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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是快乐的，送人没有意思，我坐火车走。”我说。
巴洛玛不讲话，那天她一直没有讲话，把一条沙漠毯子摸出来，要我带走。又写了生辰八字，说平日不通信，这回到中国，一定要给算个命用西班牙文写来。
讲好大家都睡，清晨只我和夏依米去小城的车站赶火车去马德里。然后我飞瑞士，回台湾了。
那个晚上，其实没睡。将孩子的衣服、裤子都修补了一下，给厨房悄悄打扫干净，浴室也轻轻擦了一遍。回房数了一下旅行支票，除了留下一百美金，其余的都签好字放入一个信封里合上了。
这些，南都看我在灯下做，他很专注的盯住我看。我们不说话。
清晨六点二十的火车，出门时孩子都在睡。夏依米提了箱子装上车，巴洛玛用爬的爬到院子里来。我跑过去扶起她，摸摸她的脸，说：“亲爱的，不要愁，安心等，上天不会叫人饿死的。”她点点头，在轻微的发抖，身上一件单睡袍。我亲亲她，问她看得见早晨的山林吗，她说看不见。“我走了。”我轻声说。她挥手叫我去，一只手将身体挂在篱笆上。
我再看了她一眼，晨雾里，巴洛玛的眼睛张着，没有表情，好似在看着一片空茫的未来。
车门砰一下关了起来，我们开出小路，还看见巴洛玛呆挂在那个门边上，动也没动。
强尼守在自家门口，也只得一个寡母和他相依为命，强尼看见车经过，就去躺在路上。我下去拖他，他死也不肯起来。他的母亲，包着永远也不解下来的黑头巾，出来拉儿子，白痴、疯子的骂，也打得惊天动地。我们的车就这样跑了。
桥头边等着的是贝尼，我下车，笑着向他跑去，四周除了夏依米没有别人。我们很自然的亲吻了一下彼此的面颊，我对他说：“好兄弟，我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圣像牌来送给我，说得很轻，说：“唉！亲爱的妹妹，哪年再来啊？”不知哪年再来了，拍他一下，说：“走了！做个好牧人呀！”在小城几乎无人的月台上，夏依米跟我踱来踱去的散步。他反反复复的讲，希望过不久能有一个差事做，我啊啊的应着。天那么凉，铁轨看上去冰冷的。这不过是一个夏季的结束，到了冬天，这里会是什么样子？
车来了，我将行李放上去。跳下来，跟夏依米紧紧的抱了一下，把那个前晚预备好的支票信封顺手塞进他的口袋。他要推，看我眼睛一湿，就没再讲什么，他的眼眶，也慢慢绕上了一圈淡红。
“谢谢！”我说。他追了几步，火车开了，我扑在车窗上向他挥手，直到那个胖胖的身影淡成了一片落叶。
上面过的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九八三年又去了西班牙。巴洛玛的家人，在马德里的，没人接电话，打了数十次，电信局说那已是空号了。发电报也没有回音。一九八四年我在美国，写信去小村庄，回信的是夏依米，信中欣喜若狂，说在小城的一个旅馆终于找到了柜台的工作，是夜班，收入可以维持生活，不必再汇钱去。留下了旅馆的电话号码，叫我打去。
立即拨了长途电话，那边接话的是一位小姐，问起夏依米，她叫了起来，喊着：“你一定是他的好朋友ＥＣＨＯ，夏依米天天在挂念你。”我问：“那他人呢？为什么没有上班？”她说：“哎！很可怜的，旅馆生意不好，前三天把他裁员裁掉了。
巴洛玛又突然发病，送去医院，说是昨天送去了马德里——”
倾城倾城
一九六九年我住西柏林。住的是“自由大学”学生宿舍村里面的一个独立房间。所谓学生村，是由十数幢三层的小楼房，错落的建筑在一个近湖的小树林中。
是以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申请进入西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就读的。在与学校当局面谈之后，一切都似可通过了，只有语文一项的条件是零。学校要求我快速的去进“歌德语文学院”，如果在一年内能够层层考上去，拿到高级德文班毕业证明书，便可进入自由大学开始念哲学。而宿舍，是先分配给我了。
“歌德学院”在德国境外的世界各地都有分校，那种性质，大半以文化交流为主，当然也可学习德文。在德国境内的“歌德”，不但学费极为昂贵，同时教学也采取密集快速方法，每日上课五六小时之外，回家的功课与背诵，在别的同学要花多少时间并不晓得，起码我个人大约得钉在书桌前十小时。一天上课加夜读的时间大约在十六、七个钟点以上。当然，是极为用功的那种。别的同学念语文目的不及我来得沉重，而我是依靠父亲伏案工作来读书的孩子。在这种压力之下，心里急着一个交代，而且，内心也是好强的人，不肯在班上拿第二。每一堂课和作业一定要得满分，才能叫自己的歉疚感少一些。
苦读三个月之后，学校老师将我叫去录音，留下了一份学校的光荣纪录；一个三个月前连德语早安都不会讲的青年，在三个月的教道训练之后，请听听语调、文法和发音的精华。那一次，我的老师非常欣慰，初级班成绩结业单上写的是——最优生。
拿着那张成绩单，飞奔去邮局挂号寄给父母。茫茫大雪的天气里，寄完了那封信。我快乐得流下了眼泪，就是想大哭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当然这里又包含了自己几乎没有一点欢乐，没有一点点物质享受，也没有一点时间去过一个年轻女孩该过的日子，而感到的无可奈何与辛酸。那三个月，大半吃饼干过日的，不然是黑面包泡汤。
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朋友，当时，我的男友是位德国学生，他在苦写论文，一心将来要进外交部。而今他已是一位大使了，去年变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说了。
在德国，我的朋友自律很严，连睡眠时枕下都放着小录音机，播放白日念过的书籍。他说，虽然肉体是睡了，潜意识中听着书本去睡，也是会有帮助的。他不肯将任何一分钟分给爱情的花前月下，我们见面，也是一同念书。有时我已经将一日的功课完全弄通会背，而且每一个音节和语调都正确，朋友就拿经济政治类的报纸栏来叫我看。总而言之，约会也是念书，不许讲一句闲话更不可以笑的。
约会也不是每天都可以的，虽然同住一个学生村，要等朋友将他的台灯移到窗口，便是信号——你可以过来一同读书。而他的台灯是夹在书桌上的那种，根本很少移到窗口打讯号。在那种张望又张望的夜里，埋头苦读，窗外总也大雪纷飞，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我没有亲人，那种心情，除了凄苦孤单之外，还加上了学业无继，经济拮据的压力。总是想到父亲日日伏案工作的身影，那一块块面包吃下去，等于是喝父亲的心血，如何舍得再去吃肉买衣？总是什么物质的欲望都减到只是维持生存而已了。
因为初级班通过的同学只有四个，而其他十一个同学都不许升班，老师便问我想不想休息三个月。他也看见我过度的透支和努力，说休息一阵，消化一下硬学的语文，然后再继续念中级班是比较合理的。
听见老师叫我休息，我的眼泪马上冲出来了。哪里不想停呢？可是生活费有限，不念书，也得开销，对自己的良知如何交代？对父母又如何去说？于是我不肯休息，立即进了中级德文班。
中级班除了课本之外，一般性的阅读加重了许多，老师给的作业中还有回家看电视和阅报，上课时用闭路电视放无声电影，角色由同学自选，映象一出来，我们配音的人就得立即照着剧情讲德文配音——这个我最拿手。
“听写”就难了，不是书上的，不能预习，在一次一千多字有关社论的报纸文字听写考试中，一口气给拼错四十四个字。成绩发下来，年轻的我，好比世界末日一般，放学便很悲伤，一奔到男朋友的宿舍，进门摔下考卷便大哭起来。那一阵，压力太大了。
我的朋友一看成绩，发现不该错的小地方都拼错了，便责备了我一顿。他也是求好心切，说到成绩，居然加了一句——将来你是要做外交官太太的，你这样的德文，够派什么用场？连字都不会写。
听了这句话，我抱起书本，掉头就走出了那个房间。心里冷笑的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没有人要嫁给你呀！回到自己空虚的房间，长裤被雪湿到膝，赶快脱下来放在暖气管上去烤。想到要写家信，提起笔来，写的当然是那场考坏了的听写，说对不起父母，写到自己对于前途的茫茫然和不知，我停下了笔将头埋在双臂里，不知再写什么，窗外冬日的枯树上，每夜都停着一只猫头鹰，我一打开窗帘，它就怪嗥。此生对于这种鸟的联想有着太多寂寞的回忆，想起来便不喜欢。
每天晚上，修补鞋子是天快亮时必然的工作。鞋底脱了不算，还有一个大洞。上学时，为着踏雪，总是在两双毛袜的里面包住塑胶袋，出门去等公车时，再在鞋子外面包上另一个袋子。怕滑，又用橡皮筋在鞋底鞋面绑紧。等到进了城内，在学校转弯处，快碰到同学时，弯腰把外层的塑胶袋取下来。为了好面子，那脱了底的鞋总当心的用一条同色的咖啡色橡皮筋扎着，走起路来，别人看不出，可是那个洞，多少总渗进了雪水。进了教室立即找暖气管的位置坐下来，去烤脚，虽然如此，仍是长了冻疮。
同学们笑我为了爱美，零下十九度都不肯穿靴子。哪知我的脚尺寸太小，在柏林买不到现成的靴，去问定做价格，也不是一个学生所花费得起的。自然，绝对不向父母去讨这种费用，家信中也不会讲的。
那天考坏了，被朋友数落了一顿，都没有使我真正灰心，写家信也没有，做功课也照常，只是，当我上床之前，又去数橡皮筋预备明天上学时再用时，才趴在床沿，放开胸怀的痛哭起来。
很清楚的记得，那是十二月二日，一九六九年的冬天。
那时候，学校说二十二日以后因为圣诞节，要放几天的假，我跟一位同宿舍的男生约好，合出汽油钱，他开一半，我开一程，要由西柏林穿过东德境内，到西德汉诺瓦才分手，然后他一路玩玩停停去法国，车子由我开到西德南部一个德国家庭中去度节。我们讲好是二十三日下午动身。那时，由西柏林要返回东德去与家人团聚的车辆很多，边境上的关口必然大排长龙，别人是德国人，放行方便。我是中国的人，那本护照万一临时在关卡不给通过，就穿不过东德境内，而坐飞机去，又是不肯花机票钱的。
为了这事，那位与我同搭车的法国朋友心里有些不情愿，怕有了临时的麻烦，拖累到他。那位朋友叫米夏埃。他坚持在旅行之前，我应该先跑到东柏林城那边的东德政府外交部去拿过境签证。如果不给，就别去了。说来说去，就是为了省那张飞机票钱才弄出这么多麻烦的。
米夏埃不常见到我，总在门上留条子，说如果再不去办，就不肯一同开车去了。我看了条子也是想哭，心里急得不得了，可是课业那么重，哪有时间去东柏林。课缺一堂都不成的，如果缺了一天，要急死的，实在没有时间，连睡觉都没有时间，如何去办手续？
心里很怕一个人留在宿舍过节，怕那种已经太冷清的心情。“中国同学会”不是没有，可是因为我由西班牙去的，又交的是德国男朋友，加上时间不够，总也不太接近，又有一种不被认同的自卑心里，便很少来往了。
那天，十二月二日，终于大哭特哭了一场。不过才是一个大孩子，担负的压力和孤寂都已是那个年龄的极限。坐得太久，那以后一生苦痛我的坐骨神经痛也是当时死钉在桌前弄出来的。而自己为什么苦读——虽然语文是我心挚爱的东西，仍然没有答案。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也许因为哭累了，睡过了头，发觉桌上的小钟指着十点，又急得要哭。抓了书本就往车站跑，跑的时候，鞋子一开一合的，才知忘了扎橡皮筋。而左腿，也因为坐骨的痛压到神经，变成一拐一拐的了。
知道第一堂课是完了，赶不上。想，想自己如此苦苦的折磨所为何来，想成了呆子。站在车站牌下，眼看着一次又一次的班车走过，都没有上车。
逃课好了，冻死也没什么大不了，死好了，死好了。
没有再转车，摸摸身上的护照和二十块美金的月底生活费，将书在树丛雪堆里一埋，上了去东柏林围墙边，可以申请进去的那条地下火车。
柏林本来是一个大城，英美法苏在二次大战后瓜分了它。属于苏俄的那一半，是被封了，一个城变为天涯海角，不过一墙相隔便是双城了。
我下车的那个车站，在一九六九年是一个关卡，如果提出申请，限定当日来回，是可以过去的。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可以过来。
那个车站是在东柏林，接受申请表格的就是东德的文职军人了。
我们的护照和表格在排了很久的队之后，才被收去。收了便叫人坐在一排排的椅子上等，等播音机内喊到了名字，又得到一个小房间内去问，问什么我不明白。总之面露喜色的人出来，大半是准进东柏林去了。
等了很久，我坐着会痛，又不敢乱走，怕听不见喊人的名字，那儿，有一个办公室是玻璃大窗的，无论我如何在一拐一拐的绕圈子，总觉得有一双眼睛，由窗内的办公桌上直射出来，背上有如芒刺般的给钉着。
有人在专注的看我，而我不敢也看回去。
播音机叫出我的名字来时，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我快步跑进小房间，密封的那一间，没有窗，里面坐着一位不笑的军官。请坐，他说。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军官衣着很整齐，脸色不好，我一坐定，他便将那本护照向桌上轻轻一丢，说：“你知道这本护照的意义吗？”我说我知道。他听了便说：“那你为何仍来申请？我们不承认你的，不但不承认，而且你们的政策跟南韩一样。现在我正式拒绝你的申请。”我看了他一眼，站起来，取回了护照，对他笑了一笑，说谢谢。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
已经走出了门，那位军官是心动了，他很急的叫住了我，说：“你可以去西柏林付十五块美金，参加有导游带的旅行团，我给你一个条子，这种护照也可以过去的。”
我说，我是要去你们东德的外交部，导游会放人单独行动吗？再说，十五块美金太贵了，我有，可是舍不得。说完我没有再对那个人笑，就出来了。
决定逃学，决定死也可以，那么不给过去东柏林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去也就不去好了。时间，突然出现了一大段空档，回宿舍，不甘愿，去逛街，只看不买不如不去，于是哪儿也没有去，就在那个车站里晃来晃去看人的脸。
那面大玻璃窗里仍然有一种好比是放射光线一样的感应，由一个人的眼里不断的放射在我身上，好一会儿了，他还在看我。
等我绕到投币拍快照片的小亭子边时，那种感应更强了。一回身，发觉背后站着一位就如电影“雷恩的女儿”里那么英俊迫人的一位青年军官——当然是东德的。
“哦！你来了，终于。”我说。他的脸，一下子浮上了一丝很复杂的表情，但是温柔。“晃来晃去，为什么不回西柏林去。”我指了一下那个密封的审人室，说：“他们不给我进东柏林。”我们又说了一些话，说的是想先进去拿过境签证的事。一直看他肩上的星，感觉这个军官的职位和知识都比里面那个审人的要高，而且他不但俊美，也有一副感人而燃烧的眼睛，这个人那里见过的？
事情很快解决了，台湾护照东德不承认，给发了一张对折的临时证。上面要写明身高、眼色、发色、特征等等——在填写特征时，我写：牙齿不整齐。那叫它通行证的东西是白色的。说要拍张快照，我身上没有零钱，那位军官很快掏出了钱。一下子拍出来三张，公事用了两张，另外一张眼看他放入贴心内袋，我没说一个字，心里受到了小小的震动，将眼光垂了下来。
排队的人很长，一个一个放，慢慢的。那位帮我的军官不避嫌的站在我的身边，一步一步的移。我们没有再说话，时光很慢，却舍不得那个队伍快快的动。好似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心情，可是我们不再说话了。
等到我过关卡时，军官也跟了过来。一瞬间，已站在东柏林这一边了。凄凉的街上，残雪仍在，路上的人，就如换了一个时光，衣着和步伐跟西柏林全不一样了。“好，我走了。”我说。那个军官很深的看了我一眼，慢慢说了一句英文，他说：“你真美！”听了这句话，突然有些伤感，笑着向他点点头，伸出手来，说：“五�