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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着，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回去，于是吵吵嚷嚷的情况也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马，向许多公开单
位的负责特务进行说服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人事安排，几乎全
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单位
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
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为了扭转这一情况，只有用劝说的方式去进行，再不能和过去一
样作硬性规定了。一些没有军官资历和不愿去军官总队的人，便采用推荐办法来安置。有些自己
请求另谋工作的大特务找到了较好一点的工作，如张国焘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署长，黄荣华活动
到广西救济分署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处长等单位之后，都有一些被推荐
来的人请他们分别安置。对这么大一批人员的转业安置问题，经过两年多还没有彻底解决。１９
４７年下半年还在苏州成立一 个转业人员训练班，收容了３０００多人。当时由于军统特务到
处不受欢迎，许多机构一听到就想法儿拒绝。以后加上各地大城市不断地被解放，特务人员逃出
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毛人凤始终感到这是最没有办法和最麻烦的问题。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为保密局起，便把过去军统时期每年４月１日召开的大会，从１９４７年
以后改于３月１７日召开，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
相同，主要是召开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
开会的日程也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举行公祭。先将大会礼堂布置成为灵堂，当中悬着戴笠的
遗像，旁边摆上随同戴笠一道摔死的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等几个大特务的遗像，后面用几十张长
条桌摆上过去军统长期历年因公因病死亡和被戴笠所杀掉的特务的照片，每一照片下面注明死者
姓名、年龄、籍贯和死去的情况。公祭仪式完毕后改变布置，下午开大会。第二天开工作会议。
所不同的，只是少了过去到公墓去祭扫的一项。中午会餐时，仍照例是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
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 杯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开
大会的第一天和工作会议闭幕的时候，也照例举行一次文娱晚会。
一般参加工作会议的人是，局本部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及各公开单位正副
负责人。先由局长报告这一年工作情况，局本部各处长报告主管业务情况，各省站长报告各省工
作情况，以及几个重要的公开机关负责人报告一下，便进行一般性的工作讨论，再分组进行审查
改进今后工作的提案。最后由局长作一次总结报告，提出下年度工作重点和应特别注意的一些事
项。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而改为工作会议后召见出席会议的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
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杰夫”这个名字批
阅公文和下手令，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但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
外行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无线电密码的
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经常变更，有些密码表只用
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容易研译出来，因此对本身的保密工作十 分
重视。
保密局成立后，原来军统局的机构虽大部保留下来，但都缩编和合并了，有的甚至裁撤。但保卫
蒋介石安全的特别警卫组却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还由原来的２００多人扩充到３００多人。当
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节警卫组”，一 向由侍从室开支，只专担任蒋住宅与办公地点
的警卫，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特别警卫组”则专任外层警卫，蒋介石外出
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一 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暗记。蒋最怕别人暗算他，每出
必仔细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还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
置好以后，他才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疯狂反共反人民的特务组织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１９４６年冬或１９４７年春间，蒋介石在召集这个局处长一级的大特务
讲话时，便着重指出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者之一。当毛人凤把听
训者的名单交给蒋以后，他逐一点了名，并念念不忘地一再提到死去了的戴笠，要大家向他学
习，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荣誉。接
着他谈到，今后工作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
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是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最后他希望大家要
多研究出一些办法，多想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很好地担负起这一 项直接和
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到了１９４８年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凤特别调集了３０个左右的省站站长，在
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了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
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在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了一下名
之后，首先对毛人凤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极为赞许。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对外勤负责
人控制不了，所以任命的各省站站长大都是由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和一些中级干部提升起
来的。但他后来发现这些人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因各公开单位
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等到毛人凤取代郑介民而当了局
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特别亲自主持，
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一些资历浅的站长
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一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为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
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这次他讲话的重点是要求
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
开掩护职业，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中去进行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
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
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工作人
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
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
出省站站长可以使用国防部专员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秘密。最后他希望各省
站领导人要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要有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力量来搞好
工作。他叫我们要重视利用中共叛徒的工作，但也应注意防范这些人。最使人不会忘记的几句
话，是他以非常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极力赞扬。他说：“你们都是
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能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
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
我的期望，能做出伟大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 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
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套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些如不努
力战胜，必死无葬身之地的一类老话。总之，如何运用特务的力量去消灭他所统治区域内的共产
党，这便是他对于保密局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２２号办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才迁入洪
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对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核定数目，内勤各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１００
０多名减为３３５人，外勤减为６０２３人，比原来少了近两万人。电讯部门人员则还保留了两
千名。到１９４８年才增加了外勤人员２８８０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
副局长。１９４８年２月间，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长
后，由毛人凤任局长，原任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这个局从成立到解放前逃往台湾为
止，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
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
毛人凤任局长后，立刻把郑介民的人撤换，而将他所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
办公室下设专员及秘书、助理秘书１０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过专员，毛钟
新、袁寄滨、周念行、郑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
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设军事、党政、经
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行动科（主管逮捕、枪杀、破
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
策反活动）和心理作战科；第三处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
科，主管组织人事；第四处仍和军统时期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
务等科，主管保密局各地无线电的通讯工作；第五处为司法处①，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
狱管两科（重庆中美所内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
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
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
任处长），这个处下设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
队长，一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 个总稽核室，由张冠夫任总稽核；一
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
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 的女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
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由瞿梦秋任组长。这个机构原来由张国焘主持，改组前张离开军统，
由瞿继任，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凤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
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
找有房子，只有在必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
局。特种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等方面的杀人放火的技术工
作，制造各种定时炸弹和各种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散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
等一类物品。１９４８年，又从人事处划出一 部分人专门搞对解放区的潜伏布置工作，成立了
一个布置组。
布置组由赵斌丞任组长，下设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或在
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来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也照样保留，专作储备高级
特务之用，由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由保密局局本部直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
４０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工作的高级幕僚，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
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
“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向外安置大
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也处理了一年多，还没有处理完毕。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
具出售，还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有些美式武器
装备，除配备交通警察总队外，还剩下不少。解放前，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
还把几个仓库的器材、物资、武器等一起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 种：如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四
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称为甲种站，为１６０人；安徽、贵州、新疆等称为乙种站，１１０
人；更小一点的地方称为丙种站，只有６０人。各地的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
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
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以及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
等人员；此外，还有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与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
另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重领导。省站一级大都由电讯处配
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
受站长领导。支台一 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任站长；河北站（设保
定），由杨清植、孔觉民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
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山东站许先登；青岛站梁
若节，河南站刘暨、杨蔚；陕西站侯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任冠军；新疆站佘万癣饶铁珊；拉萨
站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王微苏子鹄、沈醉；贵州站钱霁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
站（蓉站）杨超群、吕世琨；重庆站吕世琨、李修凯；康定站董士立；湖北站余克剑、黄藩初、
谢经武；鄂北站杨振铎；湖南站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唐玉
昆、翁一揆；南京站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王新衡，刘芳雄、王方兰；苏南
站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陈轶珍；浙江站章微寒、毛万里；福建站陈达元、王调勋；台湾站郭
寿华、林顶立；广东站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槎；广西站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李惟棉、谢力
公、杨华波、刘芳雄。我记不得站长姓名的站，还有承德、沈阳、长春、察哈尔、绥远、河西、
宁波、琼州等。在国外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后在站以
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
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１９４９年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时，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
任。以后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中午仍在一起会
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提出解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
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到解决。因各单位负责人都在一起，当面
商谈，不经过许多科股的周折，这样也逼得各单位负责人非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
上头，当场出丑。有些人便专门叫部下给他把一些公文摘出要点，带在身边去吃这顿饭，以便毛
人凤询问时，万一记不到，可以翻开看。毛人凤对这一 工作抓得很紧，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
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