴奏，是一种祭祀乐舞。舜的乐
舞是《大韶》，别称《九韶》、《箫韶》、《韶虞》、《九辨》、《九代》
等等，也属祭祀乐舞，舜时亦流行有《干戚舞》，这是一种显示武力、武德
的歌舞。禹乐《大夏》是一种庆功歌舞。防风氏是与禹同时的一个部落首领，
其乐舞属原始巫舞。以上传说涉及的伏羲、女娲、神农、少皞、颛顼、帝喾、
黄帝、尧、舜、禹、防风氏等，无论其人物的真实与否，都是属于生活在夏
代以前的，故这些传说恰与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年代时间上相应，它们大致代
表了此一阶段原始歌舞发展变化的一般情况，体现了此一阶段歌舞习俗流行
的倾向和特点。据考古资料，发掘品中目前尚难见到证实传说歌舞形式的形
象资料，但有关此时期的原始乐器却屡有发现，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时期文
化遗址，近年来出土了一批骨笛，保存完好，有的骨笛长22。2厘米，钻孔7
个，其中6个为按音孔，至少已具备六个音阶，或认为已可能7个声齐备，
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乐器实物，其年代距今接近八千年。浙江余姚河姆渡、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先后发现过骨哨和陶哨，半坡遗址和山西万泉荆村仰韶文
化遗址出土有单孔、双孔或三孔的陶埙，陕西华县井家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
有通高42厘米的陶牛角号，同类物亦见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
墓，青海民和阳山仰韶文化墓葬发现有陶腰鼓，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则发
现了陶 （土）鼓和鼍皮鼓和石磬……。这些发现表明，至少从新石器早期开
始，中国便已出现真正的管乐器横笛，其后相继出现了哨、埙、号、腰鼓、
土鼓、鼍鼓、石磬等，这些原始乐器品类，与文献传说此时期歌舞中应用的
伴奏乐器品类基本接近，从而证实传说的乐舞形式也是基本可信的。
除原始歌舞外，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还屡屡发现一些如弹丸、小球、小
型雕塑品之类的遗物，这些遗物可能意味当时的民间还流行有一些简单的、
因地制宜的游戏、玩耍习俗。
②夏、商、西周时期的游娱。据文献传说，由于夏开国之王启非常喜欢
舜乐《大韶》（即《九韶》），所以夏王朝流行的歌舞主要是舜帝时的乐舞，
舜乐《大韶》到夏启时代已发展得非常完美，并从原来的庆功、祭祀用途超
脱出来，使娱神的《九韶》乐舞成为供享乐观赏用途的乐舞。自此而后，夏
代流行的歌舞开始进入一种纯娱乐阶段，统治者、贵族们均以歌舞作为一种
消遣、享受，尤其是到了夏朝末代王桀时，歌舞之风骤盛，宫廷中流行规模
宏大、奢侈豪华的歌舞演出，以迎合桀王“大鼓、磬、管、箫之音，以巨为
①
美，以众为观”的口胃，传说夏桀宫中专门为其唱歌跳舞的女子就有三万人
之多，只要乐曲一响，便声震全城。夏桀王正是因为成天沉湎在酒色和淫乐
之中，所以最终导致夏王国的覆灭。考古发掘二里头文化的乐器主要见有陶
埙和石磬，这两种乐器，是夏代歌舞中非常重要的伴奏乐器。
商代的乐舞比夏代更为流行发达，其歌舞形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传说商
代的歌舞种类大致包含汤乐 《大護》、祭祀舞和宫廷舞等。汤乐《大護》亦
① 《吕氏春秋·仲夏记·侈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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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 《大护》，据说是由伊尹创作的宗庙祭祀歌舞，这种舞蹈是直接从商代
先公先王时期流行的图腾舞蹈《桑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護》在商
代，主要施用于祭祀先公先王，殷墟甲骨文也见到 《大護》祭汤王的记录，
证实《大護》是流行于商代的舞蹈，而为这种舞蹈伴奏的歌曲是《晨露》，
乐器则是鼓、钟、磬、管；除《大護》外，甲骨文记载的商代祭祀舞蹈还有
祈年、祭祖的《隶舞》，用于求雨的《■舞》以及《羽舞》、《■舞》、《奏
舞》等等；此外，商代最后一王纣偏嗜宫廷乐舞，传说纣王与夏桀一样，荒
①
淫暴虐，醉心酒色淫乐，常常在宫廷内演奏猥秽的“北里之舞，靡靡之乐”，
通宵达旦，歌舞不停，最终亦重蹈夏桀之覆辙，身败名裂，国破人亡。考古
发掘出土的商代乐器有石磬、铜鼓、铜铙、陶埙等。其中铜鼓出土于湖北崇
阳，是仿木鼓形态制成的，从鼓面呈现的鼍皮鳞状纹饰可知，商代不仅流行
木鼓，而且这种木鼓是由鼍皮蒙面而成的鼍鼓，商代的石磬、铜铙、鼍鼓当
是歌舞中最为重要的伴奏乐器。
西周时期是中国乐舞渐臻成熟，完备并走向制度化的时期，西周初期制
礼作乐，对传统的《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大護》等
乐舞进行全面整理并创制出西周王朝的《大武》乐舞。前四者属文武，后二
者属武舞。文舞者是因为以文德得天下，黄帝、尧、舜、禹属此列；武舞者
是因为以武德得天下，商汤、周武王均属此列，文武舞合并共为六种乐舞，
总称为“六代舞”。跳文武时执龠（笛类管乐器）翟（鸟羽），跳武舞时执
干（盾牌）戚（斧钺）。“六代舞”是流行于贵族阶层或王室成员中的雅乐，
其演示受一定礼仪规例约束。跳《云门》乐舞时则“奏黄钟，歌大吕”，以
祭祀天神。跳 《咸池》时须“奏太簇，歌应钟”，以祭祀地神。舞 《大韶》
时要“奏姑洗，歌南吕”，以祭祀四望。舞《大夏》时必“奏蕤宾，歌函钟”，
以祭祀山川。行《大護》时请“奏夷则，歌小吕”，以祭享先妣。演《大武》
②
时定“奏无射，歌夹钟”，以祭祀先祖。上述“六代舞”是西周时期宫廷中
流行的雅乐大舞。除此而外，西周的乐舞还有六种“小舞”，即《帗舞》、
《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帗舞》是持“帗”
起舞，用以祭祀后稷。 《羽舞》持白色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头
插鸟羽，上衣饰翡翠羽毛，手执五彩鸟羽而舞，用于祈求天雨水。 《旄舞》
执牛尾而舞，以祭祀辟雍，用以祭山川。《干舞》是持盾牌作舞，用以祭山
川。《人舞》是徒手舞。另还有象舞，也是一种重要的祭祀舞。此外，在民
间社会还流行有形式活泼的“散乐”和在少数民族中流行的“四裔乐”。以
上述及的各种乐舞，或又统称为“万舞”。综合文献传说与考古发现资料分
析，西周时期流行的伴奏歌舞的乐器种类主要有籥、铙、编钟、钟、编磬、
土鼓、鼍鼓、簧（芦笙）、琴等等。
① 《史记·殷本纪》。
② 《周礼·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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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丧葬习俗
中国远古暨三代的丧葬习俗，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变化纷呈。粗略而言，
可区分出墓葬形式，敛葬方法与习俗两大类。
（1）墓葬形式
中国远古暨三代墓葬形式，包括洞穴土葬（居室葬）、平地土葬、竖穴
土坑墓、土洞墓、瓮棺葬、悬棺葬等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