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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从1865年7月开始去参加降神会。他的姐姐在1866年11月发现了一个名叫阿格尼丝·尼科尔（即后来的古比夫人）的神媒姑娘，华莱士因此看到了许多唯灵现象。尼科尔小姐在华莱士家中表演的那些现象，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都看成是确凿的事实。他在1888年5月8日写给约翰·廷德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过去两年里我亲自目睹了各种超常现象，它们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出现，以至于只要有疑点产生，就会有其他现象对此作出解答。我追究得越深，见得越多，认为是欺骗和幻觉的说法就越站不住脚。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象我认识的自然界中别的奇怪现象一样确切。”
华莱士多次看到了标准的降神表演：鬼魂出现的敲击，桌子翘起，飘浮空中，还有好听的音乐。他声言，他在一次冬季降神会上看见神媒拿出许多刚摘下来的鲜花。它们是“15枝菊花，6枝杂色莲花，4枝郁金香，5枝带果草莓，6枝蕨类植物（两个品种），1枝耳状报春花（9朵）——总共37枝。”华莱士分辩说，那些花枝既鲜嫩，又冰凉，绝不可能是某个参加降神会的人预先带进房间里来的。当那些花“显形”时降神会已经在温暖的房间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拿出带有水果的鲜花，在以后的许多次降神会上又一再表演过。华莱士还说，常常是，你要什么花，就可以拿出什么花来。“阿尔弗勒德·华莱士博士的一位朋友要一株向日葵，桌上立即就出现了一株，高六英尺，根上还附着一大团泥土。”
威廉·克鲁克斯是在1869年当他三十七岁时开始随马歇尔夫人去参加降神会的。马歇尔夫人是一位神媒，对于华莱士转向唯灵论也起过作用。克鲁克斯那时已经对化学和物理学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精力正旺。由于他对科学的贡献，后来被封为爵士。他的成就有发现铊，发明辐射计和克鲁克斯管（这使得日光灯成为可能），以及发现辐射效应，等等。他报道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与神奇的通灵人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相配合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然而，他对于心灵现象所作的最引人注目的叙述，还要算由他主持、由弗洛伦斯·库克从1873年12月起持续了五个月之久的那些降神会上所作的表演。
降神会上的表演通常是这样进行的：神媒弗洛伦斯·库克小姐走进一间小室（通常是在观众所在的房间里用幕布隔出的一块地方），进入灵魂附身状态。过一会儿，从小室里就会走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衣，戴着头巾的女性来，据称是凯蒂金显灵。有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那位凯蒂·金同库克小姐实在是太相象了。克鲁克斯也承认两人有些相似，但他坚持说，肯定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凯蒂要比库克小姐高六英寸。昨晚，她赤足，在不踮起脚尖的情况下还要比库克小姐高出四英寸半。昨晚凯蒂的脖颈是露出来的，她的皮肤无论看起来还是触摸起来都十分光滑，而库克小姐颈上有一大块疤，清晰可见，而且触摸起来会觉得粗糙不平。凯蒂的耳垂上没有穿孔，而库克小姐喜爱佩戴耳环。凯蒂的面色白皙，而库克小姐肤色很黑。凯蒂的手指也要比库克小姐的长得多，而且脸面较长。此外，两人的仪态和表情肯定也有许多不相同之处。”
要证明凯蒂·金和库克小姐并非同一个人，最好是同时看到两人。但怀疑论者指出这是得不到允许的。然而克鲁克斯却说，他曾有幸不止一次地同时看到过她们两个人。
从那时起过了一百年后有两位物理学家，拉塞尔·塔格和哈罗德·普索夫研究过一位名叫尤里·盖勒的以色列人的所谓超常能力。他们的研究是在斯坦福研究所进行的。盖勒在1972年从11月到12月历时六周，在1973年8月历时八天，两次访问那里。这两位科学家都在激光物理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塔格对激光的早期发展颇有贡献，而且发明了可调谐的微波等离子体振荡器。普索夫博士则是一本标准的量子物理学教科书的作者。并拥有好些激光器件和光学器件的专利权。
1974年10月18日，一家声誉卓著的英国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普索夫和塔格的一篇文章：“切断感觉渠道条件下的信息传输”。其中部分报道了他们做的一些实验。有一个实验看来证实了盖勒的超视说：“把一粒3/4英寸大小的骰子放进一个3X4X5英寸的钢制匣子里。继之，由实验者之一使劲摇晃钢匣，再放回桌面，使骰子各面的分布同随机分布没有过大的偏离。这时，三个实验者都不知道匣子里骰子的取向如何。然后，让盖勒随手写下骰子朝上一面的数码。”
这样一个简单实验的结果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盖勒以这种方式受试了十次。有两次，他“放弃了”（因他说他没有接收到印象，没有猜测）。其余八次，他都猜对了。两位作者报告说，以随机猜测取得这样的结果的概率只有一千万分之一左右。
当华莱士、克鲁克斯、塔格和普索夫公开表示相信超常现象时，全都处于科学研究的盛年。作为公认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们指望同行们能无成见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可是，他们的主张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简单的否定。塔格和普索夫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中诉说了他们的研究遭到批评家和科学家的激烈指责，但他们认为这些指责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毫无道理的。
尽管赞成所谓的心灵学的那些科学家经常遭到的或许是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他们的主张常常是在其证据未经认真鉴定的情况下就被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也不是说，他们的主张就应该受到正统科学更认真的对待。科学界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情绪，有一些其实是有道理的。提供心灵现象的那些所谓通灵人，除了丹尼尔·邓格拉斯·霍姆外，全都在以前的某个时候因为搞欺骗或者被当场抓获，或者至少有严重嫌疑而被指控过。如华莱士向公众担保过的那十几名神媒，为克鲁克斯作过成功表演的两名神媒，以及由他们教出来的弗洛伦斯·库克，皆是如此。
当然，一个被说成是能通灵的人曾因作弊被抓住过，并不能说明他总是在弄虚作假。的确，差不多从心灵研究一开始，维护超常说法的人就把作弊倾向看成是神媒和通灵人的一种职业病。他们辩解说，这些天赋有特异功能的人的确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飘忽不定，不受意识控制。通灵人的报酬主要靠表演自己的本事。因此，他（或她）常常忍不住想要靠弄虚作假增加点花样，以取悦于观众。
除了那些所谓的通灵人名声不大好外，有许多迹象表明研究超常现象的人缺乏能力或者不值得信任，这就使得被宣扬的超常现象更加不可信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说明一下。说克鲁克斯、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这些科学家在调查研究通灵人方面不能胜任，并不是说他们在自己所选定的科学领域内也没有能力。不幸的是，目前不论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还有把这两者相混淆的。有种种理由表明，一个人在他的正常科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智慧和威信，同他所报告的通灵人的表演是否值得信赖之间完全没有联系。因此，下面我们准备提供一些例证，以说明一个已知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关于通灵人超常能力报告，是不应该得到信任的。
华莱士的支持者当中，也有些人觉得他对于超常说法是过于轻信了。霍尔指出，“华莱士惯于轻信心灵方面的事情。”有一个叫做S·J·戴维的人，他故意施用巧计产生出神灵现象，为的是证明即使很用心的研究者也难于看出破绽。可是华莱士却不顾他本人的否认，硬说他是一个神媒。按照一位最近为华莱士写传记的人威康·埃丽丝女士的说法，“他固执地一定要相信，所以除了相信唯灵论以外，他就不再象他在科学工作中那样去仔细检查证据了。”
自从特里弗·霍尔的一本书《唯灵论者》在1963年出版以来，克鲁克斯对弗洛伦斯·库克小姐所作的心灵研究就一直是争论的中心。霍尔收集到一大堆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新近才披露出来的，表明克鲁克斯与库克小姐有私通行为，说他挺身而出为库克小姐的显灵表演的真实性担保，是为了保持与她的暧昧关系。不管你信不信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霍尔的确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人对克鲁克斯的研究态度大感怀疑。
最近披露出来的克鲁克斯与丹尼尔·霍姆之间提到女神媒玛丽·肖尔丝的信件，更极大地损害了克鲁克斯关于超常现象主张的威信。霍姆要求克鲁克斯出来澄请对他的诽谤，因为那里面涉及克鲁克斯同年轻的玛丽的关系。克鲁克斯承认，由于1875年下半年的种种关于他与玛丽小姐交往的传闻，他克鲁克斯“获得了一个唐璜式风流浪荡子的坏名声。”他在给霍姆的一系列信件中极力向后者解释出现流言蜚语的原因，并嘱咐这些信件必须妥为保存。霍姆写道，“据克鲁克斯自己说，他得到过玛丽·肖尔丝的一份亲笔忏悔书，承认她的表演纯属骗局，偶尔用到一名同谋。可是克鲁克斯说，他已保证不去揭露玛丽的欺骗行为，即使对她的母亲，因为一旦把如此厚颜无耻的骗局公之于众，真理的形象必定会遭到非常重大的损害。
不少人提出许多别出心裁的点子，想要为超常现象的报告提供“正常的”解释。例如，汉龙竟说盖勒可能在他的牙齿里藏有一台无线电接收机，靠那台接收机的帮助，他才完成了绘画测试和猜骰子实验。我不想否认，可能有一些用来躲过实验监督的手段，对于检查证据的真伪是会起到作用的。但是我认为用这种做法来解释事情非常容易走入歧途。这祥做往往事与愿违，实际上是帮助了超常说法。原因如下：
第一，记述的事件必然与当时发生的事件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公开发表的记述绝不可能是完备的，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去作解释，只能是一种想象，不得不包含好些假设。这些假设，到头来可以被原来的研究者轻而易举地加以否认。而且，因为批评者的想象只能以对观察过程的记述为依据，所以想当然的自然主义解释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境地。批评者的用于表示反对意见的解释往往变得难以置信。塔格和普索夫不难证明，汉龙对盖勒猜骰子的解释，从现有技术水平来看，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二，这场争论常常会从原来的报告是否站得住脚，一下子滑到去讨论批评者的想象是否有道理。在帕纳提辑录的支持尤里·盖勒的“科学性”事件的文集中，对于反对盖勒和他的支持者的种种指控，他唯一认真反驳了的，就是用一份牙科医生诊断书来证明盖勒牙齿里没有植入无线电接收机。帕纳提和其他支持盖勒的人，集中对付这种怪诞的、不难驳倒的批评，却实用主义地不去管那些虽然不怎么吸引人、却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更糟糕的是，由于有一些反对意见被证明不合理，主张超自然力的人一举赢得了同情和支持，怀疑论者的信誉却受到了玷污。
第三，充满假设的想象以及这类想象所召来的反攻击，会使超常说法的支持者得以卸下提供证明的责任而转嫁到批评他们的人的身上。这又是企图为所报告的事件提供假设性情况的做法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提供证明应当是支持反常说法的人的责任。可是，一旦批评者性急地杜撰出一些假设性的想象，争论的结果会不知不觉地让批评者接过证明的责任来。
第四，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全都是因为当我们企图对黑尔、华莱士、克鲁克斯、普索夫及其支持者所提出的报告作出解释时，我们十分不幸地暗中承认了某种东西。那就是，我们首先承认了有什么东西需要加以解释。可是，仔细审查在过去125年间科学家为维护具有超常能力的人所提出的那些例证，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他们根本未能提出值得科学界加以解释的任何东西。
这场争论是从黑尔、华莱士和克鲁克斯的断言开始的，今天仍然围绕着当代科学家就特德·塞罗斯、英葛·斯旺和尤里·盖勒这些所谓的通灵人所做的研究在进行。争论非常激烈，引出了好些争论点。所有这些争论点，中心问题是如何去说明报告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我们是否应该正视某种超自然力的说明？如果华莱士对古比夫人飘浮空中所作的记述是真实的，而且是无法用自然定律加以解释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都必须加以修正，或者说，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对于克鲁克斯、策尔纳、塔格、普索夫和提出过这类事件的其他科学家的类似说明也是如此。
但是，这样的争论总是假定了真的存在着某种超常现象。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在正常的科学研究中，实践活动应当遵循比通夫人在烹饪法书中所规定的程序：“先抓住你的兔子。”一个人在一个给定的科学领域内，阐述的是在受到控制的和标准化了的条件下的各种现象或者关系。有关数据和资料，是靠一定的实验步骤和实验仪器从观测中取得的，而且这些步骤和仪器必须预先规定好或经过校准，确信十分可靠和有效。此外，所研究的现象必须在系统考察中作为研究对象自始至终不变，不仅能由原来的研究者一再重复，也要能由别的实验室里的不同研究者使之重复。
新发现的现象若要广大科学界同行重视和进行解释，就必须满足上述这些最低限度标准。科学的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不能满足这些最低标准，理所当然地不会受到进一步的考虑。本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一些科学家曾以为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生辐射的现象。有些西方科学家也发现过这种新型辐射的证据。可是，别的许多科学家都未能重复做出原先公布的实验结果。稍后，甚至苏联科学家自己也无法有把握地找到分生辐射了。因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无须去解释这种现象，也不必去追究原来那些科学家起初为什么会认为他们发现了这种辐射。多半是当时的实验中有什么还不知道的因素，使他们产生了误会。既然不能可靠地重复最先观察到的结果，分生辐射就被人们丢到垃圾堆里去了。那里还堆积了好些别的未能经受住进一步的科学审查却希望取得科学上承认的废品。
诚然，在某些场合，我们碰巧也能发现报道出错的原因是什么。在心灵研究领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心灵研究协会对史密斯和布莱克伯恩所进行的那些研究，就属于这一类。实验时史密斯蒙住双眼，让布莱克伯恩看一张画，一个数字，或别的什么东西，由他通过精神感应向史密斯传递所看见的图象。布莱克伯恩能成功地完成这种精神感应传输，而所处的实验条件，在心灵研究协会那些早期发起人看来，则是无懈可击的。事实上，这一研究正被这些研究者看成是证明精神感应为确凿事实的两项研究工作之一。大约二十年之后，布莱克伯恩误以为史密斯已经去世，公开坦白了他与史密斯捣鬼愚弄研究者的真相。
倘若布莱克伯恩隐瞒始终，这项史密斯—布莱克伯恩研究工作就会一直是心灵学已经在“严格的”条件下审查过的若干例证之一，被认为无懈可击。只是出于侥幸，我们现在才能合乎自然地理解原先的实验。然而在我看来，即便布莱克伯恩不坦白，也没有科学上的理由需要去解释史密斯—布莱克伯恩实验的结果。因为对现象的报道从未满足我上面指出的那些最低限度标准中的任何一条。
我们应该把个人信仰与科学证明严格区分开来。不用说，黑尔、华莱士、塔格和普索夫本人全都坚信他们所报道的确实是超常现象。可是科学事业的总精神，是要使现象和数据令人确信不疑。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都知道他们的个人信仰实在不值一文。不管他们个人是如何坚信不疑，他们知道，他们必须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使之满足标准化、可靠性、准确性和重复性这样一些最低要求。需要有这些简单的共同标准的原因在于，科学界从以往严酷的经验中懂得，光是个人坚信不疑，极易导致错误。科学的本质绝不容许用个人信仰去代替科学证明。每一位科学家懂得，若要同行重视他的意见，他就有责任提供科学证据。
克鲁克斯、华莱士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科学家看来全都懂得他们的这种责任。可是，当他们声言赞同超常现象时，奇怪得很，他们似乎忘记了最重要的这种区别。只是根据在非标准化的、不确实的和不能重复的条件下得到的观察结果，就硬要他们的科学异同行对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