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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他只能这么说。
“老李呀，我看咱俩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矛盾激化到这样的地步，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说明在中纺公司这样的一个国有大企业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存在和积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想，要想真正解决中纺的问题，首先就应该闹清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样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纺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这很可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听着杨诚的这些话，李高成反倒好半天无以应对。他没想到杨诚竟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平时想着很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既保不住这个班子，又让我们失掉了民心。老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决心了？”
从理智上讲，应该说杨诚的看法和想法确实是成立的，从某个方面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要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感情上李高成却无法接受杨诚的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即便公司的那些领导十恶不赦，但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这么过早地下结论、而且是如此严厉的结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草率、过于武断了？何况你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你并没有同公司的领导干部进行过任何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就这么急急定论，想把公司的整个班子全都摞到一旁？还有，这次工人闹事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工人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背景，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闹清楚，怎么就可以这样盖棺定论地下结论？特别是让李高成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是，中纺的问题是我一个人亲自去处理的，中纺的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我应该是最熟悉的，中纺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我也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中纺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对中纺的问题如何下结论，首先应该由我来做，至少也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作为一把手的市委书记，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听我的汇报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下结论呢？沉思片刻，他便对杨诚说道：
“杨书记，是不是你听了今天上午那几个职工代表的反映，所以就觉得中纺的这个领导班子已经不可救药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话里不满和嘲讽的意味，同时他对自己立场的瞬息变化也不禁感到暗暗吃惊。在来这儿以前，他还想着如何说服市委书记下决心解决中纺的问题，尤其是想说服市委书记应该尽快组成一个比较大的专案调查组，马上到中纺进行全面的审核和清查，与此同时再组成一个暂时性的工作班子，全面接管中纺的领导工作。然而不知为什么，来到杨诚这儿还不到一刻钟，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好像一下子就全变了，就仅仅是因为杨诚的那些话刺激了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让自己感到无法下台吗？他突然觉得，原来在自己感情的深处，还是容不得别人对同自己有关的情感和事项上的任何伤害。所以在自己的下意识里，对中纺的那个领导班子，更多的只怕还是爱怜和袒护。自己怎么会这样？自己又为什么会这样？想到这儿，他赶紧又口气委婉地补充说道：“其实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听了那些工人们的诉说，一看了工人们的那些材料，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不，老李，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对中纺的问题尤其不应该这样看。”杨诚依然沉浸在一种困心衡虑的思考和沉重之中，对李高成情绪和语气上的变化，好像仍旧没有丝毫的察觉和领悟，“这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这么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如果只凭感觉可就太片面了。老李，不知为什么，在中纺的问题上，我总是有一种预感，觉得咱们俩的观点和看法很可能会不一致。刚才我已经给你说了，我所说的那些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我之所以先给你说出来，也就是想先给你亮明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也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对中纺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在眼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咱俩最好应该先达到基本一致，如果达不到一致，那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双方都清楚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相互都通了气，也就不必再相互猜测了。这以后再上常委会，由你作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让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拿出一个比较妥善和可行的办法来。不过老李你一定要记住一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样去解决，大的方案最终还得你拿。有一句话我不管你生气不生气、理解不理解、恼火不恼火，我现在也必须说出来，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张平《抉择》
十四
李高成和杨诚一块儿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的来说，两个人谈得还算投机。但在这一次同杨诚的真正接触中，李高成也再一次领略了这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市委书记的工作方式和领导个性。
自从杨诚调来以后，这是他这个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谈论问题。
首先让李高成没想到的是，在他还没有汇报以前，杨诚就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亮给了他！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这样做确实让他感到意外，也许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含义？联系到较早以前杨诚对中纺问题的一些看法，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市委书记杨诚在工作上的一种硬朗而又强悍的作风，这种作风是他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上很少碰到过的，所以也就让他感到很难对付。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却是不是有点太霸道、太强横了？对一个比你大了将近十岁，而且原本应该当市委书记的老市长，用这一套方法，用这种口气，用这种思维，是不是太欠考虑、太不尊重对方了？
不过反过来一想，似乎也没什么可奇怪、没什么可埋怨、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杨诚对中纺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就在1995年杨诚刚上任不久，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次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会议上，杨诚就直言不讳地以中纺为例，说像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众意见这么大，亏损这么严重，对它的领导班子早就应该考虑换一换了。说实话，当时李高成对杨诚的这番话是非常反感非常有看法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么，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好像这么大一个省会市，以前的工作就没有几件是正确的。这样的领导其实是最没有出息的领导、最没有本事的领导，也是头脑最简单的领导，同时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对自己的前一任政府、前一任书记，就算他们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决策失误的地方，也决不应该在上任之初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大讲特讲。这既是一个涵养问题，也是一个品质问题。好长时间了，李高成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满腹牢骚。不管怎么说，一个省会的市委书记，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是不应该有这种举止和失误的。后来之所以他对杨诚的看法有所改变，一是因为杨诚确实是个干实事有能力的人，二是因为杨诚也确实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三来也因为杨诚以他的行为最终证明他是一个很讲民主、很有公开性的人。对杨诚的这些特点，并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杨诚不会记仇，不会背过弯鼓捣人，也从不搞团团伙伙，尤其是从不搞一言堂，什么事也从不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像对中纺的问题，他当时一直是主张大动手术的，而且在会上也多次这么讲。但后来由于李高成的不同意见，不同意大动手术换班子的做法，最终杨诚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听从了李高成的意见，并且仍然决定由市长李高成亲自挂帅，全面主管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阳纺织集团公司。
好多人在事后对李高成说，这是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最终以市长一方胜利而告终。
然而李高成却从来也不这么看，在他心里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相反，他反倒常常觉得自己在表面上占了上方，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绳索，把真正的主动权让给了对方。
有时候，李高成也在心里暗暗思量，假如按照杨诚所说的那样办，如今的中纺可能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就算没有什么成效，但是，连李高成自己也不想面对的就是这个，但是，不管怎样，也绝不会像中纺现在这个样子。也确实如此，就是组成一个再次的班子，像中纺现在这个班子这样的情形不也就到顶了？至少也不会让群众这么愤恨、这么怨气冲天。
这就常常让李高成越想越有压力，越想越感到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纺发生了那么严重的情况时，他也没给市委书记杨诚通报，而是只身一人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中纺在闹事现场解决问题。
这是不是就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要是想去维护一个人、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就得为这个人、这个集团的利益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要受到它的株连和牵涉。对了是你、错了是你，出了问题也一样会是你！
这是中国的文化，也一样是中国的政治。
中国政治对其自身的制约，这大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是你的责任，你就得为其负责！
有一点让李高成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是，在多次的接触中，包括今天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中，他觉得杨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一点让他感觉很深的是，他觉得杨诚这个人没城府，不世故，不算计人，以至于让他感到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好像有点太单纯太实在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有时候又常常让他觉得杨诚这个人小瞧不得。他这种单纯和实在，往往会让你下不来台、让你难堪万分。觉得不对的事情，一旦发现，他会主动认错；而若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即便是要得罪一大片人，他也会坚持下去。
没有小心眼，却又十分细心。你觉得他不会在意的事情，常常是他比你知道的还清楚。
像今天下午的汇报，在许多地方着实让他暗暗吃惊。对于中纺的一些问题，他根本没想到他会比他还清楚。尤其是公司领导讲过的一些话，甚至是小范围讲过的一些话，他居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对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甚至比他知道得还多。比如他就知道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坐的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党委书记陈永明坐的又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副总经理冯敏杰虽然坐的是桑塔纳，但这辆桑塔纳的车内装修就花了将近20万！而这都是那些上访材料上根本没有的东西，简直无法想象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信息。
他同杨诚的一段对话，到现在还让他觉得有点惴惴难安、不寒而栗。
“老李呀，我有一个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对中纺的问题，我总是觉得其实你比我更清楚，比我更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大概你只是想再拖一拖，再看一看，希望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
李高成愕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出来。这个问题他没想过，他不知道自己在心底深处，是不是真有这种想法。然而有一点则是千真万确的，他真是做梦都在盼着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为中纺的工人，为中纺的这个班子，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自己什么呢？是解脱？是名誉？还是情感？也许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这么一个中纺，他实在是有点太累了。心累，活得也累。
见李高成没说话，杨诚却不依不饶地又说了一句更耐人寻味的话：
“对你这个市长和对我这个市委书记来说，中纺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这个班子有没有问题，也不是这个班子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班子有问题，换了就是了，领导干部有问题，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这都好办，没什么可担心的。老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中纺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等到这座冰山全都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这市长书记也许才会面临到最严峻的考验。到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我能不能顶住，你我还能不能这样坐在一起……”
李高成当时有些惊奇地发现，杨诚在说这些话时，这个向来给人以刚强果断印象的市委书记，竟显得是那样的伤感和忧郁。这种伤感和忧郁的情绪又是那么快地传染给了日己，他突然感到杨诚说的这些话意味是这样的深长、是这样的令人沉重、令人深思。
冰山一角，这个词真让人感到恐怖。
冰山一角的下面会是些什么？如果将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那么这严峻的考验又将会是些什么？
还有杨诚的那一句说了好几次的话，也一样让李高成感到难以吃透：
“……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还是因为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只是想着如何保住这些人过关？或者说，仅仅只是因为我的存在，中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就是想解决也解决不好？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杨诚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中纺的问题，必须是由你来挂帅，必须还得由你亲自去解决，否则任何人也处理不了中纺的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
是不是这样想的？
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