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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吾故曰：“文襄不知权，文襄之所谓权者，乃术也，非权也。”
廉吏不可为
有客问余曰：“张文襄学之不化，于何处见之？”曰：“文襄自甲申后亟力为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曰：‘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身，本也；国，末也。一国之人之身皆穷，而国能富者，未之有也。中国今日不图富强则已，中国欲图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富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传》曰：‘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文襄率天下以富强，而富强未见，天下几成饿殍，此盖其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也。即此可见其学之不化处。昔阳虎有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君子既欲行有教之政，又欲务财用图富强，此其见识之不化，又不如阳虎。”
爱国歌
壬寅年张文襄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厉，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至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闻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半部《论语》
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子解“敬事而信”曰：“敬其事而信于民。”余谓“信”当作“有恒”解。如唐诗“早知潮有信，嫁于弄潮儿。”犹忆昔年徐致祥劾张文襄，摺内有参其“起居无节”一款，后经李翰章覆奏曰：“张之洞治簿书至深夜，问有是事。”然誉之者曰：“夙夜在公。”非之者曰：“起居无节。”按夙夜在公，则敬事也；起居无节，则无信也。敬事如无信，则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西人治国行政，所以能百废俱举者，盖仅得《论语》“敬事而信”一语。昔宋赵普谓：“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余谓：“此半章《论语》亦可以振兴中国。”今日中国官场上下果能敬事而信，则州县官不致于三百六十日中有三百日皆在官厅上过日于矣。又忆刘忠诚薨，张文襄调署两江，当时因节省经费，令在署幕僚皆自备伙食，幕属苦之，有怨言。适是年会试题为“道千乘”一章，余因戏谓同僚曰：“我大帅可谓敬事而无信，节用而不爱人，使民无时。人谓我大帅学问贯古今，余谓我大帅学问即一章《论语》，亦仅通得一半耳。”闻者莫不捧腹。
卷上（5）
理财
昔年沪上报章纷传盛杏荪宫保补授度支部侍郎。余往贺。及见，始知事出子虚。坐谈间余谓宫保曰：“今日度支部为财政关键，除宫保外尚有何人胜任愉快？”宫保欲然自抑曰：“理财我不如张宫保。”余曰：“不然，张宫保不如宫保。”宫保曰：“子何见之？”余曰：“张宫保属吏，至今犹是劳人草草，拮据不遑。而宫保僚属，即一小翻译，亦皆身拥厚赀，富雄一方。是以见张宫保之不如宫保多多。”宫保闻之，一笑而解。
王顾左右而言他
辜鸿铭部郎云：“昔年余至上海，谒盛杏荪宫保。宫保闻余《中庸》译英文一书刊成，见索。谓余曰：‘《中庸》一书乃是有大经济之书，乞君检送一本，为子辈读。’余谓曰：‘《中庸》一部要旨，宫保谓当在何句？’宫保曰：‘君意云何？’余曰：‘贱货贵德。’宫保乃顾左右而言他云云。”
官官商商
曾文正复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余谓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财数十年，其得财者，惟洋场之买办与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今日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一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爱官
近年朝廷整理财政，注意在绝中饱。然此犹治标，非治本也。今日民困固深，而官贫亦迥乎寻常。如刻核太至，其害将甚于中饱。曾文正所谓“爱其赤子，而饿其乳母”则是两毙之道。张殿撰季直曾谓余曰：“中饱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余曰：“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两不免皆有所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昔国朝蔡漳浦先生复郑鱼门书曰：‘士子廉隅不饬，欲启其羞恶之心，不若发其恻隐之心。恻隐心一挚，则己私自消。亲亲、仁民、爱物，一以贯之，羞恶、辞让、是非，相因而有。’此谓知本之论。”
亡八蛋
学部侍郎乔君谓余曰：“君所发议论，皆是王道。其如不行于今何？”余曰：“天下之道只有二端，不是王道就是亡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禁嫖赌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至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君谓张安圃为儒臣，安圃如此不明大体，是焉得为儒臣？张安圃是幼樵胞侄，当时亦清流一派，幼樵入赘合肥相府，而安圃亦与袁世凯结儿女姻亲，所谓清流者如是如是。昔班孟坚论西汉诸儒如张禹、孔光辈曰，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
倒马桶
丁未年，张文襄与袁项城由封疆外任同人军机。项城见驻京德公使曰：“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其幕僚某将此语转述于余，以为项城得意之谈。予答曰：“诚然！然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卷上（6）
贱种
有西人问余曰：“我西人种族有贵种、贱种之分，君能辨别之否？”余对曰：“不能。”西人曰：“凡我西人到中国虽寄居日久，质体不变，其状貌一如故我，此贵种也。”余询其故。西人答曰：“在中国，凡百食品，其价值皆较我西洋各国低贱数倍，凡我贱种之人以其价廉而得之易，故肉食者流可以放量咀嚼，因此到中国未久，质体大变，肉累累坟起，大腹庞然，非复从前旧观矣。”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乃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一至中国，辄放量咀嚼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必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
贵族
尝考英吉利立国原始宋真宗年间，有北族人据法兰西西北郡，适英国内乱，北族王率大众渡海平之，遂立为英王。于是国内北族为贵人，士族则概为平民，后有平民．中俊秀者乃得脱平民籍为士类，故至今英民分三等，曰贵族，曰士类，曰平民。近有英国名下土艾诺尔德氏论其国风俗，谓我英人平民耐劳苦、尚力行；士类好学尚智；贵族本北方之强，好勇尚气节，云云。余谓，今日满人，即我中国之贵族也，满人亦如英之北族，以武功立国，故至今犹以气节称，我汉人实逊焉。即以近年学西文学生观之，亦可略见一斑，其回国旧班学生不得意者不必论，其得意者无不身拥厚赀，以豪侈自雄。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文忠门下之凡谙西文，如罗丰禄辈，皆腰缠巨万，作富家翁，独联留守至今犹家如寒素，清操习风，真不愧为贵族人。
翩翩佳公子
国朝张履祥论教弟子曰：“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而已。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傲则为戾为狠，浮则必薄必轻，论其质，固中人以下者也。傲则不肯屈下，浮则义理不能人，不肯屈下则自以为是，顺之必喜，拂之必怒，所喜必邪佞，所怒必正直。义理不能人，则中无定主，习之即流，诱之即趋，有流必就下，有趋必从邪，此见病之势有然者也。”余谓：“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犯傲；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犯浮。傲则其学不化，浮则其学不固。其学不化则色庄，其学不固则无恒。色庄之至，则必为伪君子；无恒之至，则必为真小人。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昔曾文正曰：“督抚考无良心，沈葆桢当考第一。”余曰：“近日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应考第一。”或曰：“端午桥有情而好士，焉得为无良心？”余答曰：“朱子解善人曰：‘质美而未学。’端午桥则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者也，聪明之人处浊乱之世，不得闻君子之道，则中无定主，故无恒。无恒之人虽属有情，亦如水性杨花之妇女，最易为无良心事。吾故谓督抚考无良心，端午桥所以当考第一也。至其好士，亦不过如战国四公子、吕不韦之徒，有市于道，借多得士之名以倾动天下耳，岂真好士哉！虽然，既曰质美，端午桥亦可谓今日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
庸言庸行
英国名宰相论用人有云：“国家用人，宜重德而不宜重非常之才。天下之人既不可无君长，而君长之事有大小轻重，即寻常之识量，亦未尝不可以胜任。盖造物于经理天下之事，未尝秘有玄妙之理——若非一二圣智之人不可求解，惟忠信廉正俭约诸庸德，此固人人之所能行此，且加以阅历虚心，于从政何难之有？若无德行，虽恃绝等高才，焉能有济。故凡有才无德之人，断不可以任用。盖秉性敦厚，而才识不足者固能遗误事机，然其害岂若彼心术邪僻且有大才足以铺张扬厉、粉饰其邪僻者之能败坏国家，至于不可补救耶？”云云。此言庸德也。余尝撰联以自勖曰：“不忮不求，淡泊明志。庸言庸行，平易近人。”即此意云。
不吹牛屁
壬寅年，张文襄在鄂，奉特旨人都陛见，余偕梁崧生尚书随节北上，时梁尚书得文襄特保，以候补道员奉旨召见。退朝告余曰：“今日在朝房，闻锡清帅对客言曰：‘如咱们这种人如何配得作督抚。’君试志之。此君子人也。”后有客谓余曰：“今日欲观各督抚之器识才能，不必看他做事，但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署差缺之人，但看他左右所用幕僚，即可知其一二。”余答曰：“连他左右幕僚亦不必看，欲观今日督抚之贤否，但看他吹牛厌不吹牛厌。”人谓今日中国将亡于外交之失败，或亡于无实业。余曰：“中国之亡，不亡于实业，不亡于外交，而实亡于中国督抚之好吹牛厌也。”《毛诗》有云：“具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今日欲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厌作起。孔子谓“一言可以兴邦，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锡清帅，其人者可谓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矣。
卷上（7）
颂词
管异之尝谓中国风俗之敝，可一言以蔽之曰：“好谀而嗜利。”嗜利固不必论，而好谀之风亦较昔日为盛。今日凡有大众聚会及宴乐事，必有颂词竭力谄谀，与者受者均恬不知怪。古人有谀墓之文，若今日之颂词，可谓生祭文也。犹忆张文襄督鄂时，自庚子后大为提倡学堂，有好事者创开学堂会，通省当道官员、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有某学堂监督梁某，特撰长篇颂词，令东洋留学生刘某琅琅高读，兴会淋漓，满座肃然。适傍有一狂士，俟该留学生读毕，接声呼曰：“呜呼哀哉，尚飨！”闻者捧腹。
马路
有某省某中丞奉旨办新政，闻西洋有马路，即欲仿照举办。然又闻外洋街道宽阔，中筑马路，两边以石路厢之，以便徒步人行走。今省城民间街道狭隘，碍难开辟。后闻南京、武昌业经举行，民亦称便，遂决意办马路。既成，又在上海定购洋式马车，出门拜客皆乘马车，不用肩舆，亦觉甚适意焉。一日，有某道台之子，在马路上驰马，忽于人丛中冲倒一老媪，几毙命，行路人皆为不平。道台之子停马鞭指而骂曰：“抚台筑此路，本要给马走，故不叫作人路，而叫作马路。你们混账百姓敢占了马路，我不送你到警察局惩办已算你们造化，还敢同我理论呢。”有一乡人应曰：“哎哟，大少爷！如此说来，如今中国惟有官同马有路走，我们百姓都没有路走了。”后某中丞得闻此事，遂即停办马路，并不坐马车出门拜客，仍乘肩舆。韦苏州诗云：“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某中丞亦可谓难得矣。
大人有三待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或问曰：“何谓以匪待百姓耶？”曰：“今如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皆设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曰：“何谓以犯人待学生？”余曰：“今日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所作苦功同得一苦字耳。”至于大人待下属一节，今日在官场者当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说。袁子才曾上总督书有曰：“朝廷设州县官，为民作父母耶，为督抚作奴才耶？”
不问民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今日地方一有事故，内外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亟问曰：“伤羊乎？”不问民。噫！窃谓今日天下之大局，外人之为患不足畏，可畏者内地思乱之民耳。民之所以思乱者，其故有二，一曰饿，一日怨。欲一时即使民不饿，谈何容易，故人手办法，当先使民不怨。今民之饿者，新政使之也；民之怨者，非新政使之也。民非怨新政，怨办新政之衮衮诸公之将题目认错耳。我朝廷今日亦知新政累民，然有不得不亟亟兴办者，无非为保民而已，非为保外人以保衮衮诸公之禄位也。上下果能认清题目，凡办新政，事事以保民为心，则虽饥饿以死，民又何怨。孟子所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是也。
卷下（1）
真御史
昔司马温公论言官当以三事为先，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三者具而始可称谏官，然兼之者难矣。国朝陈黄中与王次山论谏臣书云：“御史之职，本无所不当言，而其要在裨主德、肃纪纲、持大体而已。”近日江春霖御史因参权贵褫职，遂恝然去官归乡。由此直声震朝野，人皆曰真御史。余谓江御史不畏强御，此顾名节也，恝然挂冠而去，此不爱富贵也，然今日国事如此之陵夷，岂是如前代朝有大奸大慝，窃政柄以抑扬威福所使然耶？特以上下皆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乾没以自神其智，此真患得思失之鄙夫，而皆足以亡人家国也。而今日言官即贤如江春霖者，亦未闻上一言以裨主德，建一议以肃纪纲，能使朝野上下革面洗心，徒亟亟攻讦一二贵人琐屑之阴事，愤愤不平一若与之有深仇积恨而不能自己，是尚得谓之明大体哉。
国会请愿书余尝谓诸葛武侯之《前出师表》即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何言之？武侯谓后主曰：“宜开张圣听”云云，此即是请开国会。又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