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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瑚 译 蔡伟蓉 校）
十七、百慕大三角
拉里·库什
冯·丹尼肯所持外星球生物来访过地球的论点是对早期人类聪明才智的一种轻视。与此相同，一味相信“超科学”说也是对人类健全发展起来的运用“正常”感官能力的一种轻视。再也找不出任何相信超科学，即相信有超出科学可知性范围的事，会比相信百慕大三角更为糟糕的了。百慕大三角是超科学、伪科学、科学幻想和宣传上胡作非为的最典型的例证。
对百慕大三角最普遍的错觉是，为证实想象中的奥秘，所报道的失踪事件乃是对“远处”正在发生的情况的描述：尽管关于原因的解释可能不同，尽管对是否需要作出超科学可知性的解释可能有争论，但我们“的确知道”远处确实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情：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件事从根本上作出解释。这种推理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经常发生奇异失踪事件的百慕大三角只是存在于纸上和电影中，只是靠一些拙劣的调查资料和谣传来证明和支持的，既属谬见，又缺乏逻辑性。
要了解有关百慕大三角的幻想是怎样产生的，最好是仔细看一下我在写作《百慕大三角之谜—已经解决》（1975）时我所研究的两个奥秘。这本书已被伦教劳埃德船舶协会、美国海岸警备队及其他有名望的组织和科学家誉为这一问题上最有权威的著作。书中还有大约六十五个例子也可以看一下。
1972年，我在开始撰写关于百慕大三角的书之前，已经收集了许多杂志、报纸的文章和书中的章节，这些文章和章节将百慕大三角说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下秘密话题。照这些文章的说法，自哥伦布时代以来水手们就谈论着百慕大三角，谈论着轮船如何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作者们说，这完全可能是一种巧合，然而经资料证明的奇怪情况太多了。人们说，一切普通的解释，如风暴、机件失灵和人为的过失等，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奥秘：还说，海军、海岸警备队、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和第一流的科学家也迷惑不解。
支持这种“超出现今科学所知范围的”现象的证据，主要由一张假想的船舶、飞机和船员的神秘失踪事件清单构成。当我开始写书时并没有想到我会发现什么，或者我的调查研究将会得出什么结果。我也没有想去试图揭示这一奥秘，而只是想报道我对它所能发现的每一件事。
1972年谈论百慕大三角最多的资料是自由作家文森特·加迪斯写的两篇文章。他的“致命的百慕大三角”一文刊登在人的冒险活动杂志《大商船》1964年2月号上。翌年，这篇文章经过稍微修改和补充，成为他《看不见的地平线》一书中的第十三章“死亡的三角”。加迪斯谈论的事件成为神秘事件的核心。
我所研究的第一批事件中，有一件是“萨达弗科”号案件。据加迪斯称，“萨达弗科”号是一艘货轮，它于1926年“由纽瓦克港（新泽西）向南航行时，连同它的二十九名船员从此一去不复返”。整个神秘事件只牵涉到一艘轮船。然而，案件对情况陈述之简短，使我怀疑加迪斯实际上究竟作了多少调查。我纳闷的是，这一事件是真的神秘莫测，还是仅仅由于缺乏资料。一些人对这两者分辨不清。我注意到有些作者提出的资料同样简短，他们明显地用加迪斯的著作作为资料来源，并且不耐烦去做进一步的核实。对新奇事物调查研究的欲望看来低得惊人。
要得到这艘船的资料并不难。纽约时报对于轮船遇难事件有着出色的报道，它先后发表过五篇有关这艘货轮的文章。据第一篇文章揭露，货轮失踪后的三个半星期内，轮船公司方面一直未能请到海军去搜索“萨达弗科”号的踪迹。文章的最后一句写道：“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而加迪斯和其他作者一次也没有提起风暴之事。据其余几篇文章报道，搜索未获进展，最后于五月初大家公认这艘船已经丢失。我还发现了一篇关于“阿基塔尼亚”号远洋航轮的文章。这条船到达纽约时，“萨达弗科”号正离开港口。“阿基塔尼亚”号船长报告说，船是在他前所未见的糟糕夭气里航行的。“象热带旋风一样的大风”迫使轮船不得不返航。
我的结论是，以“萨达弗科”号作为百慕大三角发生的一件难解之谜，乃是草率研究的结果。
在我进行研究的初期，我发现了一本当时还鲜为人知的1969年版平装书，书名为《一去不返》，作者是约翰·华莱士·斯潘塞。当我仔细阅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其中大部分是经过改写和节略的纽约时报文章（在斯潘赛描述“萨达弗科”号轮船的一节中，有一个二十二字的句子，除了变换一个动词的时态外，与纽约时报文章中的报道完全雷同）。然而，斯潘塞的书中却不见该报中最关键的一句：“‘萨达弗科’号沿着海岸航行时，海岸上正刮起大风暴。”他在报道其他几则神秘事件时也做了同样的删节。
1974年秋季，在我的手稿完成后六个月，离该书出版也还有六个月时，另外有两本关于这一题目的书问世。理查德·威纳尔写的《魔鬼的三角》和查尔斯·伯利茨写的《百慕大三角》都说到《萨达弗科》号事件是一个未解之谜。从词句上看，威纳尔的写作材料取自纽约时报，而伯利兹的则取自加迪斯的文章。他们谁也没有提到大风暴。应当说，加迪斯、斯潘塞、威纳尔、伯利茨及其他一些作者遗漏了这一关键的情节，至少也是研究中的疏忽。我在研究其他一些事件时发现，所有将这一问题写成神秘事件的作者都是仿照这种蹩脚研究方式行事的。
也许，百慕大三角的主要故事之一“埃伦·奥斯汀号”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个例子说明各个作者如何处理一份并不可靠的给定“原始”资料。对大多数作者来说，不论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这一故事的出处是1914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占星家谈话集》的书，作者是鲁珀特·古尔德。以下是他的全部叙述：
“最后的，也是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在适于航海的环境中出现弃船的情况。英国轮船“埃伦·奥斯汀”号在大西洋中部遇到了这种情况，时间是1881年。“埃伦·奥斯汀”号派遣一小组押送捕获船的船员登上陌生弃船的甲板，并指示他们开往纽芬兰的圣约翰，那也是“埃伦奥斯汀”号的目的地。两条船在浓雾中分手了，几天后再次相遇。那条陌生船只又遭遗弃，押送捕获船的船员们和他们的前任一样，也永远消失了。
遗憾的是，古尔德没有让他的读者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一资料的。为了与以后的文章对比，现将古尔德文章的基本材料列举如下：
字数统计：86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于航侮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几天后两船再次相遇，这条陌生弃船再次被遗弃
弃船的最终命运：未提及
这一故事后来又在文森特·加迪斯的文章和书中出现。他承认古尔德的文章是他书中资料的来源。加迪斯1964年的文章摘要如下：
字数统计：115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一切正常，有（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痕迹。
两船分离的原因：暴风
第二次发现：纵帆船被抛弃，新船员消失
最终命运：在第二批救援队员经劝说登上被抛弃的船只之后，又刮起暴风，使两船分开。纵帆船及其船员即不复见
在加迪斯一年后出版的书中，描述情况与他的文章不同，也与推测中他取材的古尔德的文章不同。
字数统计：188
地点：大西洋中部
时间：1881
弃船的环境：适合于航海的天气，一切正常，无任何物件丢失，无（在暴风雨中）挣扎过的迹象
两船分离的原因：浓雾天气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浓雾消散，船长发现被抛弃的船只。他看到它的航线飘忽不定而感到惊奇，遂命令舵工使船接近它。给予信号，而无反应。登船人员搜索了陌生船只的每一角落，但未发现有关失踪人员命运的任何线索
最终命运无法劝说“埃伦·奥斯汀”号的其余水手再次登上弃船。“埃伦·奥斯汀”号驶离时，它被遗留在后面，最后消失在地平线处
加迪斯关于这一事件的两次说法相当矛盾。他在书中的描述比他资料来源的古尔德报道要长一倍多，主要是由于他增添了描述的细节。他告诉我们，船长曾感到惊奇，弃船的航线飘忽不定，船长给舵工下达了命令，向弃船发出信号，并搜查了它的每一个角落等。如果这一事件当真发生过，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完全可能如此。然而对于任何一位作家来说，他作出如此详尽的叙述，但在其引以为资料来源的著作中又没有这样的描述，这就是不正当的了。
在加迪斯的两次报道中有几处重大的矛盾，其中包括地点的矛盾。他在文章中写道：“有挣扎迹象”，但在书中写的是“无挣扎过的迹象”。这可能是由于排字工人在文章中排漏了一个“无”字，因此这一矛盾不一定是加迪斯的错误。可是，古尔德唯一提到纵帆船当时所处环境是适合于航海的。加迪斯没有丝毫根据可以说有挣扎迹象或者无挣扎迹象。两种情况的证据他都没有。关于挣扎的任何说法都会使读者以为加迪斯实际上掌握着更多的资料。
两次说法中关于两船分离时所处环境的矛盾以及救援队员人数的矛盾，表明研究工作做得既匆忙又粗糙，可靠程度很小；然而，我也不赞成将事实小说化，例如描写船长的惊奇以及古尔德书中所没有的另外一些情节。如果这看起来有些吹毛求疵，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以下有关这个事件的报道。
伊万·桑德森在七十年代出版的《看不见的居民》一书中说明，他使用加迪斯和古尔德的书作为他叙述“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来源。我再总结如下：
字数统计：对事件的描述——242，分析——187，合计429
地点：大西洋北部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上无人，其他情况完全正常。发现时船只完好，食物和水都很充足，无暴力或事故的迹象。船舵受到波浪冲击，船只处于下风，在微风吹拂下飘忽不定。横桅索松开。船长向纵帆船发出询问，未获回答，于是派出登船搜查人员，并决定由押送捕获船的人员设法援救
两船分离原因：当他们驶向纽芬兰时，天降大雾
第二次发现：大约两昼夜后，大雾消除得见纵帆船在海上飘忽不定。它再次被舍弃了。但船上一切都很正常。索具已修复，船帆已扬起
最终命运：其余船员拒绝登上纵帆船，船被留在后面
桑德森在分析这一事件时报道说：这一事件可能与海上抢劫、（通常为得到保险金而谎报轮船遇难的）欺骗行为或“埃伦·奥斯汀”号的船员有关；在第一次发现纵帆船后并没有找到船的证件；救援队写的临时航海日志或已丢失，或未找到，也没有进一步提到。（“进一步”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这件事曾经提到过，但他不说是在哪里提到过。）桑德森提出，这件事可能是个神话，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押送捕获船的船员，或许他们已经被谋害。但另一方面他却写道：“他们的名字已记录在案”（也不说记录在什么地方）。还说，剩下的船员能若无其事地干一场暴行，而每个人又顶住盘问，这未必可能。（他并不说明假定他们受到的审讯的细节或根据推测从哪里可以得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记录。）这里请再读一下古尔德的著作，它会使我们想到这就是桑德森所用资料的直接出处，也是他通过加迪斯的著作所得资料的间接出处。然后，请想一想，桑德森告诉读者的其他“资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查尔斯·伯利茨于1974年写的《百慕大三角》一书中也讲到“埃伦·奥斯汀”号的故事。他在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加迪斯和桑德森的书名，但没有明确谈到关于“埃伦·奥斯汀”号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出处很明显是加迪斯的文章，他却没有列举出来。他也没有列举古尔德的著作，显然他并不知道，这本书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资料。
字数统计：172
地点：亚速尔群岛以西
时间：1881
弃船的情况：船被抛弃，一切井井有条，船帆捲起，索具完整
两船分离原因：风暴骤然而起
第二次发现：两天后重新发现弃船，派人登上该船，前一批登船人员已消失，无迹象表明他们为什么离开和到哪里去了。伯利茨还告诉我们船长坚持查清情况，船员的态度有保留，但他最后说服第二批船员登上弃船
最终命运：又刮起一场暴风，失去联系，纵帆船和第二批船员均不复见。伯利茨并未将该船的目的地告诉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怎样发展起来以及著作者创造伪科学的生动例子。桑德森报道中对船长的行动、船桅的松散支索、修复的索具的详细描写以及对航海日志的渲染，使人们看起来好象作者确实做了深入的研究。多少读者在听了这些完美的细节之后，最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真正发生过？作者真正了解的有多少，有多少又是虚构的？
现在，流行着一种荒诞的说法。认为有些作者在思考超科学可知范围的问题，深入研究院的科学家们看来不敢涉足的领域，探索“科学的边缘”方面是领路人，他们是勇敢地用光辉照亮崎岖小路的先驱者，有朝一日墨守成规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将不得不遵循他们的道路。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说法。我发现，有一些人的意见和这类作者对自己作用的看法相反。这些作者往往以不合逻辑的错误资料和公众的错误意愿将科学界搞得混乱不堪，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或至少妨碍了公众对科学进步的了解。我在他们身上着不到一点对问题的好奇心和彻底的探究精神，看到的只是十足的轻信和疏忽。他们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的兜售者。
我不知道，对“埃伦·奥斯汀”号和其他一些事件十分好奇，因而去作一些有益的研究并试图找到当时对实际发生事情进行报道的作者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由于十分尊重群众智慧因而将实际情况告诉他们的作者在哪里？我希望了解“事实真象”，并开始亲自去弄清“事实真象”。
在开始调查研究之前，我分析了古尔德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其他说法都是由它而来的。我认为他的资料来源和报道都是不充分的；否则他所报道的日期会更加精确。人们未予注意的一个关键之点就是他所报道的事件发生地点为大西洋中部，那是至少在百慕大以东1000英里处。任何人如果把这一事件写作发生在百慕大三角地区之内或附近，那么他不是十分粗心就是以为他的读者是十分粗心的，以为读者不会自找麻烦地到地图上查找这个地点。然而我在调查研究了其他事件之后，了解到百慕大三角的“边界”是极为灵活的，它的“边缘”十分宽广。有些作者把百慕大三角描述为“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的一小片海洋”，但他们把实际发生在“百慕大三角边缘地带之谜”包括到远至纽芬兰、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甚至令认不可思议地远至太平洋！为了探讨这一误差的范围，如条件允许，请参看一下地球仪，否则看看地图也可以。首先请确定一下百慕大—佛罗里达—波多黎各三角地带的位置：然后看看上述的其他地方位于何处，并自我询问一下，另外的一些作者怎么会出现这样大误差？
我从事研究的第一步就是访问伦敦劳埃德船舶协会，这一机构保存着此类海上事件的记录（要不是古尔德死了30多年，我还要找他询问此事）。不过，这次事件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不知道纵帆船的名字，因此劳埃德船舶协会不能找出有关它的任何资料。我查阅了许多讲述船只失事的权威书籍，但一无所获。我也查阅了《纽约时报》和伦教《泰晤士报》的索引，这两家报纸对于研究船只事件颇有价值，但没有一份列出这一事件。由于报道中说那船是开往纽芬兰圣约翰港的，所以我与当地图书馆取得联系，看看他们是否能助一臂之力。结果在档案中或在1881年的《电讯晚报》上都没有查到有关资料。我借了圣约翰另一家报纸《纽芬兰人》的缩微胶片，由于不知道确切日期，我就从1881年1月1日到1882年7月1日，逐日、逐页、逐栏地查阅，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资料。细读这种通常没有大字标题的文章中的小而模糊的印刷字体，是一件使人厌烦的工作。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每晚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